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北斗自古七颗星

谈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所谓“九星北斗”遗迹
一、自古以来的模样
天上的北斗只有七颗星，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常识。所谓常识，也就是社会上无师自通的普遍认知。为什么？因为只要你有眼，抬头看一眼晴朗的夜空就明白了——明晃晃的，就那么七颗星星。
可是令人感到愕然的是，2020年5月初，河南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向社会公布了他们联合发掘的巩义双槐树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一项由九个陶罐摆放而成的所谓“北斗”图形。此前一年、亦即2019年的6月，他们还公布，在郑州附近的荥阳青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中，也发现了一处“九星北斗”的遗迹。这两处聚落遗址的年代非常相近，都是距今5000年前后。
在“郑州全媒体”记者署名石大东、李娜、左丽慧三人撰写的《郑州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誉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河洛古国”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历史》这篇报道中，还特别谈到：“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表示，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的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至此。”这话听着似乎不大像李伯谦先生的原话，但他对所谓“北斗九星”高度重视应该不假。社会上随之出现一片喧嚣，都为这一中华文明的重大遗迹兴奋不已。
由于闭门读书，不问世事，我偶然了解到这一情况，已经是2021年4月中旬的事儿了。这一下子给我既有的认识造成了强烈的冲击。由于多少了解到一点儿天文学常识，感到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所谓“九星北斗”，应该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知道，北斗有几颗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董仲舒在他著名的“天人三策”里讲过一句名言，谓“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这话，讲得义正词严，煞有介事，可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天下是一群群的活人构成的，古之天下同今之天下既然不是同一拨人，当然就不会是一码子事儿。可作为自然现象的天体，同人这种高度社会化动物的变动毕竟是有所区别的——虽说也会有所变化，但在两三千年这样的时间幅度内，其变化的幅度是很小很小的。我年轻时候流行的一首歌里这样唱到：“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北斗当然也就还是那柄北斗。
这么讲，并不是我随随便便地按照流行歌曲来确定古代天体的性状。人是一种十分特别的高等动物，不光频繁地变来变去，还有一项很特别的功能——记忆；更特别的是，人还造出了文字来记述自己的经历和认识，这就是历史。根据历史记录，人就可以超越个人有限的经验，放开眼光，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来考察天体的状况。
刚才我提到的董仲舒，是西汉时期一位大儒。他的行年比司马迁还要早一些，辈份也高一些，司马迁曾亲闻董氏论学并促使他写出千古名著《太史公书》，以“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位董仲舒先生治学的特长，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那一套，讲究要“法天而立道”（《汉书·董仲舒传》），所以对天顶上日月星辰的具体状况，是很在意的，不会像现在那些青年男女一样望着星辰徒浪漫，而他就明确讲述说“北斗七星”（董仲舒《春秋繁露·奉本》）。
无独有偶，曾经向董仲舒求道问学的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也同样用“北斗七星”这句话来描述北斗的基本特征。须知司马迁出身于天文世家且身任“天官”，他写的这篇《天官书》是我们了解西汉中期以前天文知识最权威、也最全面的著述，这就意味着这“北斗七星”的说法，在他看来，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说法，或者说“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模样。我们看在《史记·天官书》中，附着于“北斗七星”之上的还有一套“天文占验”的说道（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七星北斗式盘就是当时干这档子事儿所使用的器具），而一般来说，这套东西至少是可以上溯于战国的，这就可以从侧面证明“北斗七星”说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

