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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前副主席李源潮: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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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要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2年是老师。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

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做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十年。

十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

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

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我刚到复旦的第一印象,觉得和想象里的复旦没有什么不同,就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庄严学府。我在中学里就喜欢去图书馆,所以我从大门进去后,先去看了图书馆,觉得它很不错,接着就拐到了数学楼。数学楼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建筑,是复旦最老的楼之一,我很喜欢。

我去数学系报到,很激动,负责报到的老师也很高兴、很激动,对我们很热情。接着我来报到的是一个小女孩,扎两个小辫子,脸红红的,穿个娃娃衫,才15岁,是应届生。她比我们小十几岁,我的学生的年纪都比她大。所以,我心里头是一片沧桑啊。

但是,和这些小孩一起学习反倒激励了我们,要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十年之后再回到学校,我们的学习不是一种外在的动力,而是一种内在的追求。不会觉得四年时间太长,而是觉得时间太短。最好一天能当两天用,晚上能当白天用。

如果说上帝要恩赐的话,我们需要的就是时间。时间流逝了十年,才知道时间之宝贵;因为没有机会能够进学堂,所以才觉得能进学府的不易。这是那时一代人的感情,一代人的思想。

尽管后来知道中国的高考就此开了闸门,但当时78级有没有还不知道呢。十年里能进入大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没有,更不要说进复旦了。所以大家要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拼命地学习。学校老师讲,解放后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勤奋的一届学生。开始的时候是晚上10点半熄灯。大家吵着说,10点半怎么行呢?功课做不完,怎么办?难道让大家都打电筒啊?

我当时还作为学生代表,专门找了苏步青校长,把这个事情和他说了。苏校长说,来日方长,既要学习,还要注重身体,健康也是学生必要的。后来还是把熄灯时间延迟了一点,教室10点半熄灯,寝室11点熄灯。

11点钟熄灯以后,一、二号楼前面的路灯下面全是人,都是数学系的。我们大部队都在路灯底下,大家读外语什么的,学习非常勤奋。晚上夜深人静,容易集中精神,问题是早上起不来。我记得当时每天早上我们寝室里面都要睡懒觉,全部睡到最后一分钟。

但是又不能不吃早饭。所以,每天早上派一个人去食堂里买馒头,一人一个。离上课还差五分钟的时候,打第一遍铃,大家起来,拿着馒头往教室跑。所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晚上熬夜,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至今还是这个习惯。

我现在外语也还可以,人家都以为我出去留学过。后来,我是在哈佛学过一段时间,不过我的外语不是在国外学的,而是在复旦学的,完全是“路灯底下的外语”。那个时候学外语很难,最难的就是单词记不住。不过也好,一旦把它记住了,就比较牢固,过了几十年还能用。

我最喜欢两门课。一是数学分析。数学分析是最有用的学问。所有你能够感觉到的问题,用数学分析一分析,很多事情难的就变成容易的了。二是概率论。概率论是最奇妙的学问。

讲得很好的老师中,有的也很让我们害怕,比如像夏道行老师。夏道行老师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老师。他教实变函数,课讲得很好,但考试特难。考试前他不给大家复习,也不说要复习什么,就说不难不难。当时教数学分析的老师,一位是李贤平老师,一位是欧阳光中老师。欧阳老师教课教得最好,同学们第一爱听。他讲课清晰,吸引人,让你觉得不仅是进入了一个科学殿堂,也是进入了一个艺术殿堂。他把数学的美全部讲出来了。他的课,那不叫讲课,是讲课艺术。李贤平老师、教概率论的汪嘉冈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课也讲得很好。

到考试的时候却不得了,一共只考一个半题目,叫你证明一个定理,还有半个题目大概是送分的。他叫我们证明一个类似书上的定理,书上用了二十多页来证明。我记得实变函数是很厚的一本书,是夏老师自己写的,一共就学三个定理,一个定理要讲好多次,从这个引理引到那个引理,引来引去,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考试考到两个小时,大家谁也不交卷,都没考出来。

