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海战：清朝跨国海盗集团的正式成型

公元18世纪，整个大清朝都处于自己的鼎盛阶段。无论对方是气势汹汹的蒙古贵族、厚积薄发的俄罗斯皮毛商，又或是惯于骑墙站队的西域穆斯林王公，似乎都能找到相应的妥善处置手段。但对拥有较大海洋贸易比重的东南各省而言，处境依旧非常艰难。时而开放、时而封闭的朝令夕改，经常要在短时间内反复上演。最终塑造出横行广东、福建、浙江和越南北部的大型跨国海盗集团，反过来成为朝廷治理地方政务时的心腹大患。

发生在1781年的澳门海战，便是此类现象由量变转向质变的关键节点。

从入关之日起 清朝就免不了在南方与西方各国发生交涉

事实上，海盗问题早在满洲征服者入关时，就已成为困扰紫禁城的一大心病。原因就是继承自前明时代的帝国经济格局，严重依赖由大运河输往北方的江南粮赋。若是在某个环节出现严重偏差，就会让爱新觉罗氏的大皇帝们无力供养百官开支。但东南各省的地方海商集团，纷纷在乱世中选择支持朱家天子的直系苗裔。以至于到康熙成年亲政，还必须已经严格的封锁策略给予长期消耗。加之以台湾郑氏为首的明系海盗，自身往往还缺乏强有力的外援支持，故而在缓慢且痛苦的对峙中衰落下去。

施琅攻台得手后 清朝开始放松海禁管制

公元1683年，随着郑克爽率部向清军大将施琅投降，康熙时期的满清也暂时放松了海禁管制。除恢复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对外贸易，还更进一步的将海关设置到江浙腹地。而且在交涉对象方面也不挑剔，不仅愿意继续接受南洋各邦的定期朝贡，还允许官商部门同西洋人和日本人做买卖。但由此引发的众多管理问题，还是让农本帝国感到了严重不适。于是在管制放松30年后，又用全新南洋禁海重新巩固。此后，东南4省又先后经历了雍正时代的重新解禁与乾隆早年的大范围倒退，最终被政策压缩到历史最低水准。只留下珠江口的广州一城，用于接纳四方来客的商务刚需。

从康熙朝到乾隆初期 清朝实际上在多地允许对外贸易

如此剧烈的矛盾反复，势必会对靠海吃饭的地方民众造成冲击。特别是在被保留外贸职能的广东，原本趋于消停的海盗问题又迅速浮出水面。更为讽刺的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盗匪集团并非本土起源，而是在清初就被归为反贼的福建郑氏后裔。原来在1659年的郑成功北伐南京失败后，大将郑建便率领部众脱离队伍，定居在今日湛江的广州湾地区。他的两位曾孙--郑连福与郑连昌，又分别在18世纪初转移到香港的大屿山和鲤鱼门，重操先辈们的海盗旧业。其中，郑连福因死的早而没能掀起多大波澜，余部逐渐为同气连枝的郑连昌所兼并。

郑建后裔在广东的迁徙路线

公元1757年，乾隆皇帝正式勒令关闭江苏、浙江和福建三省海关，让这批郑氏后裔们也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由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海上强国，被迫将全部对华贸易迁回广州，从而推升了珠江航道的繁荣程度。原本数量的海盗群体，也同步扩张了队伍规模，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小打小闹。加之清朝的官方水师大都战力羸弱，也只能确保他们不在靠近首府广州的有限区域内闹事。郑连昌则趁机大捞一笔，甚至还在出资在发家的鲤鱼门附近兴修天后宫，俨然将后来的维多利亚湾据为私人领地。

郑连福与郑连昌势力地盘

当然，乾隆皇帝的重开海禁，同样让位于珠江口西侧的澳门获益。毕竟，当来自马尼拉西班牙商船可以停靠厦门、从加尔各答开来英国商船能直抵舟山，本地区的贸易集散功能就会遭严重削弱。唯有将外番商贾全都重新安排回广州，才能为这块咫尺之地带去充足的人流与金流。负面因素则是海盗集团的日益猖獗，甚至连欧美公司的船舶都无法幸免。但孤零零的澳门本身又很难供养充足人力，只能在大部分时间里对郑氏后裔们听之任之。

18世纪的澳门地图

到了1781年，澳门终于迎来了具有王室血统的贵族特派员安东尼奥。他从首都里斯本出发，一路游历安哥拉、莫桑比克和果阿，准备重振各残存的东方殖民地经济。他为解决附近水域的海盗问题，自掏腰包组织巡逻舰队，先后武装起2艘双桅帆船和1艘更小的单桅帆船。除指挥官和负责操作枪炮的少数士官外，余下乘员皆为具有马来或广东血统的亚洲土著。尽管以欧洲同行的标准来看，这样的规模和武备等级都有些差强人意，但他们在当时的清朝沿海已属高端配置。

18-19世纪的欧洲双桅和单桅帆船

当年4月，这支编队就在珠江口与郑氏后裔们的海盗船只遭遇。此时的郑连昌也已病故，余部暂时由自己的儿子郑七统领。但重新武装的海盗毕竟还处于起步阶段，既没有明末先辈们的强悍战力，更不具备晚清后代们的灵活多变。只是凭数量优势就看轻对方，选择在较为开阔的水域内直接硬杠。郑七本人的座舰也是规模，上面搭载有300多名男丁心腹。自然成为本方阵列的定海神针，并迅速沦为葡萄牙人的重点目标。

经常造反珠江口的欧洲轻快帆船

于是，安东尼奥下令各船加速冲锋，对看似庞大的海盗舰队实施斩首进攻。由于葡萄牙人普遍配备有12-16磅火炮，所以在破坏力和射速方面都远超只有原始弗朗机的广东海盗。正因如此，围绕在旗舰周围的小船根本无力阻挡，很快就让郑七的座舰暴露在直射火力之下。但偌大的船体同样没有与之相衬的重型武器，反倒是专业训练的欠缺，让炮手们无法有效命中体积低矮的西方小船。结果，这艘极具视觉震撼效果的海盗大船，便在3艘轻快帆船的轮番围攻下被重创。包括郑七在内的海盗，仅仅付出25人的伤亡便支持不住。他们争先跳水游到附近的小艇上逃离现场，任由自己的心血在海面上起火焚毁。另有11名成员被葡萄牙人从水中救起，交给广州的清朝官吏绞杀。

由于己方的实力差距 郑七的座舰惨遭击沉

这场发生在18世纪后期的澳门海战，无疑对日渐壮大的广东海盗造成了一定打击。至少在战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不敢再以较大规模活动于珠江两岸，只能分散成小股偷偷活动。但只要清朝的对外贸易被严格圈禁在广东一隅，类似的现象就很难从根本上被杜绝。

退往越南的郑氏后裔 成为西山朝的海军主力

另一方面，邻国越南的政局变化，却给不少走投无门的海盗以全新机会。郑七等主要首领便在1788年横渡北部湾，投靠了刚刚在河内坐稳江山不久的西山朝，成为北越海军力量的铁杆主心骨。一面应付有法国人支持的南方阮朝地主武装，同时还定期对支持南越的清朝发起惩戒扫荡。他们的后人也将经常玩转于珠江口与红河之间，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