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核！以一家之力荷负“兴业”之重！金融资本家家族之三径堂蒋家

文│徐兵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把中华民族的家规家训做一个大数据分析，勤俭节约一定是出现频率最高之一。眼下看来这一美德似乎和鼓励消费的观念不同，鼓励消费拉动需求活跃经济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笔者以为从深层次来说两者并不违和。勤俭节约更强调的是一种理念，并非是不消费或者少消费，世界文明史上很多耗资巨大的文明遗迹，包括文学、艺术、技术革命等等，其出资人中不乏奉行勤俭节约者，所以勤俭节约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不浪费钱财，但要会用钱财，如果是造福人类社会有利国家民生的项目，虽千亿万数，不妨倾囊而出。本文以勤俭节约开篇，实在是文中将要叙述的杭州蒋海筹蒋抑卮家族超常的勤俭节约，但其为社会做贡献时又可谓一掷万金在所不惜。

家族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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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先世于乾隆年间从山阴（今绍兴）迁入杭州积善坊，以酒肆为业。据笔者推测，蒋家在绍兴时已经从事酒肆业，绍兴人善于酿酒，蒋家迁入杭州积善坊应当是两种考虑，一则升级为业主，二则是寻找更大的市场，同时又避免和绍兴同行竞争。钱塘自古繁华，然而即便在繁华之地的中心区域经营酒肆，蒋家并未发迹致富，直到第三代上方才爆发，而这第三代就是蒋廷梁、蒋廷桂两兄弟，发家致富靠的并不是本业，而是杭州传统的丝绸织造业。

蒋廷桂（1845--1934），字海筹，10岁入孔凤春香粉店当学徒，蒋海筹聪明伶俐，有珠算天赋，能双手同时运算两组数字，准确无误，可惜大字不识，只认得自己的名字，但是思路清晰，记忆力超群。蒋海筹13岁时，应兄长蒋廷梁之召唤，合伙经营丝绸织品，在积善坊老家创立“蒋广昌绸庄”，兄长廷梁会技术负责织造，蒋海筹则主要负责财务和销售，蒋海筹每天背负丝绸织品走街串巷，所有客户信息、财务账目全凭脑子记忆，堪称神奇。因为丝绸织品质量好，蒋海筹又善于应对，蒋广昌绸庄渐渐在豪门富家甚至官府中积累起名声，生意渐渐打开局面，自己来不及做的订单，开始分包给其他织户，而且两兄弟还改良了木织机，新式木织机又快又好，还能织出大件，仅靠出售木织机，两兄弟也大获其利。兄长廷梁没有儿子，过继了海筹的长子，后来廷梁英年早逝，这样蒋家的产业就有蒋海筹一人掌管了。1894年，海筹在上海后马路（今宁波路）设立了分销庄，店名广昌隆绸庄，接着在汉口、营口、奉天、长春、哈尔滨、青岛、苏州、九江等地相继设立分号或代销机构。到1908年，继续扩大营销范围北及京、津、辽、吉、黑、绥远、蒙古一带，南抵湖、广、闽、赣等地，更辟出口贸易，极一时之盛。诚如蒋世承先生整理的《海筹公生平》一文所言：“环顾当时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工商业大多由封建官僚、买办、地主投资创办，海筹公得兄长之助，从一介学徒起家，惨淡经营，独树一帜，成为名噪一时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家，实属不易。”

蒋海筹自奉俭约，不肯靡费一钱，但对于儿子的安排则大见智慧。蒋海筹生有两子一女，长子玉泉在绸庄帮忙，是蒋海筹的接班人，次子蒋抑卮，走求学入仕之路。可惜长子英年早逝，打乱了海筹公的家族布局。

蒋抑卮 像

蒋抑卮（1875--1940），名玉林，字一枝，又字抑卮。由于兄长帮助父亲打理家族产业无暇读书，蒋抑卮就奉父命自幼从名师习举子业，又以商籍应童子试，得补钱塘县生员。但本性不喜帖括，无意为官，一心锐意学问，在老师章太炎的影响下，尤喜读深奥繁难之古籍及清儒声音训诂书。在1902年赴日本留学之前，蒋抑卮大约是个富家读书子弟的形象，与一般纨绔不同，他耽迷于古籍善本，后来这成了他毕生的嗜好。蒋抑卮去日本游学实际是追寻救国之路，所以原本打算进东京武备学堂学习军事，但当时日本文部省规定自费生不得学军事，有感于国势凌夷，乃改学经济，专心研究邻国资本主义之所以勃发的原因，从而深知金融与实业关系至密，是国势强盛的根本。然而兄长过世，蒋抑卮于1904年7月前后回国，开启他金融救国的人生旅程。

