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正襟：中美贸易战与市场经济制度局限性

大航海的地理大突破之后带来的世界市场形成，使得资本主义获得了在全球市场获取要素资源的能力。继而发展了以南美贵金属、亚洲香料、非洲黑奴贸易为依托的世界贸易体系和特色种植园经济，并演化成现代国际贸易和特色农业经济和产业分工。

第一、国际贸易的分工和要素的争夺构成中美贸易战的起源

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享有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占据着金融、IT、医药等科技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藉此实现国内收入水平的高标准和服务业的高价格。然而，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市场失灵的会周期性出现，成为资本密集型主导的生产的相对过剩，进而引发供需矛盾使得资本无法再次流转，资本主义赖以维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也就无法继续运行。

美国随着国内民粹主义裹挟下开始趋向保守型对外经济政策，履行“美国第一”的原则转嫁国内经济负担，而政治保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得抬高进口关税和与欧盟、日本、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减免部分贸易逆差成为核心经济政策。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发展逐渐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从加工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从手工装配向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全要素生产力方式推动要素市场的整合。升级的产业结构抢占了旧贸易体制下的美国优势产品的出口份额，使美国感受到了贸易层面的压力。

第二、中美贸易战本质是两者市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的不同

首先，中国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而美国是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积极探索市场化实践方式，通过海、陆、边建立了不同深度的对外开放形式和自由贸易口岸阶梯，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探索，融入到外向型经济的实践中来。美国已然通过世界贸易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贸易与金融制度，并将美元成为构建世界SWIFT核算价值的世界货币，正式能够影响国际大宗市场价格和要素价格，中国的崛起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美国感受到压力。

其次，中美贸易战是两者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中国在较长期发展中以加工外包的中国制造为主，中国的新发展理念的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和美国的“经济在工业化”的冲突。

中国在国际组织的参与形式上表现为加入WTO等贸易组织并积极引导RCEP等与东盟、非盟、东北亚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自由贸易谈判，通过更好的维护自由贸易实现国家发展和工业制成品同步输出，实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目标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又好又快发展。

而同期的美国在奥地利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长期以来金融业和服务业维系国民经济运作，出现了大批量的制造业等生产型企业的产业缺位，严重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产业空心化的倾向使得美国制造业等高就业率的产业逐渐向边缘国家转移的过程中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数，加之中国在市场化探索中的全球要素整合过程中将触角深入了部分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贸易冲突逐渐加深。

最后，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及应对措施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中美两国合作共赢仍然是主基调。中国应继续拓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区域发展与中国发展同步，互联互通共享中国发展成果，更好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路径问题。

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在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的多元化探索中强调互联互通的国家信任，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和亚洲安全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理念出发，对中国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行整合。

继续扩展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加强与东盟、欧盟、非盟等贸易谈判，尤其是一些邻国、盟国以及关税共同体的国家和区域组织之间，力争实现关税的“归零”。在出口加工型贸易向服务型贸易转化的过程中，强化科技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经济增长提质增效新引擎的作用，从结构性层面改革市场经济制度，更好的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促进要素全球流动等方面世界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