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农活，从生产队开始！

十几岁的时候，正是生产队大集体。

有句话不是说：“分，分，社员命根”吗？社员都靠工分吃饭，大家都把工分看得很重，不但大人去地干活一晌不落，我们学生娃子在星期天、节假日也都争先恐后去挣工分。

我干农活，首先从生产队开始。

骆淑景| © 撰文

西瓜| © 版式

01

分，分，社员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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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个男劳力每天是10分，一个女劳力每天8分。

我们这些学生娃子，最初只给3分，以后慢慢长到4分、5分、6分。还没有争到7分时，生产队就不存在了。

人六劳四，吃粮靠工分，花钱也要靠年底分红。

有一年队里劳力最多的文约家，年底一下子分了123块，把人羡慕得不得了。而我家那一年分了74块，就这，还感觉很满足呢。

生产队有男队长，还有妇女队长。男队长带领壮劳力担粪、割麦、打场、犁地等，妇女队长就带领妇女们干些锄地、摊场、拨芽打杈、摘棉花、给谷子、玉米间苗等稍微轻一些的活。

遇到农忙季节，还有冬季修大寨田，就是男女老少齐上阵，大家在一起干活，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苦中作乐，消解了许多疲劳。

我最初参加生产队劳动，就是和几个老婆在一起打粪。

说是老婆，其实不过四十多、五十来岁。那时人衰老的早，四、五十岁就弯腰打躬、豁牙露齿了，相当于现在的六、七十岁。

我们拿个小镢头，在牛圈窑门口，把一大堆堆成方形的牛粪，用镢头搂一下，然后用镢头背面打一下，把粪疙瘩打碎，再搂再打碎。

这样打碎的牛粪才能担到地里上庄稼。牛吃草，牛粪相对不那么臭。但是搂到粪堆中央，也会有稀牛屎脏兮兮的流出来，让我不由得嘴咧多大。要是打的是人粪，那就更臭了。

虽然夹带着土、灰、草，时不时还会露出一块黄拉拉的东西，这时小孩嫌脏，就会捂住嘴，做呕吐状。

大人就会说：“你起过，我来！”小孩总是受到优待。

02

一年四季，

和农活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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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里就是跟一群妇女锄麦，大人领两行、三行，小孩领一行。

锄麦用漏锄，锄玉谷用板锄。这时春风拂拂地吹着，绿油油的麦田里，穿红戴绿的女人们，一人一把漏锄，长长的锄把往前一伸，夹杂在麦苗行间里的米米蒿、面条菜、麦秸籽等草就被锄掉了。

大家一边干活，一边说笑，叽叽叽，嘎嘎嘎。

夏天麦子熟了，割麦、拾麦，都不在话下。妇女们还有一样重要的活就是摊场。

要把担到场里成捆的麦子一把一把折歪散开，虚虚拢拢摊满一场，让午后毒辣的阳光把麦子曝晒后，然后才能用碌碡碾。麦子若不干，就碾不下。

那时什么都是人工，麦子碾了后，若天气好，有风，扬场、晒麦、集麦秸集，都不成问题。若是下雨了，或者没有风，碾过的麦子堆在场里，妇女们还得拿着簸箕去簸麦。

秋天是一年中农活最多的季节。仅一个棉花，从种籽拌药，到出土间苗、打药、拨棉花芽子、给棉花打顶到摘棉花，一棵棉苗要从手里过多少遍。

给棉花打药，是青年妇女专业队的事，而拨棉花芽子、打顶，这些轻活，就是老弱病残包括我们这些女孩子在内的事。

大家进到棉花地，一人领两行，一边拨着芽子一边聊大天。

秋天摘棉花，是妇女们一项重要活计。暖暖的秋阳下，棉花朵朵白。要一遍两遍地摘，摘许多遍。摘棉花论斤挣工分，有时4斤一分，有时3斤一分，谁的手快谁挣分多。

摘棉花时，腰里绑一个大包袱，弯腰摘一把棉花，塞到包袱里，包袱摘满了，塞得实夯夯的，再掏到地头的箩头里。有时包袱塞得太满了，腰都弯不下。

这时我总感觉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包着包袱，很像一个大肚子孕妇。一到下工，迫不及待取掉包袱。