以“振兴”为名

蒋抑卮（后排左三）与鲁迅合影

19世纪中叶，清政府腐败无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98年英使诱胁清政府同意由英商承造苏杭甬等5条铁路，英商怡和洋行据此与清铁路总办大臣盛宣怀秘密签订向英商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的草约，1905年，美商培次又拟攫取浙赣铁路的申办权。消息传出，浙江人民群情激愤。当时浙江士绅相信英法公使郭嵩涛的主张，由民间自行集资开矿、筑路，反对事事官府包办，“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浙江汤寿潜先生，1892年进士，1890年曾刊印《危言》一书，为拥护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大声疾呼，书中批评“官督商办”做法。铁路借款事发，1905年7月，汤寿潜在上海斜桥洋务局发起成立浙江铁路公司，主张由商人自办全浙铁路，掀起了第一次保路运动。当时清政府向英商怡和洋行借款合同是150万英镑，以路权作抵押。汤寿潜成立全省国民拒款会，上书通电“今外邦欲强迫我借外债办路，无异欲绝我浙人之命也。”对此，盛宣怀曾表示：“浙人若实力自办，此约不废而自废。”为防止政府食言，汤寿潜号召全省国民认股，很快筹集到近2300万元，（当时150万英镑折合1000万元），盛宣怀被迫废弃沪杭甬向英商借款的正式合约，铁路工程随即启动，汤寿潜后来也因此而被清政府革职，然功绩在世，众口皆碑。

1904年10月8日鲁迅致蒋抑卮的书信

集资款2300万元是极大的一笔资金，杭州金融界对这笔资金的保管运作已现困难，汤寿潜先生听闻蒋抑卮从日本学成回国，就倚为股肱，蒋抑卮即以所学，建议在浙路公司内部附设铁路银行，这原本也是蒋抑卮回国后的计划，可谓是正逢其时。于是1906年10月浙路公司在杭州召开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决议成立银行，独立于公司之外。这样既可以“内顾路本”，又能“外保商市”。会上，汤寿潜先生提议取名“浙江兴业银行”寓“振兴浙江实业”之意。当时中国，银行乃新生事物，浙江兴业银行堪称是第一家以民族资本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从后期的经营成绩来看，其对民族工商业的支持是巨大的，被称为“企业家自己的银行”，这也贯彻了兴业银行办行的宗旨。

浙江兴业银行走的是完全商股模式，成立之初的设想有点像浙路的财务公司。浙兴的股本是100万元，在当时银行业幼稚期相比于信成银行的25万元、一般大钱庄的数万元，算是很大一笔资本了，浙路公司认股数量是浙江兴业银行总股本的四成，公司集资款高达2300万元，投入浙兴银行的这笔资本不算大，这里面应该有控股权的考量。但是即便有了浙路公司的先期投入，私人商股依然迟迟无人问津。蒋抑卮乃说服其父海筹公，率先认购1000股，海筹公自奉极简，对外极吝，但为了爱子的事业勇于任事，一掷千金，成为浙兴银行的大股东。

1907年的10月，以“振兴浙江实业”为名义的浙江兴业银行在杭州正式挂牌营业

浙江兴业银行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十六日（5月27日）创办于杭州，同年九月初九（10月15日）正式营业，总行初设杭州三元坊荐桥，后迁至中山中路羊坝头自建大楼。由浙江铁路公司发起并呈请邮政部及度支部、农工商部注册立案。初期资本100万元，分为1万股，每股100元，分四期缴纳，开业时实收25万元。董事沈新三、蒋海筹、胡藻青、孙向青，胡藻青兼任总理。1907年设立上海分行，等同年11月获准发行兑换券。到1911年前，浙兴发行钞票总额近135万元，其中汉口分行约15万元，杭州总行和上海分行各约60万元，兴旺之势已成。

1911年10月10日蒋抑卮在上海获得消息：“湖北军民于昨夜12点半，在武昌起义，总督瑞澂不知下落”，蒋抑卮马上意识到汉口分行有挤兑风险，紧急准备现银，救汉行就是救总行，坚持“必须维持营业，取信于市”的信念，终于使三行的挤兑风潮彻底平息。经此一役，浙兴银行信誉鹊起，同行称羡，蒋抑卮作为第一大股东，夙兴夜寐，总结到：“这主要得力于浙总行沈新三先生、沪行总理樊时勋诸先生的同心协力......，又汤寿潜先生调三库之银......，至于抑卮之所以不避风险，共支危局者，诚以银行之信誉为立世之本，此其一；浙兴以浙路公司为服务对象，一旦停业将无以对两浙父老，此其二；蒋家是浙兴大股东，此其三。”说的坦然，其中艰险唯有亲历者体会最深。29年后的1940年12月29日，时任浙兴董事长叶景葵在蒋抑卮追悼会上致词：“漫天风浪，最险之一日，终得安渡，苟非抑卮先生之毅力热忱，则本行当无复今日之盛况。”对抑卮先生此日之战，记忆犹新。

