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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红军揭不开锅,毛主席写信求助,宋庆龄抵押住房寄5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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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公开了一封,来自革命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外孙女李湄女士捐赠的信。信是1969年3月17日,宋庆龄写给廖梦醒的。

信的内容和红军有关,里面详细地讲述了1936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出现经济困难时毛主席向她求助,希望她能代他向宋子文借款5万美元的相关情况。让人们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宋庆龄对革命事业矢志不渝的坚持,永远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心。

因为那时候的宋庆龄和弟弟宋子文的关系已经不同往昔,宋庆龄当真是很难向他开口。而宋庆龄很明白一点的是,毛泽东这个人若不是确确实实已经没了办法,是不会向她求助的。所以一收到信件宋庆龄就到银行取出了丈夫孙中山逝世后,广东省国民党政府发给她的抚恤金5万省币。

在宋庆龄同志北京故居举办的“孙中山宋庆龄与辛亥革命”文物图片展



不过,这些钱距离毛泽东需要的5万美元的“巨款”差之甚远。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按照宋庆龄的地位就算不找弟弟宋子文借,轻轻松松也能凑齐这5万美金。可事实上宋庆龄压根拿不出这么多钱,平日的生活费靠着都是这些抚恤金存入银行后获得的利息。

怎么办?思来想去后,宋庆龄只好将自己名下唯一一处寓所给抵押了,才凑齐了钱借给了毛泽东。

而这些事情毛泽东一概不知的,一直以为这些钱是宋庆龄替他找宋子文借的。并且当潘汉年于1954年底,代替毛主席还款给宋庆龄时,她也没提过钱的来源。所以这事直到1969年,大家才知道这笔5万美金的“巨款”,竟然是宋庆龄取出了丈夫的抚恤金和抵押房产后,倾尽所有而来的!

说到毛泽东和宋庆龄,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之间似乎不会有太多交集,怎么毛泽东就觉得宋庆龄会帮他这个大忙呢?

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处寓所


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很早以前就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的战友、同志和可敬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而这个“很早”其实可以追溯到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在国共首次合作伊始,两人就已是神交了

1924年1月20日,为了改组国民党和推动国共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以孙中山先生致开会词拉开了大会序幕。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也参与了此次大会,并且他还是由孙中山指定参加党章审查委员会的一员。在大会上,为了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毛泽东也发表了许多针对性意见,都得到了孙中山的肯定与采纳。

大会从20日开到了30日,这期间其实宋庆龄人并未在广州,但她与毛泽东的认识和行动是一致的。早在大会开幕前,国民党右派就已经想以宋庆龄为“突破口”,通过说服她站出来动摇孙中山实行联共的决心,从而达到阻止国共合作的目的。

宋庆龄没有任何动摇,断然拒绝了右派坚定着自己的立场,支持并帮助孙中山以革命家的气魄在大会上制定“三大政策”,提出让大会举手通过的、包括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名单。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留影



虽然大会的结束,意味着国共首次合作达成了共识,但实则国民党右派始终都没有死心,屡屡在暗地里搞些小动作。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后,邹鲁、谢持等人的动作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还于同年11月12日在北京西山,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一届四中全会。会上,他们公然宣布要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免去毛泽东等人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的一切职务。

消息传到宋庆龄那里后,为了阻止这些国民党右派加剧“反共活动”,不让丈夫的遗志落空,她专程从上海赶至广州,于1926年1月8日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大会上,宋庆龄和毛泽东相互支持,很是默契地打了一场无硝烟的“战斗”。宋庆龄在会上大声疾呼大家团结,不要受右派挑拨,坚定指出:只有诸君合作,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才能成功,否则决不能成功。

毛泽东也随之表态,称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怕公开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为了国民革命整体利益,在当时保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是完全必要的。

就这样,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迎头痛击了西山会议派,最终毛泽东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当选中央执行委员,顺利维护了国共合作。

