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共同富裕的核心是教育公平？

每经记者：吴林静 每经编辑：刘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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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云南大理弥渡县终于摘下“贫困县”的帽子。但是，县委书记最有压力的工作，不是扶贫，而是教育——隔壁县市出现了几个超级民办中学，掐尖、掐老师、学费还高，导致弥渡好的生源和师资都流失了。孩子想接受好的教育，那就去隔壁上学，如果家里没钱，那就只能说“对不起”了。

当这场已经蔓延到偏远农村地区的教育“内卷”被提及，一个不太平衡的教育现实被推到聚光灯下：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没有缩小，贫富家庭之间的教育差距开始出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没有跟上，职业教育供给与社会需求脱节……

12月19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国家高端智库，一群“最强大脑”齐聚，探讨“世界大变局下的国家发展”。当新冠疫情让全球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加复杂，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依靠人才，依靠教育。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解题思路。

北大国发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鲜明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北京大学未来管理教育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则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自主的学术和人才培养体系，还需要平衡教育的“国家属性与个人属性、人类属性”。

人口与教育

“应对未来人口的挑战，可能最重要的举措还是增加教育投入”

毋庸置疑，人口问题是我国未来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七人普统计结果再次凸显人口的结构性危机——出生率断崖式下降、老龄化迅速攀升、劳动年龄人口群体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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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上，“智囊团”们的一致观点认为，应对这些人口问题，发展教育是应对之策。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环境与能源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敏提到，“应对未来人口的挑战，可能最重要的举措还是增加教育投入。”

说到为何生育率会走低，北大博雅特聘教授、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项目负责人赵耀辉从经济学视角给予解读。从生孩子的成本和收益来看，“养儿防老”、传宗接代和人类对于孩子天生的喜爱，可以算作收益部分；住房、教育以及女性对于生育的社会性付出，则是成本部分。“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导致了生育率下降。

赵耀辉提出，“我们国家长期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父母在子女教育方面太‘卷’，投入很多的钱、时间，还有很多的焦虑，既带来了很多亲子冲突，也降低了育儿的幸福感。”“鼓励生育的政策要围绕着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展开”，在她看来，全面提高教育资源供给，能够降低生育成本，从而间接起到改善生育率的作用。

而应对老龄化挑战，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健康老龄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晓燕开出的药方，依旧是“完善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平”。姚洋同样认为，“教育在未来应该是可以对冲我们老龄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七人普数据显示，相比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40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也有所下降。更为关键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45-64岁群体出现扩大，“劳动年龄人口出现了高龄化”。

结合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三成没有达到高中教育水平的现实状况，雷晓燕称，“我国需要持续提高教育水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从‘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化。”

差距与不公平

“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

但是，我国目前的教育形势并不特别乐观。

雷晓燕根据七人普和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项目2018年的数据，梳理出一个教育的发展趋势。

整体来看，近30年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上升，从1990年的6.2年增加到2020年的9.91年；论教育程度，初中、高中、大学的比例得到很大提高，尤其是2020年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已经提高至30.6%；女性受教育年限近年来也在不断追赶男性，甚至实现反超，“城市早一点实现反超，农村晚一点”。

这些是发展的成绩，是好的一面。不过，看看细分项，就能发现教育的差距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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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劳动年龄人口中，城乡之间的教育差异比较明显。农村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比例超过40%，大专及以上的比例低于25%。而且不管是哪个年龄群体，农村受教育程度均低于城市。

“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姚洋认为，“整体的教育水平在提高，但是城乡差距没有缩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看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贫富群体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雷晓燕研究发现，2018年实行的那轮减负政策，影响了不同群体的家庭教育开支和学生学习时间。“减负之后，富裕家庭的教育支出上升，贫穷家庭的教育开支更加下降；富裕家庭的学习时间更多，尤其是休息日。”雷晓燕认为，“减负，并没有减少负担，同时还导致了不均衡的状况发生，加大了不同家庭的教育差距。未来十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并不那么如人意。”

有钱人开始请私教了，穷人就没办法去送小孩培训了，“双减”最后的结果，可能反而扩大了教育的差距。

这些教育的差距，还体现在流动性上。姚洋根据CFPS数据统计了“教育流动性”。结果发现，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与父辈教育的相关性，大约是0.6，“那时候教育的流动性很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群人，相关性降到了0.35以下，“低于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教育的流动性大大增加”。而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相关性又上升到0.5以上，流动性又开始下降。

关于教育流动性，姚洋还有一个感性的统计。每年北大课堂里，姚洋都会统计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是农民”的比例，结果大概只有1-2%的水平，“在我们上学的年代，我们班的这类人群比例大概占了三分之一。”

公平与初心

“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在当下的经济社会环境里，教育依然是决定收入的最重要因素。“要想共同富裕，提高教育水平是根本。”姚洋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关于如何缩小教育差距，姚洋提出了两点，一是普及高中教育，二是改革大学收费。

在现行选拔机制（比如高考）短期内不会有所变化的前提下，姚洋认为“中小学就别选拔了”，普及更长时间的教育，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有财力的地区，比如浙江，可以直接普及12年义务教育，把3年高中纳入义务教育阶段。其他地区“可以把小学缩减到5年；初中和高中一贯制，从6年缩减到5年，也别中考分流了。只增加一年的义务教育，我觉得这个可以大大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

与此相关的，应该“取消按照学校的归类拨款的机制”。姚洋建议，应该建立生均拨款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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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层次则是对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改革。

普通高中提供的是一种一般性的教育，职业高中提供的是特殊教育、特殊人力资本。短期看，职业教育的回报率更高，毕业就可以就业；但是长远来看，社会快速发展，一个行业很快就会被替代，以这样的需求培养出来的人才，又会出现“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所以姚洋提到，“14岁就让孩子分流的做法，是不好的。进入职业教育，如果没学到什么东西，这些人就废掉了。”

往后延伸到大学阶段，一些高校的学费十几年没有变化，现在依旧是几千元一年；一些高校的学费甚至达到8万一年。“这些学校谁在读？农村孩子居多。这对他们来说是双倍打击，教育资源不好，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还得交更多的学费、生活费。”姚洋建议，国家拨款应该向这些学校倾斜，对于考上高等院校的贫困生，则用奖学金、助学金体系来平衡。

从1978年算起，教育改革走过40余年，进入了“深水区”。当教育出现了不平衡，出现了差距，调整与反思变得格外重要：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如何支撑国家的发展？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找回初心？

林建华说，我们要平衡教育的“国家属性与个人属性、人类属性”，要把学校、学者和学生的内在潜力、创造力调动起来，要建立起一个自主的学术和人才的体系。最终的指向是，“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