蒋抑卮于1908年接替海筹公进入董事会，1915年收购所有浙路公司股份，持股超过浙兴银行总股数一半以上，同年，总行迁至上海，改杭州为分行，聘任叶景葵先生为董事长，由此，浙兴银行在蒋、叶的支持下进入全盛期。

铸不朽业

原浙江兴业银行杭州分行，现为工商银行浙江分行杭州羊坝头支行

1915年以后，蒋抑卮先生在浙江和上海金融界声望日隆，其智略渐为外界所知。1916年3月袁世凯帝制垮台，4月，各地发生挤兑，5月12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下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停止对外兑付现银。消息传出，举国震惊。中国银行上海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当天下午就商于蒋抑卮、叶景葵、项兰生及浙江地方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馥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等，抑卮先生因为有1911年那次兴业银行抗挤兑的实战经历，所以观点明确，提出要着眼于上海银行界的整体信誉，倡导同行间相互支持的风气。在浙兴等商业银行以及江苏省军政府当局的支持下，5月13日至19日，一场挤兑风暴安稳渡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成为反抗乱命的中流砥柱，对稳定全国金融市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18年至1927年这黄金10年间，浙兴银行吸收存款曾五度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浙兴银行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开宗明义全力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工商业的放款，占到各项放款的5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1925年放款已超过2000万元，1931年达到4000万元，1934年更是达到5800万元。这一时期得到浙兴放款的民族工商业达600余家，其中20余家实在濒临倒闭的情况下得到浙兴放款解救的，包括南通张謇的大生纱厂，就是在资金困难的时候得到浙兴的贷款得以渡过难关的，后来张謇多次在不同场合说浙兴是“我们企业家自己的银行”。从上海13家重要商业银行对工矿企业放款总数来分析：1930年和1933年浙兴分别占到25.6%和26.4%，名列第一。

蒋抑卮领导的“浙兴”鼎力支持钱塘江大桥建设

截止1937年，浙兴银行共设杭州、汉口、天津、南京分行，上海西区、虹口、霞飞路、北苏州路、无锡、郑州、青岛及北京8支行，常熟、苏州、新浦、吴兴、蚌埠、香港等地设立11处分理处，并设立仓库8处。营业种类包括银行一般业务、储蓄、房地产、信托、保险、代理等。抗战期间，南京、杭州分行及上海虹口、北苏州路、无锡三支行及分理处8处，均撤至总行内办公，其余支行分理处亦多撤并。1938年添设重庆支行，1943年7月1日升为分行。1939年添设昆明分理处。1942年12月8日汪伪政府财政部颁给钱字第153号营业执照。1944年资本增为中储券1000万元，实收1000万元，分为十万股，每股100元。抗战胜利后，改为法币1000万元。1946年3月1日，南京、杭州分行复业，同年5月1日上海虹口支行复业，北苏州路支行移设南市东门路复业，改称东门路支行，天津河壩支行迁移至东马路，改称东马路支行，以及南京建康路支行、苏州、无锡等分支行均相继复业。1949年5月资本改为4.1亿元人民币。1951年批准公私合营，参加新华等5家公私合营银行联合总管理处。1952年底加入公私合营银行。

且说蒋家在浙兴的入股资本全部来自抑卮先生的父亲海筹公，浙兴在1911年遇到挤兑风暴时，也是海筹公拿出家资帮助浙兴渡过难关的，所以，创办浙兴银行包括蒋家父子两人，海筹公出钱，抑卮先生出人。海筹公自奉极简，但对于浙兴银行确实大力支持不遗余力，蒋抑卮经营浙兴取得巨大成功，捐资浙江丝绸学院，他用父亲和自己的名字命名“蒋海筹、蒋抑卮丝绸奖学基金”，同时自己又捐资在浙江理工大学成立“蒋抑卮先生教育基金”。现在外界都知道蒋抑卮先生与鲁迅先生为至交好友，鲁迅日记中多有记录，鲁迅先生的译著《域外小说集》就是蒋抑卮先生资助出版的。其实抑卮先生对于文化事业的贡献更大的在于将毕生收藏古籍捐赠合众图书馆，这才是文化史上不朽之功业。

蒋氏先人可上溯汉平帝元始年间兖州刺史蒋诩，蒋诩归里，荆棘塞门，于舍前推开三径，日与故人求仲、羊仲燕乐其中。蒋抑卮在杭州积善坊老宅悬挂“三径堂”匾额出处就在于此。而“三径堂蒋”的界石至今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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