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陕西村民挖出了两件宝贝，一件消失无踪、一件流传至今

鼎是汉语常用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鼎本意是古代的一种煮食物的器具。在古代，鼎不仅仅是用来烹煮食物，也是放在宗庙里祭祀用的一种礼器。鼎很大、很重，所以“鼎”又表示很盛大，如：鼎鼎大名、鼎盛。由于“鼎”的重要，又常用于比喻王位和帝业，如：定鼎、问鼎，所以，鼎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鼎是煮食物的大容器，水在鼎里翻滚称为“鼎沸”，比喻喧闹、混乱。鼎又有更新的意思，如：鼎革、鼎故革新。

所以说，鼎对于中国的意义非凡。

道光时期，陕西郿县礼村有村民挖出了两件宝贝——大盂鼎和小盂鼎。这两尊鼎历史悠久，出自周代名臣盂之手。当时国家尚无文物保护的概念，地方官府对盗墓行为的管理也不严格，各地文物交易不受限制，以至于，小盂鼎在出土后不久便遗失了。

大盂鼎几经辗转，被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购入。当时袁保恒在左宗棠的麾下做事，为了谋得升迁，袁保恒将重金购买的大盂鼎作为礼物，赠予左宗棠。左宗棠位高权重，亦有收藏金石的爱好。在得到了大盂鼎之后，对其爱不释手。

不过，没过多久左宗棠便将大盂鼎转赠给了潘祖荫。说起来，这潘祖荫虽贵为工部尚书，但当时的左宗棠已成为封疆大吏，为何要对地位低于自己的潘祖荫如此讨好呢？原来，左宗棠赠鼎完全是出于救命之恩。

早年左宗棠在骆秉章麾下担任幕宾之时，曾得罪了永州总兵，因此获罪。值此之际，侍读学士潘祖荫站了出来，替左宗棠说了不少好话，这才保住了左宗棠的性命。左宗棠始终想报答恩人的救命之恩，但潘祖荫唯好金石，且眼光极高，唯有大盂鼎这种级别的国之重宝能入其法眼。因此，在得到了大盂鼎之后，左宗棠思量再三，决定以此物相赠。

说起这大盂鼎，其形制是标准的周代三足鼎，高约一米，鼎口的直径为77公分，重达153公斤。在周鼎这一大家族里，大盂鼎绝对是罕见的大家伙。最难得的是，大盂鼎上篆刻了近三百个字，这是周康王向盂进行的告诫。周康王指出，当年先祖文王、武王靠仁政治理国家，希望盂能继承先代的遗志，为国家多做贡献。盂感激涕零，特铸两尊青铜鼎，并在上面刻下天子的教诲。

抛开大盂鼎本身的价值不谈，单单刻在上面的铭文，都已是无价的文化瑰宝。即便是在满清王朝，大盂鼎亦属价值连城的国之重宝。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有时获得了这种国之重宝未必是好事，反倒容易招致祸端。潘祖荫在朝廷的地位举足轻重，所以，在他生前，这尊鼎自是无人敢觊觎。然而，潘祖荫驾鹤归西后，祸从天上来，不少人都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大盂鼎。

起初，先是身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端方对大盂鼎起意，多次派人来潘家索要大盂鼎。不过，潘祖荫虽死，但余威尚在，潘家人毅然决然地拒绝了端方的“美意”。

在后来的日子里，又有洋人找上门来，开出天价希望潘家人能将此鼎转卖到国外。潘家虽已落魄，但风骨尚在，自不会做出这种将国宝卖到国外的事。因此，潘家人亦拒绝了洋人的请求，让这些投机取巧的外国人碰了一鼻子灰。

到了民国时期，有位北洋政府大员，打着让大盂鼎参加展览的幌子，想要将这件重宝据为己有。好在潘家人及时洞悉了此人的阴谋，并未将大盂鼎送去展览，这才保住了大盂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苏州城沦为敌占区，恰逢潘家家主潘祖年寿终正寝，因族内没有长辈做主，潘家的年轻人又不想让这件国之重宝被日本人所得。

最终，经一番协商过后，潘家的年轻人将包括大盂鼎在内的文物通通掩埋起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时有不法之徒觊觎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宝贝，所幸大盂鼎奇迹般地留存下来，没有失窃。解放战争胜利后，潘家人目睹了祖国的兴盛，也看到了大盂鼎最好的归宿。这次，潘家人再次聚在一起，为大盂鼎的未来做出了安排。

当时，族中最年长的是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潘女士提议将大盂鼎捐献给祖国，这一建议得到了潘氏长辈全票通过。就这样，这件大盂鼎在出土百年后，被陈列在上海博物馆的展区中，供群众参观。1959年，当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开馆时，大盂鼎被转送到首都，成为第一批参与展览的国宝。

后来，大盂鼎于国家博物馆正式落户，时至今日我们仍可在国博一睹其风采。

显然，在昏聩无能的满清王朝，朝廷是没有力量维护这件国之重器的；在军阀割据的民国时代，这件国宝亦无法得到妥善保护。唯有在国富民强的新中国，这件大盂鼎才能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为时人讲述那段尘封在史海中的往事。至于小盂鼎传说此器亡佚于太平天国之际，另一说法则以为项城袁氏实藏此器，重埋入土，今不知所在（断代）。

参考资料：

【《历史语言研究所商周金文暨青铜器资料库》、《西周大盂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