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金州：“换李铁”，戚务生的劫数

一九八九年，戚务生接手大连队，他采取了和朱元璋相近的战略， “广积，缓称王”。他有过国家队助理教练的经历，和曾教头共同创造了“五一九”的黑色往事。

粮

这段历史毫无疑问让戚务生体会了足球运动的双重性格，他似乎比曾雪麟和苏永舜都要坚强些。

戚务生第一次“采纳民意”大概是在一九九四年的亚运会前夕，对阵桑普多利亚，他回归技术流，招入曹限东、高峰等球员，最终四比二取胜。

很久以前，戚务生是一个流泪的高手，在由青年精英组成的国奥队击败哈萨克斯坦的乌合之众后，戚务生以一掬热泪激起人们对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与生俱来的同情心。

在泪水背后，他把率领喀麦隆队在世界杯上扬名立万的拉德挤兑到“既不能顾，也不能问”的窘境，将国奥队炽热的亚特兰大梦淹没在马来西亚的雨季，“打平就出线”的魔咒就此成为今后球迷经常讨论的话题。

“兵败吉隆坡”成为戚务生国家队执教的转折点，有人说“这样一个可能是世界上输球最多但却照当不误的主教练，将中国足球一再耽误。”

媒体对戚务生口诛笔伐，甚至对于其“球员没执行其战术意图”的言语大加批判。那会圈子里内部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大戚也是遇着时候了，这帮有钱的爷谁能管？”

惨案

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一日，金州体育场夜幕降临，国足在大连主场迎战卡塔尔。这场比赛开打前，有人给戚务生家里打电话，说戚务生“走了”。比赛当天上午，戚务生向足协请假回到家里。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与前几场相比，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江津取代区楚良把守球门，二是范志毅被推上前卫线。

第二十一分钟，范志毅门前横传，高峰先拔头筹。第三十六分钟，主场三万多球迷开始整齐划一地喊出“换李铁”，随后李铁被带伤的彭伟国换下，而第八十六分钟，彭伟国又被李金羽换下，原因还是球迷的高呼。

卡塔尔队失球后，大举反攻，在第四十五分钟时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中国队攻势极盛，但卡塔尔队在稳住阵脚的同时，反而利用国足的失误连进两球，以三比一领先。此后中国队的进攻虽猛，但缺乏组织，只由范志毅扳回一分，最终落败。

从一比二开始，全场的“中国队，加油！”变成了整齐的雷鸣般的“戚务生，下课！”一比三时，看台上打出了“中国足协，洗了睡吧”的大横幅，有人把看台上原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的后半句卷了起来。

随着主裁判的哨音响起，卡塔尔击败了这支“最强国家队”，“金州惨案”应运而生。与之相随的，还有戚务生那句最著名的宣言，“我是国家干部，我下不下课国家说了算。”

当时的媒体总是亲切地称呼戚务生为“大戚”，“大戚”与“大器”谐音，不过他最终没能借着这个“吉言”。十强赛失利后，戚务生遭遇千夫所指，谴责的唾液似雨倾盆。

这是戚务生大半生以来遭到的最大一次打击，此后几年许多朋友发现，戚务生很少对媒体谈起足球，十强赛成了他的“绝对禁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

“这就是命。”戚务生说，“在当时，只要能和足球扯上关系的人，都是‘带刺’的。”

劫数

回到一九九七年的那一天，戚务生看起来像是个死人，因为他俩的面前跪了近两百号披麻戴孝的人，他们高举着“心已死、泪已干”的布条。

中国足球因为输给卡塔尔而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的长跪不起，这是一个时代的黑色幽默。

那段时间，大戚睡不着觉，于是大连东方宾馆十楼的楼道上经常出现一个飘零的身影。他拎着酒瓶子敲门，“尚斌，喝两口”，“老金，聊会儿”。然后大家就披着衣服，在烟雾缭绕中聊天，直到下一个会议开始。

高峰悄悄地溜到另一层楼喝了几大口二锅头，呛得眼泪花子直冒，骂了一声“我靠”，然后给那英打电话：“老那，我都要被逼疯了”。

金志扬在楼道里转了转，想找队员做思想工作，但整个楼道房门都紧闭着，队员们郁闷得像死人一样，或者干脆大喊“我不在”。老金想了想，踌躇而去。

有人说那一天队内争吵很激烈，是关于“换李铁”的，拍了桌子，还骂了娘。但更可信的说法是，这不是争吵，是在渲泄特定的情绪。

街道上，越来越多的人包围了东方宾馆，高喊着“打倒戚务生”，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上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李明回忆，“他们的样子真像要冲进来，人很多，我们都不敢出去”。范志毅还在早晨的熟睡中，迷迷瞪瞪的他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们冲进来打我们，我们也不会还手，因为觉得他们是对的”。

对阵卡塔尔的前一天，大连城赶制了十二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二比三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国足送丧。有个体重一百八十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一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

老金摇头叹息：“为什么在同一条阴沟翻同一条船，魔障，这真是魔障。”

历史对这一天记录了很多，但遗忘了两个细节：这一天，南主席就坐在主席台上看球，这是他第一次现场看中国队的球，金州离“阎王”当年插队下乡的地方只有几十分钟路程。

戚务生

戚务生从国家队主帅位置上退下来后大病了一场，期间连续吃了八服中药，这让他赌咒发誓再也不碰和国足有关的东西，但最终没能逃过自己的心魔。

“我还强迫过自己再也不关心国足的消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但偶尔走在路上听到有人谈起国足，我总是忍不住会多站一会儿。”

结束了国家队的执教生涯后，戚务生受邀去了武汉，后来又转战云南。从国家队到俱乐部，他突然发现，工作变得很轻松。不用再想很多事，只需要对老板一个人负责。

二十年前，正在云南执教的戚务生被问到是否愿意再回国家队执教，“我还想多活几年”。戚务生总结自己的十强赛时说过，我为中国足球已经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当我下课的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一种解脱。

有人评价戚务生“儒将”，因为果断不足，“仁慈”有余，留给球迷的总是一副唯唯诺诺、大“戚”大悲的形象。有时嘴里嘟嘟囔囔，不知所云。

戚务生选球员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味道，拉着那个，扯着这个，食之无肉，弃之有味，国家队几十号人物却没有主力阵容，让人不可思议。

从两胜桑普多利亚、九四亚运会的辉煌一刻，到窝囊的九六亚洲杯和耻辱的金州之败，戚务生把国字号教练“高开低走”的历史重演了一遍。

至今人们还把九七年的国足称为“史上最强”，戚务生在英国操练好的新阵因为姚夏、于根伟的先后受伤半途而废，从“换李铁”到包机去利雅得保平争胜，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戚指导进退失据。

足协的瞎指挥也干扰了国足主教练的正常工作，那句“我只负我该负的责任”道出了戚指导的几多辛酸，几多的无奈。

当年足协把主场定在金州遭到了小组赛对手的反对，这里也并不是国足的福地，对阵伊朗和卡塔尔都被逆转。

那一年的最后一战，科威特的替补们被冻得瑟瑟发抖。许多年以后，国足再也没有到过那个叫做“大连金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