夏道行老师虽然题目出得很难,但人很随和,便说“好,你们不交,那你们就再考吧”,一直考到吃饭,“十二点都过了,你们还是交吧。”最后,大家都交了,求着说“夏先生,这个太难了,你把我们都考糊了”。夏先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别害怕,我让你们都及格。”过去二三十年了,这门课的内容我现在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夏道行老师的风格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

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哥德巴赫猜想。我们进校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碰哥德巴赫猜想,这东西害人的。你们现在的水平,根本就不可能做这个东西。等你们四年毕业,有你们研究的。”我们都记下了。

但是社会上寄到数学系来的东西不得了啊,说哥德巴赫猜想他解决了。我还看到一个人以哲学的方式来解决“1+1=2”。系里就把这些东西发给学生看,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把它看出问题来。”我当时还看了好几份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不睬他,但他不就永远钻牛角尖了嘛?所以你要给他找出问题,让他死了心。

当时,学校里有两位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是我们的系主任谷超豪老师。有一次,我们去听丘成桐教授的讲座,讲的是微积分的思想。讲座结束后,谷先生出来介绍丘成桐,随后就和大家一起出来了。当时我向他问了一个我们没学过的问题,谷先生就问我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说是在《希尔伯特的抽象几何》中看到的。

谷先生听了之后说:“你能看这个,不错啊!”他就建议我看《数学的思想意义和方法》,一共三卷。这是他在莫斯科留学的时候看的书,是很经典的著作。我和他就这样认识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他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问很深,为人非常谦和,待人非常厚道。

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老师,叫孙芳烈。这个老师确实非常好,非常关心爱护学生,从学业到身心,一直到做人,真正是学生的导师。数学系许许多多老师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但是对我们整个班级学生帮助最大的,首推孙芳烈老师。我们这个班上现在成名的也不少,数学系前后两任系主任雍炯敏老师和吴宗敏老师都是我的同学,在外国的也有很多。要说大家在学校里对哪个老师印象最深,能有交集、能取得共识的一定是孙芳烈老师。

孙老师对学生非常好,一是她有一颗母仪之心,宽爱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的学生;二是她确实非常认真负责,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帮助学生适应大学生活。

在这一点上,我们全班同学都很感激她。她既是班主任,又是数学教师,辅导我们数学分析。当时在数学系教我们的都是名教授,但孙老师是做辅导课做得最好的。

所以,第一学年我们班数学分析考试有14个100分。苏校长为什么对我们印象深,包括我在内?就是这个原因。他说:“他们这个班不得了啊,14个100分。”那时我们都不知道数学分析考试14个100分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家的要求也很高,要是考85分,那就完了,就抬不起头来了。80分以下,就觉得是不及格了。所以,当时大家学习很努力。

那个时候在大学里学数学,你不进取就等着落后吧。你一个环节不进取,全学期就下来了;你一个学期下来,全学年就下来了;一个学年下来,大学就全下来了。这个就是山外青山楼外楼,争得上游莫骄傲,还有英雄在前头。就是这样,大家都往前走。

要说复旦历史上我最佩服的,那还是苏步青先生。他博学厚德,为人师表。我在复旦的几年,苏先生一直是我们的校长。他最关心的或者说他的宠儿就是数学系。

在数学系里他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一届学生。他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谷超豪、李大潜这些老师都是他的弟子。所以,在数学系,他是鼻祖,我们学生都很崇拜他。

我经常去看他,毕业以后我也每年都去看他。他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教诲,不仅是怎么做学问,而且是怎么做人。苏步青、夏道行、谷超豪,这些大知识分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跟他们在一起,确实是感觉不一样,给你一种人生的心理磨练。你就觉得是和一种精神境界高的人在一起,见贤思齐,与圣贤为伍。然后你就会不断地提高自己,不仅提高自己的知识境界,也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所以当时在学校里的很多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特别尊重,甚至是崇拜。

从第一年起,我就是校三好学生,后面三年都是市三好学生。市三好学生每个系只有一个。我的考试没有下过85分,只要有一门低于85分就不能评市三好学生。那个时候学习是非常艰苦的,很苦很累。我们七个人一个寝室,夏天非常热,没有电扇,热得睡不着。我们只能去冲个凉,然后跑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睡不着。