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七星北斗式盘

二、纬书中的“九星北斗”
北斗虽然自古以来就是七颗星，但并不等于人人都像董仲舒那么郑重其事一丝不苟，也不会人人都像司马迁那样具备切实的天文知识和高尚的史家操守，所以传世文献中也出现过不止一种“九星北斗”的说法。
乍一看，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这两个新石器时代聚落出土的所谓“九星北斗”遗迹似乎正可以与之相互印证，好像天上真的出过九颗星的北斗一样。然而，大家都知道“似是而非”那个成语，看着像，其实不一定是。
首先，在《逸周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九星”的说法。
《文选》卷三六任昉（彦升）《宣德皇后令》有句曰：“公实天生德，齐圣广渊。不改参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仪贞观。”唐李善注引《周书》云：“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时、岁，是谓九星，九星九光 。’”这些话不见于《尚书》，也不见于传世《逸周书》，但李善《文选注》尚别有其他不见于《逸周书》的“《周书》”佚文（案可参见清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卷一一《逸周书逸文》），殊不足怪。又《逸周书·小开武》载；“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顺明三极，……三极既明，五行乃常。……三极，一维天九星，二维地九州岛，三维人四左……’。”而晋孔晁注此“九星”之意，乃为“四方及五星也”。
这两种见于《逸周书》的“九星”，不管是周公旦本人讲的“星、辰、日、月、四时、岁”，还是晋人孔晁解释的“四方及五星也”，都同北斗毫无关系，而且语义十分含混模糊，所以在这里也没有必要再多费笔墨。另外，在《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里也有“九星悬朗，七曜周旋”的文句，其具体涵义，同样无从究诘。
接下来，我们看到，西汉后期人刘向在《七叹·远逝》中吟咏曰：
志隐隐而郁怫兮，愁独哀而冤结；肠纷纭以缭转兮，涕渐渐其若屑。情慨慨而长怀兮，信上皇而质正。合五岳与八灵兮，讯九鬿与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诉五帝以置词。北斗为我折中兮，太一为余听之。云服阴阳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苍龙之蚴虬兮，带隐虹之逶虵。曳彗星之皓旰兮，抚朱爵与鵕䴊。
关于这个“九鬿”，东汉人王逸注之曰：“九鬿，谓北斗九星也。”清人钱大昕就此考辨说：大家就是大家。钱大昕这一考证，看似仅仅是一个字的字形字义，对我们了解古人的天文观念，却十分重要。由于“魁”字在天文学上本为“斗魁”之义，也就是北斗的第一至四星，故刘向、王逸辈所谓“九魁”，实际上是用“魁”来代指北斗，“九魁”也就相当于“北斗九星”。这样一来，所谓“北斗九星”，也就真成了古人一种确切的说法了。
可刘歆以至王逸的讲法符合客观实际么？难道从司马迁到刘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天上的星体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骤然之间在原有的北斗七星附近新生出两颗亮亮的恒星么？稍微懂一点天文学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样的事情，谁也不敢说绝对不会发生，但它能够发生的概率，比地球毁灭的机率是要小得很多的。我们看一看相关的文献记载，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了。
从西汉晚期、也就是在刘歆那个时代开始，兴起一种很特别的“学问”，这就是“纬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谶纬之学”）。所谓“纬学”当然要有自己的学术典籍，这就是“纬书”。同孔夫子传授的经书一样，纬书也是人写的，里面讲的当然也是人话。不过与经书不同的是，纬书里还搀杂着海量的胡话和鬼话，这些内容当然很不靠谱。不幸的是，所谓“九星北斗”就是出自此等纬书。
《春秋》载桓公八年十月，“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公羊传》：“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东汉人何休解诂云：“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应十二子。”至唐人徐彦给这些内容做义疏，乃谓：
《春秋说》云：“立三台以为三公，北斗九星为九卿，二十七大夫内宿部卫之列，八十一纪以为元士，凡百二十官焉，下应十二子。”宋氏云十二次上为星，下为山川也。此言天子立百二十官者，非直上纪星数，亦下应十二辰，故曰下应十二辰，故曰下应十二子也。（唐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卷五）
又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九〇下《彗星占》下述云：“《春秋纬》曰‘彗星出北斗九星中’。”这讲述“北斗九星”的《春秋说》和《春秋纬》就都是典型的附着于经书《春秋》的纬书。
