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的上海滩，有这样一位名媛。
她出身世家，之后嫁入晚清首富盛宣怀家族，晚年却沦落到街头卖油条；
她家财散尽后，两手空空闯海外，白手起家，再创亿万家产；
她九十多岁时依然神采奕奕，娴静舒雅，散发着名媛风采；
她就是任芷芳，被人们称为民国“最励志”的富家小姐。
她的一生到底有多传奇？
1918年，任芷芳生于上海，曾祖父做过光绪年间的山东巡抚，与李鸿章同僚，父亲是晚清举人，做过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次长，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名门望族。
那个年代的大户小姐，多养在深闺，从小只学女红妇道，没什么受教育的机会，任芷芳却不同，她天生聪慧好学，豆蔻年华便能诗能文，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这都得益于小时候父亲请的各路名家悉心指导。
旧上海的上流阶层，看戏是主要娱乐活动，任家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票友之家，全家老老少少，人人会唱。
任芷芳从小随家人到戏园看戏，也成了“戏迷”，经常和家中姐妹一起吊嗓、练声，久而久之，唱起戏来也是有模有样。
但是样样都好的任芷芳，还是有一个大“毛病”，那就是太讲究。
讲究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必须把家中收拾得一尘不染，容不得一点脏乱，床上用品，不能超过两天，必须换新的，不然就睡不着觉。
到理发店做头发，她自备一切工具，绝不使用公共用品。
穿旗袍必定是老师傅量身定做，旗袍的长度、开衩的高度都有要求，一点也不能马虎。
任芷芳的这些“毛病”倒不是因为她虚荣浪费，而是因为“洁癖”，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典型的“完美型人格”。
十八岁的任芷芳相貌好、气质佳，温婉端庄，出落成了典型的“东方美人”。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上门来向任芷芳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
一个生活中有“洁癖”的人，对情感的要求更高，提亲的她一个也没看上，直到23岁那年。
1940年，家里又来了一位媒人，手里拿着一个英俊青年人的照片。
照片上的青年，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他是晚清首富盛宣怀的孙子--盛毓邮，盛毓邮虽出身豪门，却不像其他纨绔子弟一样，他学习努力，勤奋上进，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少年人才，不管是家世，还是相貌，和大家闺秀任芷芳都是门当户对。
母亲把照片拿给任芷芳看，看着照片上的青年，她的心中有一丝异样的好感，出于少女的矜持，她只是低下了头，并未立即表示同意。
她后来回忆说：“当时那个媒人拿着盛家公子的照片，先给父母看了，然后妈妈拿来给我看了，女孩子是不好表态的，他们大人同意了，那么就定了。”
既然没意见，总归是要见个面的，接下来，双方父母安排了一次“有趣”的相亲，
地点是在上海国泰电影院，活动是看电影，两家都很重视，去了不少人。
“那里面那么黑，人也多，没看见他。主要是双方的父母先看，去了蛮多人。她妈妈看了以后很喜欢，就再托人讲。”
说是相亲，其实更像是“被相亲”，因为任芷芳连相亲的对象都没看到，但盛毓邮却一眼就相中了她，他的妈妈也非常满意，于是又托人去任家讲了几次，终于定下了双方的婚事。
订亲是大事，定亲当天任芷芳特意挑选了一件做工精细，镶嵌着华丽蕾丝花边的漂亮旗袍，对于传统的任芷芳来说：“时髦要文雅一点的，太俗气的不要。”
订亲之后不久，豪华盛大的婚礼如期而至。
两家包下了上海最豪华的百乐门舞厅，婚礼请了数百名亲友到场。
任芷芳身穿洁白的婚纱，手捧鲜花，面带微笑，在众多伴娘的簇拥下，款款走来，长长的婚纱从舞池中心一直拖到大门口。
婚礼当天很热闹，两家人喜气洋洋，大宴宾客三天三夜，引得路人纷纷围观，以致静安寺附近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虽然婚前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但她婚后的日子却甜蜜顺遂，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原因竟然是因为公公盛恩颐。
结婚后，任芷芳跟婆婆孙用慧一起住在万航渡路的一处大花园洋房里，经常陪婆婆打牌，与婆婆相处融洽，盛家的姑娘都是戏迷，任芷芳恰巧也有同好，一群人常请来著名琴师拉琴吊嗓子，甚至动不动就在院子里搭戏台唱戏，自得其乐。
任芷芳的唱戏功夫，是从小熏陶出来的，唱起来有板有眼，嗓音清亮，深得大家赞赏。
作为大嫂，她对妹妹们体贴照顾，包容谦让，一家人相处非常和睦。
然而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亲。
盛毓邮的父亲盛恩颐堪称民国最负盛名的败家子，没有之一，不仅坑爹，还坑儿子。
他放着继承来的庞大家业不管，整天只知道寻花问柳、赌博、抽大烟，花钱如流水，把自己的家业消耗殆尽后，又打起了儿子的主意。
只要一没钱，他就找到盛毓邮，要请他吃饭，并趁此机会借钱，而且每次张口都是千块大洋。
面对无止境的索要，盛毓邮被“父亲的饭局”弄出了心理阴影，难免抱怨，对此任芷芳劝解丈夫要尊重长辈，还一直劝慰丈夫。
但是贤惠的任芷芳无法阻止吸血的公爹，盛恩颐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曾创下一夜输掉上海一条街的记录，没过多久，他不但败光自己的产业，还几乎吸干了儿子盛毓邮。
老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尽管盛家的家业败得差不多了，但比起普通百姓人家，生活上还是衣食无忧的。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资本家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解放后，为响应政府号召，盛毓邮和任芷芳商量后，决定捐出全部家产。