摘棉花时，有的人手快，左右开弓，抢着往前跑，但棉花朵子往往摘不净，棉花上还带叶腥子。这时妇女队长就要把关，让她勾回来再摘。

到了晌午，扛上满满一箩头或担上两箩头棉花，到保管院去过秤，过了秤，再扛到保管楼上倒下。棉花堆里有许多虫，咕咕蛹蛹往人身上爬，你得不时用手拨拉。

还有掰玉米，也是一项重要活计。农历九、十月，早上气温低，地上一层霜，去搬玉谷还冻手呢。来到玉米地里，男的在前面拽，妇女在后边掰。等到晌午快下工时，又燥热难耐，要脱掉一层一层衣服了。

修大寨田，在三亩坡子，大人推架子车，小孩铲土装车。小北风吼着，工地上却车来人往，热火朝天。

有几个冬天，还到别的队里搞大会战，人更多，场面更宏大。红旗招展，喇叭震天。

除了以上这些农活外，还有架柿子，打核桃，刨红薯，挖萝卜，拽豆子，担水劈柴，淘粮磨面，无所不干。

03

在地里干活时间长了，

就想办法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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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活没有一样好干的，不论干什么活，都不好受。

锄地时前腿蹬，后腿弓；割麦时，一遍一遍弯腰，腰酸背疼膀子困；摘棉花时，手被棉花壳子挂的一道一道，手指背后长出许多肉签。

我后来参加高考，“上穷碧落下黄泉”，多方寻找出路，都是想跳出农门，不愿当一个原始的体力劳动者。现在好了伤疤忘了疼，经过时间的过滤，只剩下快乐的回忆了。

村里有一拨20几岁的女子，是妇女中的主干力量。专业队、突击队、民兵训练啥的，都少不了她们。不论干什么活都跟上，很成气候。

在地里干活时间长了，枯燥乏味，就想办法偷懒。比如锄玉谷，锄一节，停下来，拄着锄把说开了闲话。

你一句她一句，只怕话把掉地下。时间长了，队长就喊 ，“哎，快干吧，小心把下巴拄掉了。”大家哈哈一笑。

有时她们要求队长歇一下，队长想干活，就说把这块地锄完再歇。队长不让歇，她们就说要去厕所。

一个去了，另一个也跟去。半天不见回来，终于来了，队长就说，“哎，你们是屙黄河尿长江去啦？去这么大一会子。”或者说“真是懒驴拉磨屎尿多啊。”又引大伙一片哄笑。

她们就起哄，编顺口溜骂队长，一个说咱是“挣球分”，另一个接“干球活”，第三个说“看球脸”，第四个说“受球管”。

队长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给这群女子应哥有点大，应叔有点小，实在没法回应她们，就半天不吭声，气得脸吊多长。

女孩子却高兴了，嘻嘻嘻，哈哈哈，在打骂逗笑中消解了许多疲劳。

由于整天在大田里劳作，姑娘们一个个粗皮糙肉，脸晒得黑红，就像宣传画上大寨铁姑娘那种。互相调笑时就说，“咱就是修理地球的命。”

也不知道是缺乏营养，还是干活早挣的，普遍个子都不高，我们班女同学没有超过1.60米的，都是1.5米或者多一点点。

那时城里知青下乡，有一个口号，叫“滚一身泥巴，炼一棵红心”，而天生是农村孩子，没有什么想头，就一个字，干吧。

越到后来，生产队越不行了，社员们终日辛苦，却缺吃少穿，大家和生产队就越来越离心离德了。干活时抱着“长工活，慢慢磨”的态度，出工不出力，好像是给队长干的一样，避开队长就想磨洋工。

记得有一年，门前一块麦子割了一星期。为什么？人都跑了，到岭上拾麦，给自己拾。上山打洋槐籽挣钱。

不是说“三夏大忙，龙口夺食”吗？但夺回的粮食都交公粮了，反正也分不到自己手里。干脆，就跳猴，就调皮捣蛋。

时间到了1982年，全国学习小岗村，土地终于承包到户。同样的土地，同样的人，打下的粮食却翻了几倍。

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生产队成了记忆。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