好了，在了解到纬书中的“九星北斗”之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九星北斗”的另一条重要史料。萧梁人刘昭在给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天文志》做注时，写有如下一段内容：
《星经》曰：“……璇玑者，谓北极星也；玉衡者，谓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子日候之。甲子为东海，丙子为琅邪，戊子为彭城，庚子为下邳，壬子为广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为汉中，丁亥为永昌，己亥为巴郡、蜀郡、牂牁，辛亥为广汉，癸亥为犍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为魏郡、勃海，丙戌为安平，戊戌为巨鹿、河闲，庚戌为清河、赵国，壬戌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荆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为南阳，己卯为零陵，辛卯为桂阳，癸卯为长沙，丁卯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兖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为东郡、陈留，丙辰为济北，戊辰为山阳、泰山，庚辰为济阴，壬辰为东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扬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为豫章，辛巳为丹阳，己巳为庐江，丁巳为吴郡、会稽，癸巳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为豫州，常以五午日候之。甲午为颎川，壬午为梁国，丙午为汝南，戊午为沛国，庚午为鲁国，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为玄菟，丙寅为辽东、辽西、渔阳，庚寅为上谷、代郡，壬寅为广阳，戊寅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为五原、鴈门，丙申为朔方、云中，戊申为西河，庚申为太原、定襄，壬申为上党，凡八郡。琁玑、玉衡占色，春青、黄，夏赤、黄，秋白、黄，冬黑、黄。此是常明，不如此者，所向国有兵殃起。凡有六十郡，九州岛所领，自有分而名焉。”（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上梁刘昭注）
清人孙星衍引述刘昭注语，视此《星经》为“古说”（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斗建辨》）。孙星衍虽未明言，但自是将其视作战国时期的甘氏或石氏《星经》。民国时竺可桢“北斗九星”问题，复引申孙意，把上述内容当作“三千六百年以迄六千年前”的天文现象（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见《竺可桢文集》）。
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审度此《星经》所述郡国，实属东汉时期的行政建置。如扬州吴郡，乃“顺帝分会稽置”（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四），冀州清河国，乃“高帝置，桓帝建和二年改为安陵”（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二），是则《星经》所说乃东汉顺帝至桓帝建和二年之前的建置情况，同甘、石《星经》没有一丝一毫关系。
当年孙星衍在信从刘昭引述的这篇《星经》为“古说”的前提下，复指实所谓“九星北斗”在通常所说“北斗七星”之外多出的那两颗恒星“即谓招摇、大角”（孙星衍《问字堂集》卷二《斗建辨》）。案大角星的赤纬亦即天球的纬度之低已接近北纬20度，似非黄河流域常见不隐之星。故竺可桢修正其说，以玄戈、招摇当之（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见《竺可桢文集》）。
竺可桢这样想，是因为《史记·天官书》记载说：“杓（案即北斗斗柄）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二外为盾，天锋。”这“矛”和“盾”当然是一组星体，故竺氏以为“招摇如为杓之一部，则天锋疑应属杓”，复因玄戈乃天锋别名，故谓玄戈、招摇为七星之外的那两颗星。
这样的论述只是以孙星衍毫无依据的“招摇、大角”说为基础而随意发挥，并没有严谨的论证。其实同样的说法，明人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一六九《说部·宛委余编》中也曾经谈过，但王世贞称其作此“宛委余编”，乃因“儒者读《左》《史》《两汉》《文选》《庄》《列》诸书，往往涉猎，不究训诂，以有日用而不知，亦有臆记而误用者”，故“聊为摘其一二，笔之以俟续考”，不过文人无聊之作而已，殊不足重。
尽管理据很不充分，论证的环节也颇显粗疏，竺可桢对“九星北斗”的解说，还是得到了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认同（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这一下子好像就成了通行于寰海内外的权威观点，自然也成为某些人在认证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这两处所谓“九星北斗”遗迹时顺手牵过来的重要依据。

