阎长贵：因为送错一封信，从机要秘书成为阶下囚

引言

1967年1月，在戚本禹的引荐下，资历尚浅的阎长贵成为了江的秘书，也是其第一任专职秘书；不过，因为送错了一封信，他的秘书生涯就此终结。

而他在秘书的位置上，只坐了一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

送错一封信，断送秘书仕途

承接上文，本文主要讲述阎长贵后期的人生转折，从秘书到囚徒的转变。

晚年，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阎长贵回忆起了当时那封信的事情。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阎老也是记不清了，大概是在1967年的年底，或者是1968年的年初。

一封信从“办信组”转到了十一号楼，这十一号楼是江的住所，因此也常用“十一号楼”来代指她。

写这封信的人是一个女演员，来自于北京一个比较小的制片厂，信的内容很长，粗略一看约有上万字。

信里的内容很明确，无非就是该名女演员正受到冲击，希望江能出面帮自己摆脱困境。

当然，在信里，女演员也免不了对江进行一通夸赞。本来这封信也是稀松平常，当时有不少人写信来，也有着同样的诉求。

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信是没必要给领导过目的，领导不知道也是最好的。

但那封信里，女演员提到自己以前和江同名同姓，后来改名了；其实，这只是女演员用来拉近关系的说辞，但是阎长贵也有着自己的担忧。

他担心这个写信的人，和自己领导有什么亲属关联，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这封信转交给领导来处置。

于是，阎长贵就把信转交了过去，他还特意用曲别针别上一张小纸条，注明：这封信里有您的名字。

当然，最后证明这个女演员和江之间，没有一丝一缕的关系。

阎长贵把信转给领导的时候，还特意贴了小纸条，他想着即使是办错了事，也就是一顿训斥；可是，事情的最后结果，是他所不能想到的严重。

次日，领导把阎长贵叫到会议室，戚本禹和姚元文也在里面。

阎长贵一走进会议室，很明显的就感觉出气氛不对劲，三个人都是冷冰冰的看着他，一脸的严肃。

看到秘书走进来，江的火气腾一下就上来了，直接把那封信摔到桌子上，大声呵斥：“你把这封信送给我，是什么目的？”。

语气之严厉，让刚进门的阎长贵不自觉就被吓呆了，领导的这次训斥，不对，这不是在训斥，而是在审问了。

之前，作为亦师亦友的关锋就曾告诫过阎长贵，说他不适合做秘书，因为缺乏敏锐。

被指为“坐探”，成为阶下囚

遭到领导严厉的训斥，但是敏锐度不高的阎长贵，并没有把这个“失误”看得很重，他觉得只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没有引起重视。

这开始，往后的整整一个星期，领导再也没有找过他。

以往，除非领导午休和晚上睡觉的时候，阎长贵才有难得的休息时间，不然他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

在阎长贵被选为秘书后的不久，随着工作量的增加，又增添了一位新的秘书，叫杨银禄。不过，主要的事务还是由阎长贵在打理，杨银禄负责处理一些不是很紧要的工作，准确来说，相当于是给阎长贵找了一个副手。

在阎长贵因为送错信件，被训斥的期间，杨银禄正在老家料理亲人的丧事。

1968年的1月8日，晚上，杨银禄从老家回来。

他都来了差不多三个月，但是都还没见过领导，因此，阎长贵就想着明天带他正式和领导见个面。

次日一早，阎长贵就领着杨银禄去到办公室，告知这是这个新来的秘书，从老家奔丧回来了，顺带着介绍了一些杨银禄的个人情况。

话还没说完，就被领导给打断了：“他回来了，你还来干什么？你把文件清点清点，转给杨银禄同志”。

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阎长贵作为秘书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当天，阎长贵就和杨银禄进行了工作交接。

这时候，阎长贵还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觉得只是失去了秘书的工作，自己还可以被调到其他单位。

到了晚上九点左右，陈伯达和汪东兴来找阎长贵，主要是传达两个意思：

1、调回办事组工作；

2、先到警卫连的连部，进行一些审查。

当天晚上，阎长贵就跟着二人去往连部，路上，二人还宽慰，说去警卫连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审查。

阎长贵在连部一待就是四天，什么消息都没有，他心里也不免有些开始发慌。

在第四天晚上，陈伯达和姚文元来找他，给他带来了一个坏消息：他被认定是“三秀才”安插在首长身边的“坐探”，监控着首长的生活。

这所谓的“三秀才”，指的就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1968年的时候，这三个显赫一时的人物，也迎来了自己人生舞台的谢幕。

阎长贵一听自己被认定为“坐探”，脑壳里一阵“嗡嗡”作响，一片空白。

待陈伯达和姚文元走后，这一夜，阎长贵失眠了，他没想到，只是送错了一封信件，后果竟如此严重。

约莫过了十来天，他就被转进了监狱，开始了自己七年半的囚徒生活。

被遗忘的监狱生活

1968年的1月24日，在两名战士的押送下，阎长贵来到了监狱。

他穿上了一套黑色的囚服，并且名字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编号“6820”，这个编号的意思是，他是1968年第20个进来的犯人。

阎长贵的牢房面积很小，约莫只有八个平方，房间里只有一张一尺来高的小床；在牢房里还有一个便池，和一个专供洗脸的地方。

为了防止犯人出事，也为了方便门外的卫兵随时查看情况，因此牢房里的灯，在晚上的时候也是不熄灭的。

在监狱里，每天的伙食费大概是五毛，窝头、稀饭、馒头轮流着搭配吃，常吃的菜是大白菜和萝卜，有时候还会不定期供应一些水果；在春节或者元旦的时候，会改善一下伙食，供应饺子。

“开始书、报都不给看，每天只能呆呆坐着......我这七八年搬过几次住处，但都是在楼头的一间房.......为了打发时间，我就翻来覆去数床头暖气罩上的孔儿，后来就反复背诵熟悉的唐诗宋词，或者自己也学着做诗——不能叫诗，只能叫顺口溜，因为我不懂平仄格律。”

摘自《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

在1969年4月以后，他在监狱里的待遇有了改善，不仅每天的伙食涨到了一元，还允许他看报刊杂志；如果他想看别的书籍，打个报告，获得批准后就给他稍进来。

在监狱里待的七年半时间，阎长贵被提审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七年半，他只被提审了三次。

这三次提审，在他看来也是一种极好的“待遇”，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和人说说话了。

他住的是单人牢房，平常只能和卫兵们见面，而按照规定，非必要情况下，卫兵们是不能和他搭话的。

这七年半的监牢生活，阎长贵彻底和外面断了联系，他也不知道墙外发生了什么；而墙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是否还活着。

1975年5月22日，工作人员来到监狱，找到阎长贵，告知对他新的处理安排：转到湖南西洞庭农场进行劳动。

由此，拉开了他为期五年的农场劳动生活。

阎长贵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马给家里寄去了一封信，告知了自己的近况。

家里人收到来信后，都是掩面而泣，差不多八年了，才得知阎长贵的消息。

收到家书后不久，阎长贵的父母和妻儿来到农场，见过面后，父母得知儿子一切平安，就回到了老家。妻子决定带着儿子留在农场，于是，阎长贵和妻儿在农场安了新家。

后记

1979年9月，阎长贵的问题被解决，他被重新调回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80年3月，他回到了《红旗》杂志社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

2021年的6月10日，阎长贵以84岁高龄去世。

资料来源：

1、人民网；

2、《问史求信集》；阎长贵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