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晚年为何沦落为无耻恶霸？

答：如果要在明代的“文化名流”里，找一位“承包各类书画辉煌成就”的杰出人物，那必须有董其昌。

这位穷秀才家庭出身，早年曾屡试不第的文化巨匠，其艺术道路堪称励志。早年参加科考的他，曾因一笔烂字遭到恶评。但此后经过多年勤学苦练，他的书法就自成一家，其飘逸空灵的风格，享誉后世数百年，就连百年后的乾隆皇帝，都是他墨宝的铁粉。他的绘画更是惊艳，作为“松江派”的领袖，他将禅宗思想带入山水画中，传统的中国山水画在他笔下从此焕发新生。可以说，或诗或画，他随便几笔，都足令后人高山仰止。

更叫好些后世书画爱好者眼热的是，比起许多古代大师们寒苦一生的悲情命运来，董其昌却着实好命。虽说前半辈子科考受了点挫折，后半辈子仕途也几次起落，却总算是高官厚禄，还一度贵为帝师。其艺术生涯更是名利双收，书画作品在明代的“文化市场”上，常年价格飙升，哪怕是“尺素短扎”，都惹得粉丝们加价抢购。《明史》里形容说，他家成天门庭若市，还有人专门从外国跑来重金求画。简直是躺着有钱花，妥妥的人生赢家。

不过，就是这么一位“人生赢家”“文化大师”，人生里却还有着另一副嘴脸：恶霸。比如一些史料里就形容他“淫奢如董卓……以文巨恶”，简直就是“淫棍”加“恶棍”。十多年前一部火遍全国的“白话写史”读物里，对董其昌的这幅嘴脸，也有过生动概括：“比如董其昌先生，虽然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老百姓都受不了。”

对如此辣眼睛的形象，几百年里，也不停有“铁粉”为董其昌喊冤，今天也有“文艺爱好者”考证说，董其昌之所以被称为“恶霸”，完全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人，遭到了政敌的煽动攻击。那历史上真实的董其昌大师，真的有这么冤？其实，导致他“变恶霸”的事件并不复杂，即明朝万历四十三年，发生在松江地区的“民抄董宦”事件。

那年的董其昌，辞官回家已经9年，但其书画已经享誉海内外，还曾给太子做过老师，正是事业人生的黄金期。光环下的董其昌，全家因此也越发膨胀，其子董祖常看上了秀才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竟直接派狗腿子上门抢人，没抢着就把陆秀才家砸了个稀巴烂，成了当地大新闻。

如果说这事儿，还可以推给董其昌的宝贝儿子，那么接下来的事儿，董其昌就样样甩不了锅：陆秀才家被砸后，当地流传着一部名叫《黑白传》的说唱曲本，暗讽董家横行霸道。董其昌怀疑此事是另一个秀才范昶所为，竟把范昶抓进府里严刑拷打，导致范昶被折磨致死。范家的寡妇随后也遭到董家恶奴的欺凌。范家“走法律程序”告到了衙门，董其昌竟又托关系一顿运作，把案子给“拖”了下去。这一系列操作，全是“恶霸套路”。

但横惯了的董其昌，这次显然“作”过了头，由于这次犯了众怒，所以松江当地很快有了“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受够董家欺压的百姓们很快付诸行动，愤怒包围了董其昌的宅院，这次可不是为“求画”，而是要有仇报仇。饶是董其昌雇了一群凶恶保镖，可还是分分钟被打成了战五渣，连宅院也被一把火烧精光，董其昌多年来的藏品作品都烧成了灰，他本人也狼狈逃到苏州避难，半年多以后才敢回来。

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在焚烧董家宅院时，这些誓言“先杀董其昌”的百姓，表现得也非常理性，只要发现火势朝董其昌邻居家蔓延，就立刻组织救火，全力确保大火只烧董其昌家。对这场“精准打击”的行动，当地官府事后也处理得很“理性”，只随便抓了几个参与闹事的地痞，稀里糊涂就把案子结了。这场“民抄董宦”的折腾才总算落幕，并作为董其昌人生里的重大污点，从此流传数百年。