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宋庆龄就有听闻这个名叫毛泽东的湖南代表,在会上激昂陈词,革命思想觉悟颇高,政治见识也颇为独特。所以此次大会期间,宋庆龄也在观察着毛泽东。

通过几次接触后,毛泽东给宋庆龄最大的感受就是,身上没有所谓的军阀官僚气度,言语间只有人民利益,这让她很是欣赏与佩服。值得一提的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斯诺来华访问时提问宋庆龄对中国“政治家”有何评价时,宋庆龄本来是很无奈地摇摇了头,透露着无尽的失望。可想了一会儿后,她又说道:“相比起其他人,毛泽东是值得信任的。

可见,宋庆龄对毛泽东的认可度有多高。



往后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方面再也按捺不住,开始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为了阻止其行为,宋庆龄联合毛泽东等人于1927年3月在汉口促成了第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会上针对蒋介石的独裁活动,决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全部集中于党,从而很大程度地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

不过这些平静全都是暂时的,就在共产国际还对蒋介石抱有丝丝希望时,蒋介石已经在策划一场全新的巨大阴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因为反革命政变来得毫无征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毫无预判,导致短短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500余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蒋介石如此倒行逆施的行为,必然不会被国民党右派之外的人所支持,同月22日宋庆龄就联合了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与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人,公开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是

“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彻底结束了好不容易维持了3年多时间的国共首次合作,大革命也从原本已经到达的高潮,急转直下走向失败。

以宋庆龄为代表发出的声明,并未引起反共人士的反思,反而继续将阶级搏斗推向更激烈的方向。7月14日,更加严峻的事情发生了:汪精卫等人全然不顾宋庆龄等人的抗议,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

如此行为,令宋庆龄失望至极,当天就发表了严正声明:宣布同孙中山先生事业的叛徒决裂!

除了联合声明外,宋庆龄在行动上也是费尽了心思。1932年12月,她还联合了北大前任校长蔡元培、鲁迅、杨铨等多界有名望人士,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上海先后保护了大批共产主义维护者和爱国人士的生命安全。

虽然国共第一次合作走上失败后,宋庆龄一直在忙于革命,不过重重变故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还是很是担心宋庆龄,怕她会因为自己尚未顺利继续丈夫的遗志而对革命失去信心。但很显然,这些都是不需要的。


一句“我对革命没有灰心,是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路。”虽然只是对当下革命面临的危机所言,实则宋庆龄的内心在此时就已经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她深信中国共产党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终究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她也将在未来始终同共产党一条心,生死与共!

所以,就算后来宋庆龄与毛泽东在武汉分别后,两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她也始终记挂着毛泽东,关心着中国共产党的安危。甚至,先后中断了10年之久的国共关系,后来也因二人的信函往返而接通。

随着蒋介石与汪精卫从对立走向同流合污,中国革命走向了更加复杂的局面。“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对内是国共两党之争,对外又有日本对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地觊觎。

对此,宋庆龄的态度始终如一: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所以,宋庆龄于1931年从苏联回国,就连续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要求,让其停止向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苏维埃区域进攻,转而武装抵抗日本侵略。

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哪里会想听这些,就一直坚定着“要攘外必安内”的方针,对共产党进行全面围剿。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走向失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歼,红军只得退出中央根据地,踏上充满着无尽未知数的长征之路。宋庆龄得知消息后,一方面时刻关注着红军的动向,另一方面还在多方奔走,为秘密支持红军寻求力量。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重重阻碍,顺利抵达了陕北。宋庆龄得知消息后,极其喜悦,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信以表祝贺。毛泽东收到信件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毫不吝啬地称赞了宋庆龄“拥护党羽苏维埃中央的主张”,以及她给予的“热烈赞助”