但是,这样有个好处,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后面,再苦的事情、再沉重的担子、再艰巨的挑战,不也就是这样么,就不怕了。我后来最不怕的就是考试,像夏道行老师这样的考试我都考过了,而且还是八九十分,不差。

大学给予你的不光是知识。还有,第一,给予你一种进取精神;第二,给予你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给予你一种科学思路。当时孙芳烈老师介绍我们看一本书,叫《科学研究的艺术》。这本书非常好,是俄国科学家写的。很薄一个小册子,可是讲了很多很好的东西,进取精神、研究方法、科学思路。

大学学数学让我们学了一套理性思维。什么事情人家讲好,我总是说:“怎么好?好在哪里?”说富了富了,我说:“收入是多少?哪一类是多少?”分类,量化,这些都是学数学学出来的。很多人对我说:“你这个数学的逻辑思维特别强。”这就是学习的结果。

复旦帮助我走进了理性思维之门,在进复旦之前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能改变一个人命运最大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进入大学。在复旦,入学就表示我的人生转向另外一条路了。

当时还是准备回去的,进了复旦以后才知道要统一分配,就不能指望回去了。统一分配,那希望做什么呢?当时是希望留在学校里,因为崇拜老师,所以想做大学教授。

但事实上呢,在复旦转了一条路,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进校后就被指定做团支部书记。后来团总支改选,照例团总支书记都是教师做的,我是团总支副书记的候选人。

但由于种种原因,团总支书记候选人在选支委的时候落选了,系党总支只能临时把我推上去选团总支书记。选上团总支书记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大学毕业后留校,在管理系也做了一段教师,但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做了五级团的书记,做了五个单位的党的书记。就此,这个书记就没再离身。后来即使我到了国家部委,做了副部长,也是兼机关党委书记。然后到省里做副书记,到市里做书记,到省里做书记。

反正在复旦之前没做过书记,从进了复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书记,也有二十七、八年了,做了十个书记。但这个不是我进复旦的初衷。你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人的一生,还是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不服从社会的需要,什么事情也做不起来。

谈起当时复旦的学风,我觉得主要是两条:第一叫做勤奋踏实,第二叫做追求真理。勤奋踏实,第一是非常勤奋,第二是非常踏实,没有人想弄点什么花头,而且从来没有。哪怕你考试考得不好,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就是自己功夫不到家。

复习阶段,最后的考研究生的阶段,有的同学,你对面看到他,他却没看到你,他脑子完全集中在思考数学问题上。学习从来不敢分心,考试之前去打个电话就可能考不好,就是一点都不能分心,叫做目不旁视。到考试期间,特别到后来考实变函数这种,真的目不旁视。

我们在二号楼,离数学楼很远,考试期间去数学楼考场,一路上大家都不讲话。不能讲话,你一讲话也许就把你脑子里记的那些定理公式都冲跑了。冲跑了20个公式里的一个,你不就做不下去了嘛。

同时,大家也追求真理。大家不只是学习,我们也非常关心社会,关心真理。我们进校时还没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尽管学业繁忙,但我和世经系的王战,还是一起成立了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卢新华写的《伤痕》,影响很大,这都是我们身边的同届同学。

当时整个大学里面就是一种处变不惊的氛围,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做了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哪一个大人物你都能接触,像过去我们只能在书上看到的苏步青先生,你也能跟他接触,跟他讨论问题,但是你还是那个普通的学生。

大学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场所,有一种包容与活跃,有一种自由进取的氛围,有不论权威还是新生之间的讨论和交融,这在社会其它地方是看不到的。

现在的复旦比我入校时,一个是大了,校园大了;一个是高了,那些教学楼高了;还有就是广了,复旦教授研究的范围广了。至于复旦的精神,我认为是 “旦复旦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个学校的优良传统,一个民族的优秀精神,会长久地发挥作用。

我希望复旦人保持一种创业的热情,创新的勇气,创优的追求。现在复旦人这么多,我相信要比我们那一代有更大的作为,但是最终还要靠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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