那么问题来，董其昌为什么会在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闹出这么一场“洗不白”的活剧，彻底坐实了“恶霸”身份呢？除了他个人的道德问题外，却还有两个折射了明朝死因的重要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明代士大夫阶层道德风气的堕落。

在董其昌生活的晚明年间，经过一轮轮的逆淘汰，明朝士大夫的价值观，早已彻底改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多是官员们嘴上说说，相反追求财富权位，则成了这些“精英”们心照不宣的事情。晚明的官场上，官员们除了拉帮结派，就是各种手段谋取私利。明末北京有谚语“改个号，娶个小”。即明末士子一旦科场中榜，就要先给自己取个别号，然后抓紧讨一房小妾，这样才能在官场里“合群”。

这样一群“做官为享受”的“精英”，心中又装着几分家国百姓？同样是董其昌被烧光宅院的万历年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赶考，与同伴们亲眼目睹了沿途饥荒里饿殍遍野的景象，以至于“毛骨凛凛”。然而待到进入京城花花世界后，当他还为惨烈的灾区现场痛心不已时，他那些同样目睹惨景的同学们，却早已出入京城的名利场里，天天沉浸花天酒地中，之前惨痛一幕，已是“若忆若忘”。这，就是大明朝的“天子门生”。

浸泡在这样一口大酱缸里的“明朝大师”董其昌，自然也没有免俗。他是个怎样的人，单从他的“财产状况”里就可以看出。发迹前的董其昌，家中只有几十亩薄田，算是读书人里的穷人。但在入仕为官后，他对官场上的捞钱套路，也很快驾轻就熟，竟然仅支付了四分之一的地价，就占有了十几万亩丰腴良田，转眼间就“富冠三吴”。这样的人有了钱，自然也要抓紧享受，所谓“抢男霸女”“骄奢淫逸”，于他都是正常表现。

有这样“正常表现”的，当然也不止一个董其昌，明末崇祯年间时，有位武生员就给崇祯进言说：“缙绅富豪之家，大者家产千百万，中者百十万”，吓得崇祯都不敢信。不过崇祯不信不要紧，李自成真信了。所以那么多“士大夫”们，统统被农民军“追赃助饷”，多次给濒死的农民军大补血。

而比这更严重的原因，则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的“畸形膨胀”。

虽然明末士大夫的堕落，是个全国性问题，但放在董其昌所在的江南地区，情况却更特殊：由于明王朝对官员的“优免”政策不断修正，江南士大夫们得到了大量“免税免赋役”的特权，外加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令他们凭着手中的特权聚敛财富。清代的学者就常感慨明末“江南多富家”。明朝嘉靖年间时，大贪官严世蕃还认为“家产五十万两白银”是富豪标准，但放在明末江南，这都小儿科了。

所以，虽然董其昌能“富冠三吴”，但他绝不是当时唯一的有钱人。比如无锡的邹家，明末时就有田产三十万亩，苏州的钱家，每年仅地租收入就有九十七万两白银。顾炎武估算说，明末苏州地区的士大夫家族，有的仅家奴就养了一二千人，可以说家家富可敌国。这群人不但相互勾搭连环，更在江南修起豪宅大院，垄断各种生意。如此一来，江南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激化，明王朝更是财税锐减，举步维艰……

因此就不奇怪，为什么董其昌把秀才家砸了稀巴烂后，官府对于如此恶行，居然能拖就拖。为什么当愤怒民众冲击董家时，董其昌会召来一群家奴护院。董家的膨胀，就是明末江南士大夫家族的缩影。而作为“大明清流”的他们，也不知不觉成了明末的大毒瘤，将大明朝活活拖入深渊。

大师董其昌沦为恶霸且狼狈避难的故事，说起来令人唏嘘慨叹。但他沦为恶霸的这几个原因，无论任何时代，都足以让人警钟长鸣。

参考资料：《走进晚明》《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史》《明代社会生活史》《一口气读懂明朝》

作者：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