从这一刻起，豪门往事皆成过往，任芷芳二人也成为了普通无产阶级群众的一员。对于从小就没有经历过普通人生活的任芷芳，这样的变化简直是从天上跌到了地下。
别墅洋房没有了，只能回归巷道弄堂；锦衣玉食没有了，每天只能粗茶淡饭；仆人帮工没有了；洗衣做饭亲自上。
盛毓邮每天出门为生计奔波，任芷芳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还要照顾长辈和孩子，她脱下的最爱的旗袍，穿上了粗布麻衣。
人们常说：一个人在处于低处或者身居中高位时的言谈举止，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性。
任芷芳和盛毓邮都不是轻易向命运低头的人，面对不可抗拒的变化，任芷芳和丈夫商量，准备去海外寻找机会。
盛毓邮只身一人前往海外，任芷芳则在上海抚养三个孩子，与所有普通人一样，每天柴米油盐精打细算。
虽然生活清贫，但她从未降低要求和失去希望。
她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就算再累，家里一样保持整洁干净，每天打扫得一尘不染，生活乐观积极，好像一切困难都难不倒她。
其实她心中也有讲不出的折磨，就是对丈夫的牵挂和想念。
当孩子们问起父亲，她总说：“侬阿爸在外面做大事，他会回来接我们的。”
之后，经过考察的丈夫发现商机，那里没有中式早餐店，当地很多华侨吃不惯那里的早饭，丈夫告诉她一个大胆的想法：去海外重新创业。
得知丈夫的想法后，任芷芳没有丝毫犹豫，坚定地对丈夫说：“好，我们一起去。”
她相信，只要一家人在一起，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度过。
就这样，任芷芳和三个孩子一起随丈夫到了日本，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
一开始，微薄的积蓄并不能让他们包下大的店面，况且还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开支。
于是，在60年代日本东京的街头，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一位穿着整洁，相貌温婉的中年女子，围着围裙在一个大油锅前忙活，她的丈夫手脚麻利地和面揉面，还要招待客人，忙得马不停蹄。
任芷芳充分发挥了她的“洁癖”，始终保持着油条摊的洁净，围裙、抹布等一应用品，都及时清洗更换，绝不沾染上烹炸过程中溅起的油污。
“过分”清洁，让她的油条摊在众多小吃摊中显得与众不同，引起了食客对她早餐摊的好感和卫生状况的信任。
任芷芳的早餐摊回头客越来越多，不少人认准了她，只来她这儿吃早餐。
他们夫妇每天起早贪黑，忙得团团转，即使再累，也绝不降低要求。
二人手头上慢慢有了一些积蓄，她们发现客人对于中国传统美食非常喜欢，但当时并没有一家正宗的中国小吃店，于是她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开饭店。
年过半百的夫妻二人，聊起未来的生活，兴奋得像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说干就干，他们给饭店取了个响亮名字“新亚饭店”。
锦衣玉食长大的任芷芳和盛毓邮，对美食并不陌生，她们决定从最熟悉的上海小吃开始。
她们租下了一间铺面，任芷芳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尝试，推出了擂沙圆、生煎包、白斩鸡、葱油拌面等上海风味特色小吃，一开张生意就火了起来。
为了能够提供最正宗的上海风味，仅靠任芷芳二人的手艺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二人想起了曾有旧交的沪菜名厨吴国祥，并亲自邀请吴国祥到新亚饭店掌厨。
吴国祥加入后，很快就推出了酱猪蹄、红烧划水、明虾豆腐、红烧排骨等有名的上海风味，并成了他们的招牌菜。
尤其是他们店的上海灌汤小笼包，皮薄馅嫩，汤汁香浓，成了入店必点的经点。
在当时的日本东京，想吃地道的上海味，去新亚饭店就对了。
生意慢慢走上了正轨后，饭店规模不断扩大，还开了分店，招了不少员工，除了日本当地人之外，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也在他这里打工。
经历过战争动荡的任芷芳深知留学生在外求学的不易，规定所有来新亚饭店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的日薪要高于日本员工，并要求管理人员，不要把饭店里的脏活儿累活儿派给中国学生。
她们还资助这些中国留学生，并且叮嘱他们：“多学知识，完成学业后报效祖国。”
任芷芳与丈夫一起，把新亚饭店从一个小吃店，发展到七层楼面，还开了不少分店，创下了亿万身家，续写了新的财富传奇。
晚年的任芷芳，早已不必亲自管理生意，闲暇时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平时她经常参加票友活动，也会请来琴师，为其吊嗓，唱起戏来嗓音清亮。
任芷芳富时不骄奢淫逸，贫困时不消极颓废，既享受过最好的，也承受过最差的。
最为难得的是，在跌入低谷时，还能凭借着勤奋与拼搏东山再起，重回人生巅峰。
2010年，上海电视台一档电视节目采访了93岁的任芷芳，虽然已是高龄，仍然口齿清晰，反应敏捷，衣着发型一丝不苟。
她操着一口标准的上海话，语气温婉平和，神情端庄慈祥，言谈举止间散发出的名媛风范使人艳羡。
所谓见过大世面，就是能讲究，也能将就。不会因为曾经的成就而不可一世，也不会因为当下的挫折而萎靡不振。
任芷芳能享受天生拥有的富贵，也能面对身不由己的清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面对人生起伏，不乱于心，不困于情，直面现实，坚守内心，活出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文：阿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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