竺可桢所定“九星北斗”图

这样的说法得当与否，且容下文再做讨论。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哪怕竺可桢、李约瑟等人理解的这种“九星北斗”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它也同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这两处所谓“九星北斗”遗迹毫无关系。这是因为玄戈与、招摇二星都在斗柄外端很远，而双槐树、青台两处出土“九星北斗”遗迹中在“北斗七星”之外多出那两颗星是分别被摆放在斗柄的上、下两方，二者的方位相差太远，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
回到刘昭注释《续汉书》时引述的那篇《星经》，我们可以看到，其成书之际正是纬书盛行于世的时候。它的性质虽属于天文占验类书籍（也可以说是“天文分野”著述），但显然也受到了纬学风尚的影响，这样才会以天上的“九星北斗”来配置地面的九州岛分野，即这一《星经》含有同前文所说《春秋说》和《春秋纬》一样的“九星北斗”，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三、增列辅与招摇二星
那么，这些纬学家们讲说的“九星北斗”到底是怎样构成的呢？史缺有间，直接的答案，现在我们已经无处找寻，不过若是揆诸情理，仔细斟酌，或许还是能够找到破解的线索。
竺可桢在论述所谓“九星北斗”时曾经谈到：“招摇离目前之北极五十一度左右，离西汉初北极亦四十度。不特非现时终年所得见，即两千年以前，在黄河流域亦非常明不隐之星也”（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见《竺可桢文集》）。西汉时期，尚且如此，那么，经我论定其撰著时间之后，这部东汉顺、桓二帝时期撰著的《星经》，其所载述的“九星北斗”似乎就更不应该包含招摇在内了，但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要复杂一些。
窃以为在思考“九星北斗”的真相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应当以“七星北斗”为最最重要的基本前提。
这意味着如下两点，也可以说是两大“原则”：第一，“九星北斗”应当保持“七星北斗”的基本形态，也就是那个“斗”形，当然也可以用现代的说法把它描述为“勺子”的模样。变多了，变大了，它就不是北“斗”了。第二，新增入的星体亮度不能太低，太低就同原有的七星不搭了。因为在“七星北斗”附近本来还有其他一些更暗的星，但人们站在地面上观看，这些星都很不明显，所以才依靠想象，把那七颗较亮的星连缀为一个“斗”形。不顾忌这两条原则么，就不易被社会认可和接受。
与这两条“原则”相比，竺可桢所说是不是一年四时常显不隐似乎并不一定那么重要。这是因为纬学家并不是科学家，看不见的时候不讲，看见了再讲就是了，这没什么妨碍。至于刘昭在注释《续汉书·天文志》时引述的《星经》，它所讲述的天文分野内容，之所以要以“北斗九星”来对应九州岛诸区，是因为常规的北斗只有七颗星，无法逐州分配，所以只好挪用纬学的“北斗九星”来配对。这样做虽然不够十分理想，但也聊胜于无。北斗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分野家想用而又确实没有合适的配置方法，这不过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我们看这部《星经》中后增的那第八、第九两星，地面上对应的幽、并二州都是北方边地；特别是幽州下辖的玄菟、辽东、辽西、渔阳、上谷、代郡等地，尤显荒僻，因而其是不是终年常显不隐，也就更不那么重要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刘向“讯九魁与六神”的词句与王逸谓九鬿乃“北斗九星”的注释上去。宋人洪兴祖具体指实这“北斗九星”中新增的那两颗星说，这是在七星之外，另有“辅一星，在第六星旁；又招摇一星，在北斗杓端”（洪兴祖《楚辞补注》卷一六刘向《九叹·远逝》）。
先来看位处“北斗杓端”的“招摇”（《史记·天官书》）。下面这幅星图，是我在前边出示过的那幅《竺可桢所定“九星北斗”图》上增添一条实线，直接连接起来招摇和北斗第七星摇光后所呈现的情景：

加入招摇之后的北斗

从这幅图中可以看出，招摇的亮度同北斗七星中的第四星亦即天权一样，而像这样把招摇和摇光两星连接起来之后，“杓”亦即斗柄部分虽略有弯曲，但还大致呈一直线。另一方面，与招摇相比，玄戈的亮度要低很多，而且若是在招摇与摇光之间插入玄戈，斗杓就会曲折如之字，完全不成了样子。
把招摇增入同北斗七星之中的合理性，还可以从《淮南子·时则》所述一年（太阳年）十二个月的逐月天象表征中得到体现。在《淮南子·时则》中，是用“招摇指寅”、“招摇指卯”，……直至“招摇指丑”这样的方式，来表述太阳视运动的位置变化，其中子、丑、寅、卯表示的是十二辰的辰位。
这是一种“地平坐标”体系，也就是把天际的地平线等分为十二个段落，各个区间分别用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来表示。用这种地平坐标来表述天体的运动，是为了便于体现天体相对于地球的运动轨迹。北斗之所以受到古人的重视，就是通过斗柄下垂于地面的指向，来体现太阳相对于这种地平坐标的视运动，实际上既可以体现地球公转的过程，也能够体现地球自转的状况。
《史记·天官书》记载“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杓”（今中华书局新点校本《史记》点断“璇玑”二字，误，《史记索隐》引《文耀钩》谓“魁为璇玑”），按照我的理解，其星体形态及相互关系，可见下图：

