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末年,虎头蛇尾的“永安纱厂”股票内幕交易案

吴福明 图说证券史

电视剧《潜伏》中,有下面一则暗号。余则成：“永安纱厂的股票还延期交割吗？”掌柜：“不！不延期，我想出手，我有一些套利的消息……五个点。”这并非虚构，延期交割为变相的期货交易，194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复业后，为活跃市场推出了此项交易，投资人可以利用延期交割的时间差，通过融资进行杠杆套利，“内幕消息”严重影响股价。当时交易所交易的股票有二三十只，永安纱厂则是龙头股，其“盘子”最大，成交最为活跃！

1948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失利，经济破产，政府开动印钞机维持开支，物价变动以小时计，法币最高面值达500万元，与美元的兑价超过1000万比1。 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两头牛，到1941年只可以买一头猪，1943年就只能买一只鸡，到1946年可以买一个鸡蛋，而到了1948年夏天，100元法币的购买力就只有1/4个鸡蛋了。

图一：1949年3月，永安纱厂股票，股东为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作者藏。

为挽救危局，蒋介石任命商务印书馆掌门人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决定实行币制改革。1948年8月20日，踌躇满志的王云五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政府从即日起实行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每元金圆券等于法币300万元，强制收兑民间金银外币，冻结物价与工资。金圆券发行总数为679，458亿元，王在记者会上对币制改革的保密工作似乎颇为得意。然而次日，上海《大公报》上一条消息狠狠地打了他一个耳光。

这天的《大公报》在报道政府的币改重磅新闻时，以《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为题报料称：19日上午，有某隐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直至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股票，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隐名之人是谁？这个消息是谣传还是事实？这岂不是给“币改”添堵吗？国民党最高层震怒，下令有关部门彻查。

图二：1949年2月，永安纱厂股票，股东为李子光，背后有股票买卖记录，作者藏。

很快，上海金融管理局和上海交易所监理员办公处同时收到了财政部密电：“务将事实真相于电到三日内详细报部，不得稍有隐纵为要，并加派周德伟参事赴沪，会同侦查”。财政部驻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理员对证券交易所各经纪人账目进行核查并调查了相关人员，但并无案件线索。另外，检察机关派人火速赶赴上海《大公报》，但撰写该报道的记者坚决不肯提供消息源头。

上海金融管理局调阅了交易所各经纪人证券买卖的清单，并对当天卖出股票的各经纪人核查，然而，各经纪人当天代理客户委托买卖股票数量并不多，并无任何违法之举。于是调查人员锁定了场外交易。

图三：永安纱厂股票经纪人代理买卖合同与经纪人股票买卖记录，作者藏。

经过对当天卖出永纱股票数量在300万股以上的经纪人初步排查，237号证券号老板杜维屏嫌疑最大，此人乃杜月笙的三公子。8月11～19日，该号连续抛空。经不住办案人员的追问，杜维屏道出了19日抛空永安股票的缘由。

原来，19日上午9点，老客户李伯勤携两女子来等候，其中一女子为李伯勤的妹妹李国兰，另一北方口音女子系杨淑瑶。李伯勤为她们分别开了“兰记”与“淑记”账号。开市时间一到，他们每人抛出二百万股，杜的证券号限制每人交易一百万股，但他们当场即付保证金，故允与之交易。

李国兰归案后供出在南京财政部任秘书的丈夫陶启明。陶启明承认8月18日上午11~12点间，徐百齐差人把他叫到办公室，有意无意间透露了政府币改的消息。徐百齐自商务印书馆时期即追随老领导王云五，1948年王云五任财政部长时，徐便任财政部主任秘书。

至此，由于财政部泄密而引发上海证交所发生抛空大案的案情已全部明朗，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最高当局鉴于币制改革伊始，并不想“节外生枝”进一步深究，暗示对此案淡化处理。于是，上海法院以“违反交易所法”罪状，分别将李国兰、杜维屏、杨淑瑶判处徒刑10、8、7个月，并以违法经营场外交易为由，吊销杜维屏的经纪人营业执照。徐百齐、陶启明则因“共同对于非主管或监管之事务利用机会图利”，各处徒刑七年。但徐百齐只坐了22天牢便出狱，陶启明不久亦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