虽然宋庆龄同毛泽东当年在武汉一别后,一直在不同地方、不同岗位,但却始终都在坚持着革命斗争。所以,在奋斗目标始终一致的情况下,两人对彼此都有着一种特殊的信任感。这也是为何毛泽东在遇到困难时,会想到找宋庆龄帮忙。而反观宋庆龄,也会在毛泽东需要她帮助时想尽办法,一一照办。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1936年11月,恰逢二万五千里长征顺利结束不久。此时的宋庆龄正在上海工作,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信件,看着“毛泽东寄”这个字,她连忙拆开了信封。内容便是前面所提到的,毛泽东希望宋庆龄能代替他,向宋子文借5万美元给中共中央的事情。

5万美元,显然不是小数目。从1935年,广东省由原来的省币统一改用法币开始,省币就开始贬值。而宋庆龄从银行取出来的钱,肯定都是省币。所以那5万省币换算成美元后,还得再打个折扣。

就相关资料显示,1936年时美元与法币的汇率平均在1:3.77。也就是说,毛泽东所需的5万美元,约等于19万法币。可见这钱对于宋庆龄而言,也并未一笔小数目。

但也同样出于那份信任,宋庆龄抵押了丈夫孙中山留给自己养老的处寓所后,才勉强凑齐了5万美金的事情,她从未向毛泽东提及过。而当“巨款”借出去后,宋庆龄也从未主动向毛泽东提及过还钱二字。

因为据她对毛泽东的了解,如若真不是无计可施了,他是不会找自己帮忙的。所以直到30多年后,毛主席曾向宋庆龄求助借钱的事情再次被提及,大家才知道原来宋庆龄为了抗日,为了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多少。

而当时红军的经济情况也确实如宋庆龄猜想的那样,何止是糟糕,可谓是糟糕到“揭不开锅”的地步。为了节省开支,毛泽东过冬的棉裤只有一条。若是脏了还得挑个没有外出工作的时间洗,这样的话就能在棉裤洗了后,还能窝在炕上裹着被子批阅文件。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据1938年,毛泽东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就延安部队工资标准的发言可知:当时一军师长的月薪为5元,连长为3元。所以,可见当时宋庆龄的倾其所有,凑齐的5万美金“巨款”于当时的红军而言,帮了有多大的忙。

也可见宋庆龄之所以能够被众人尊敬、佩服,不仅仅是因为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她本身也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

而经过时间证明,她对于共产党的支持是正确的。毛泽东仅仅用了13年时间,就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带给了中华人民一个崭新的中国。

1949年8月28日午饭过后,原本有着午睡习惯的毛主席没有走向里屋,而是换上了一套在接待贵客时才会穿的衣服,因为他要亲自去车站接一位贵客。

其实这位贵客的火车准点抵达时间是在下午4点15分,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显然有些太早了。但是毛主席就是着急了,准备好后就一直在屋里来回踱步,时不时就看一下手表,生怕去晚了。

来来回回在屋里坐立难安了好半晌后,毛主席终究是不想再等了,叫上了周恩来、朱得、董必武等50多位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出发前往火车站。如此大规模的迎接团,可谓是史上所有外国来宾访华都不曾享有过的待遇。

抵达了火车站后,所有警卫人员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毕竟这个节骨眼上,那么多领导人物聚在一起,是万万经不住半点闪失的。半个小时过后,火车终于平安到了车站。

终于见到了那位熟悉的“战友”,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服后立即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了贵宾的手,连说了好几声“欢迎您!欢迎您!”



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出,宋庆龄时隔24年再回这个“伤心地”,虽然难免再忆起伤心事,但看着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她也是难掩喜悦之情的。毕竟如今这样的盛况,就是丈夫孙中山逝世时尚未实现的遗志,她固然是开心的。

1949年10月1日,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墙上,同万千同胞一起见证了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时刻。就在毛主席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终于成立时,泪水还在不经意间湿润了她的眼眶。

在1927年下半年之前,宋庆龄和毛泽东之间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情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们之间则变成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情谊。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人之间则变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后来,宋庆龄旧病复发不能再参与繁忙工作,两人又变成了常以书信来往的“亲人”。

但无论怎么变化,他们之间始终都与革命有着联系,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情谊,实质上就是党内外“共产主义者”的情谊。有着同样的目标,所以才能风雨同舟近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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