杓、衡、魁与璇玑、玉衡图

简单地说，就是分别用杓、衡（玉衡）和魁（璇玑。案《史记索隐》音《文耀钩》谓“魁为璇玑”）朝向地面所指的辰位，来体现天体的运行状况。我们大家都知道一条带箭头的线段才有指向可言，同时也都知道两点一线的道理，所以，在这里，杓实际上是指摇光与开阳两星之间的联机，衡是指开阳、玉衡和天权之间的联机（不是在这里三点才能连成一条线，而是由于这三颗星恰巧在同一条线上。“玉衡”一语又可表示这三星的联机），魁是指斗魁底部天玑、天璇之间的联机，“璇玑”一语表述的也就是这条联机）。
现在我们来看招摇同摇光这两颗星体的关系。一看“招摇”这个星名，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招弟”那样的人名。这会启发我们想到，“招摇”所要“招”的就是“摇光”那颗星，可见，在古人眼里，这两颗星是遥相呼应的，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

北斗与招摇位置关系图

明白上述情况就很容易理解，实际上招摇星起到的只是进一步强调地面坐标的作用，原因就是它的赤纬亦即天球纬度更低，更靠近地面，当然我们也就更能理解，所谓“九星北斗”列入招摇之星的合理性。
洪兴祖谈到的那颗“在第六星旁”亦即在开阳星旁的那一颗“辅星”，见于《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单纯看这颗星的亮度，是远远低于北斗七星中任何一星的，不会引人注目，但特殊的是，在地球上看来，它同开阳紧密粘连在一起（见前《加入招摇之后的北斗》图），是人类肉眼可见的唯一一对双星。
就是因为这一点，这颗星很自然地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关注，在观看北斗时，稍一凝神，大多都会看到它，还因其附着于开阳而赋予了它一些特别的政治象征意义。如《史记·天官书》即述之曰：“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
紧密附着于开阳星之上这一状况，使得在原有七星中添加上辅星，也丝毫不足以影响北斗的外在形态。因而洪兴祖以为辅星是“九星北斗”的看法也是合理可信的。当然，增入辅星和招摇之后的“九星北斗”与双槐树和青台两处出土“九星北斗”遗迹同样毫无关系。
四、所谓二阴星及其神隐的性状
后世大多数人对源自纬书的“九星北斗”的解释，不仅难以达到洪兴祖那般清晰的程度，还有一个神秘化的方向。

