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门口的乌克兰：下一个古巴还是萨拉热窝

新世纪以来，北约与俄罗斯竞争与对抗关系出现新态势，双方竞争不仅包括北约东扩与俄罗斯的反制，还包括双方就南奥塞梯与阿布哈兹主权展开间接交火，欧美等国对俄经济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北俄双方围绕克里米亚与东乌克兰归属争端等。

此外，北约与俄罗斯还在叙利亚隔空交火，双方以各自的方式向土耳其施加影响，双方围绕“中导危机”互相指责彼此就《伊核协定》展开抵近较量等。在诸多对抗因素中，乌克兰危机就北约对俄安全战略的影响最为深刻。作为北约对俄安全战略的一个转折点，乌克兰危机是冷战后北俄关系由缓转厉的关键所在，也是北约对俄安全战略从单边消融转向全面敌对的重要节点。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一次讲话中指出，“2014年是北约历史、欧洲历史的关键年。

因为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其一是俄罗斯非法吞并克里米亚，这是二战后首次出现一个国家抢占或吞并另一个国家部分领土。

其二就是俄国人通过支持并且保持军事存在，使东乌克兰变得动荡。”对乌克兰危机后北约对俄战略变化进行归纳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北约对俄安全战略演变的进程及存在的问题有助进一步探知该战略的未来走势，并分析其在未来欧洲安全秩序建构中的所发挥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北俄双方一直强调协商与合作，但双方立场大相径庭。俄罗斯希望通过平等合作展示其大国地位，维护传统安全利益;北约则希望以对话与合作来软化俄罗斯敌对立场，抑制其侵略行为，确保俄罗斯不会脱离北约设定的欧洲安全路线。因此，北约对俄安全战略实际上采取了合作与对抗兼容、协商与遏制并举的复合式设计，即既强调以实力威慑俄罗斯，强力推进东扩与域外干预，消除可能影响欧洲安全架构的各种障碍，也强调运用“巧实力”，最大限度营造有利于北约的战略环境，对俄形成震慑和压制之势。虽然北约对俄安全战略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防范、融合、压制”始终是该战略的主导思想。尽管在北约对俄战略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曾出现许多极端事件，例如北俄双方军舰和军机相互对峙等，但北约仍采取了隐忍不发的态度，尽可能不激化矛盾。为此，北约对俄罗斯采取了以压促谈、以谈促变的措施，尽可能平息俄罗斯的疑惧和敌对情绪，以最小代价推进欧洲安全架构的建立。

与1991年、1999年和2010年“北约战略新概念”相比，乌克兰危机后，北约对俄战略出现三个变化:

一、 北约对俄政治立场发生变化

北约认为，俄罗斯虽无法左右欧洲安全走势，但在乌克兰危机中却屡屡以核力量相威胁，这使其成为欧洲—大西洋区域最大的安全危险，直接危及欧洲安全架构。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北约断定俄罗斯不再是竞争者，而是敌手，必须永久性地予以制约和削弱，因为俄罗斯不仅拥有庞大的军力且充满敌意，其危险程度甚至超过冷战时期的苏联。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上将公开表态:“北约过去对俄罗斯的政策过于温柔，今后不应继续‘拥抱俄国熊’，而应采取更强硬政策，直至做好战争准备。”

二、 北约对俄安全战略的路径与手法发生变化

北约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推行“混合战争”，对欧洲—大西洋区域构成新型安全威胁。混合战争模式既不同于传统型冲突与正规战争，亦有别于新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其最大的危险是不知不觉推进行动、让对手难以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形成的“混合威胁”，似乎使乌克兰局势不断向俄倾斜，导致北约空有庞大战斗力，却无法做出有效回应。这一新对抗模式显然影响到北俄对抗的路径，在客观上迫使北约调整对俄安全战略的手法，促使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达成一项能够确使北约应对‘混合战争’的战略。”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北约开始追求更为灵活多样的对俄战略，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或少受损失。从布达佩斯峰会到威尔士峰会再到华沙峰会，北约在一系列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对俄战略新思路。

这些新思路包括:一是采取政治隔离、外交孤立、经济封锁、金融制裁、社会分化、舆论宣传、技术限制、能源替代等手段，最大限度孤立俄罗斯，使之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同时削弱普京政府的执政基础，加速俄罗斯内变，从根本上弱化俄罗斯抗衡北约的综合实力。

二是实施威慑与防御并重政策，在波罗的海与东欧各国部署反导系统、情报收集与分析系统、战略级武器，提高前沿地带国家应对俄罗斯渗透的战备级别，强化应对“混合战争”的综合能力。三是谋求各盟国投资可互相操作的、尖端以及有效的设备，并在帮助各盟国决定如何以及在何处投资防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北约还支持盟国确定和发展多国合作项目，以便为北约安全提供关键的防御能力。

三、 北约调整并扩大了对俄战略的适用范围和领域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明确提出，“我们不断看到的事例是，俄罗斯试图通过干涉国内政治进程，实施网络攻击，继续破坏东乌克兰的稳定，支持阿萨德政权。这些都造成一种高度紧张的局面，北约与乌克兰关系相较几年前更复杂。”为更有效制衡俄罗斯，北约不再将对俄战略限定在欧洲，而是将双方对阵的战场扩展到俄罗斯影响所及之处，双方对阵领域大幅扩展。在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对盘踞在叙利亚的恐怖组织实施打击，以此转移北约视线。普金对俄罗斯战略意图直言不讳:“我们不想让叙利亚出现伊拉克和利比亚那样的结局，看看埃及，人们会称颂塞西总统在危急形势下接管责任和权力，目的就是维持国家稳定。”在美国政府试图颠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之际，俄罗斯派军机远赴委内瑞拉军事基地，力挺马杜罗政府;在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美苏中导条约》后，俄罗斯旋即宣布退出该条约，重启新型中程导弹研发;在美国退出《伊核协定》后，俄罗斯则发誓全力挽救该协议等。俄罗斯这些主动行为，客观上给北约造成被动态势，迫使北约不得不“两线作战”，即北约既要有效对抗俄罗斯多个方向的“挑衅”，又要在处置各种类型危机中确保“政治正确”。为此，北约在华沙峰会上一再强调要从各个方向或地区应对俄罗斯的混合威胁。北约认为，只要自己出现任何示弱行为或行为缺失，都会导致在与俄罗斯的对阵中败落下风，进而削弱北约在国际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引领作用，使北约预设的欧洲安全架构失去方向。

调整后的北约对俄战略谋求在更大时空推进对俄战略压制，同时也注重具体问题上的较量。换言之，北约既重视应对各种正面或侧翼威胁，也注重应对各种零散或非正式威胁;既重视长时段竞争，也重视瞬时性安全回应。总之，北约对俄战略的新主旨在于，在双方可能发生冲突的任何地区或领域采取行动，不放弃任何有效压制俄罗斯的机会，尽可能采取一切手段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与影响。

在未来欧洲地缘政治分层中，虽然实力并不对等，任何一方均无绝对把握战胜另一方。因为北约单凭增加成员国数量，不足以改变双方竞争规则，北俄双方只能深陷相互威慑和竞争的恶性循环，这种状态将长期主导欧洲未来安全生态。未来欧洲政治与安全“分治”局面，与冷战时期欧洲的分裂与对峙极为相似，但并非简单重复，亦谈不上冷战再现。但无论如何，其结果都将不利于欧洲实现长久和平、稳定与繁荣。

（保留所有权利，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制度开门”。资料来源：王秋怡 许海云：乌克兰危机后北约对俄罗斯安全战略及其转型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