明末汲古阁刻本《史记索隐》

由于招摇并非常显不隐之星，而辅星亮度又不是很高，面对迷茫的星空，有些人不能不产生困惑，一致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解释。三国孙吴人徐整，就以为北斗七星之外他看不见的那两颗星星，属于所谓“阴星”：
北斗七星，星间相去九千里。其二阴星不见者，相去八千里也。（《史记·天官书》唐司马贞《索隐》引徐整《长历》）
既然这两颗星都看不见，竟然还知道其间的距离是八千里远，那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实在太过于神秘。后来在梁陶弘景的《周氏冥通记》里（卷一），我们也看到了“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见，二隐不出”的说法。两相对比，我想徐整所说“阴星”也应该是“隐星”的意思。
对陶弘景的说法，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陶氏的道教大师身份。在道教系统和与之紧密相连的阴阳数术领域中，这两个隐而不见的星体，陆续被赋予了诸多神秘色彩和花哨的名号。
隋人萧吉《五行大义》卷五《论诸神》在讲述所谓“遁甲九神”时言及北斗九星事云：
天逢在坎，一名子经，木神在斗，居破军星；
天内在坤，一名子成，水神在斗，居破军星；
天冲在震，一名子翘，金神在斗，居破军星；
天辅在巽，一名子文，土神在斗，居武曲星，
天禽在坤，一名子公，火神在斗，居廉贞星；
天心在干，一名子衰，木神在斗，居文曲星；
天柱在兑，一名子违，水神在斗，居禄存星；
天任在艮，一名子金，金神在斗，居巨门星；
天英在离，一名子杀，土神在斗，居贪狼星。
——天逢已下皆是星名。……九神之名，上并云天，下皆曰子者，此神属于北斗，皆隶于天故也。子者，美称，以此神尊美故也。
这里明确宣称“此神属于北斗”，且谓“天逢已下皆是星名”，讲的自然是所谓“九星北斗”情况。《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述时人在《五行大义》的基础上再添加《黄帝九宫经》记述的内容，把这套名堂讲得更加花里胡哨：
一宫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
二宫其神摄提，其星天芮，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
三宫其神轩辕，其星天冲，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
四宫其神招摇，其星天辅，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绿；
五宫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离，其行土，其方黄；
六宫其神青龙，其星天心，其卦干，其行金，其方白；
七宫其神咸池，其星天柱，其卦兑，其行金，其方赤；
八宫其神太阴，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
九宫其神天一，其星天英，其卦离，其行火，其方紫。
这可真够让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了。
清人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録》卷一七“九宫之神”条中曾经对这套把戏的渊源考释说：
《抱朴子内篇》引《遁甲中经》云“欲求道，以天内日天内时；劾鬼魅，施符书，以天禽日天禽时”，天内即天芮也，然则九星之名由来古矣。
撰著这《抱朴子》的葛洪是东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大师，从而可知早在陶弘景之前在道教学说中不仅就已经有了加入“二阴（隐）星”的“九星北斗”，而且当时至少也有了天逢、天内（芮）、天冲、天辅、天禽、天心、天任、天英这些名号。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道教系统的文献中，对七星之外增添的那两颗星，也有了具体的说明：
《北斗经疏》云：“不止于七而全于九，加辅、弼二星故也。”（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九《天道》）
北宋初年的术士张洞玄亦述云：
北斗只有七星并辅星，……今术家则益之曰左辅右弼，共为九星。（张洞玄《玉髓真经》卷八下）
“辅星”还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个附着于开阳之旁的辅星，可所谓“弼星”就不知所云了。这可以说是“二阴（隐）星”说的一种演变。张洞玄还就此辨析说：
九星亦是后来术家撰出，不可不知。或曰何以知其为后人撰出？荅曰：“历代天文皆无此星，今北斗只有七星并辅星，不过八星，曰枢、曰璇、曰玑、曰权、曰衡、曰开阳、曰摇光、曰辅星。今术家则益之曰左辅右弼，共为九星。（张洞玄《玉髓真经》卷八下）
按照张洞玄这种说法，徐整谈到的“二阴（隐）星”，实际上变成了一阴（隐）一不阴（隐），或谓一见一不见。
令人感到更加玄妙的是，在《宋史·天文志》里，我们竟然看到了那颗隐而不见之星的具体位置：
北斗……第八曰弼星，在第七星右，不见。《汉志》（德勇案，此《汉志》指西晋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之萧梁刘昭注语）主幽州。第九曰辅星，在第六星左，常见。《汉志》主并州。
明明看不见，却还清楚知道它挂在天上什么地方，这真是实在太神奇啦！不过尘世俗人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不理解是不理解，可蹈玄履虚的道士们还是要把这戏法继续编排下去。于是，在明代道士张三丰的笔下，我们看到了这被比附为辅星和弼星的“二阴（隐）星”终于同上述名号混成了一体：
大圣北斗九皇星君列号曰：
大圣北斗九皇第一阳徳贪狼星君（即天枢）；
大圣北斗九皇第二阴刑巨门星君（即天璇）；
大圣北斗九皇第三福善禄存星君（即天玑）；
大圣北斗九皇第四殄恶文曲星君（即天权）；
大圣北斗九皇第五生杀亷真星君（即玉衡）；
大圣北斗九皇第六树谷武曲星君（即开阳）；
大圣北斗九皇第七统师破军星君（即摇光）；
大圣北斗九皇第八左辅洞明皇君（即辅星）；
大圣北斗九皇第九右弼隐光星君（即弼星）。（《张三丰先生全集》卷七《斗母元尊九皇真经·开经玄藴咒》）
这情形，犹如九九归一，大团圆了。只是由这个虚无缥缈的“弼星”就可以清楚看出，与河南巩义双槐树、荥阳青台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发现天文遗迹相同“九星北斗”，在苍穹之上是从未存在过的。
既然在史籍中看不到任何与双槐树、青台所谓“九星北斗”遗迹相近的记载，就更有理由把那较寻常七星多出来的两个陶罐排除于北斗之外。至于先民们摆放这两个陶罐来象征什么天体，这里暂且先按下不表，以后有合适的机会我再做专门的阐释。不过对它的基本认识，2021年4月24日上午我在郑州举行的一次有关“黄河文脉”的活动中，曾以“从河洛文化看中华文明”为题，做过演讲，也有讲稿公布在我的微信公众号“辛德勇自述”上，谁要是有兴趣，可自行观看。
2021年8月28日晚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