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
三年搬家180次,平均每周都在搬家,你能想象这样的独居生活吗?
18岁的张爱玲曾在她的文学处女作《天才梦》中写道:“我一天也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在当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位民国时期的天才女作家,竟然“一语成谶”。
晚年的张爱玲深陷“蚤患”,为了逃避蚤子的咬噬,她不得不以搬家的方式,踏上了离奇的“逃亡”之路。
有学者认为,“避蚤”是张爱玲借以避世的借口,而避世则是她得以自我心理疗伤的途径。
但熟知张爱玲的人更愿意相信,“逃亡”是她深藏在血液中的基因。
毕竟年幼时最亲近的母亲,在每次遇到人生变故时,第一个想法便是“逃离”,给幼小的张爱玲留下了不可平复的心理创伤。
张爱玲
1957年1月,美国小城康科德覆盖在一片雪白之中,呼啸的寒风将雪花重重拍打在窗玻璃上,却没有一丝声响。
“我已重病缠身,自知时日无多,不久于世,唯一希望的,便是再看你一眼,我亲爱的女儿。”
母亲的信静静地躺在窗台上,张爱玲倚靠在窗棂边,默默地点了一支烟,望着窗外的冰天雪地,总也想不起母亲那“似曾相识”的脸。
这一年张爱玲36岁,她信手写了一封更加简短的回信:“我的境况并不好,无力支付去往伦敦的机票,祝安好。”
房间里的烟圈逐渐浓郁起来,似乎在努力拼凑一些关于亲情的蛛丝马迹,若隐若现的氤氲中,仿佛真的回到了幼时的北方。
同样的一天,大雪纷飞,记忆中似乎只有争吵和摔东西的声音,她与弟弟躲在房间里不敢出声,那一年张爱玲4岁。
张爱玲(左)与弟弟张子静
一年前,因父亲张廷重在津浦铁路局谋得职位,这个有着显赫背景的没落贵族之家,从上海搬到了天津。
父亲张廷重是晚清名臣李鸿章的外孙,母亲黄逸梵亦出身于南京的权贵之家,按说这样的家世即便没落,也足以过上美满的生活。
然而,自从来到北方,在张爱玲的印象中,父亲与母亲每日除了争吵,似乎再无其他。
说来也怪,张廷重自小接受西式教育,却是一个思想守旧,推崇男尊女卑的封建遗少,吃喝嫖赌抽一样不落,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
而作为大家闺秀的黄逸梵,虽然自小裹脚,学习女红,却一生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和忠贞浪漫的爱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时代女性。
二人婚后的生活格格不入,最让黄逸梵无法忍受的是,丈夫每日流连花街柳巷不说,竟还要将姨太太娶进家门。
黄逸梵
每每父母吵架后,张爱玲都不敢出现在母亲身边,这时在母亲的眼中,她和弟弟就是“相夫教子”的“从犯”,是女人追求自由的羁绊。
是的,在张爱玲看来,她从来就不是父母爱情的结晶,而是婚姻“后遗症”的产物,除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和专属的佣人,她一无所有。
而对于黄逸梵来说,长期的争吵让她心力交瘁,这个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样物件,都像牢笼的铁栅栏一般将她团团围住,让她喘不过气来。
逃离,只有逃离这压抑的婚姻,才能让自己快乐地活下去,她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
1924年,张廷重的妹妹张茂渊申请到了欧洲留学的名额,黄逸梵借此机会,联合小姑子,以学校需要监护人为由,随其一同赴欧。
张茂渊
对于已婚已育的黄逸梵来说,尽管家族上下极力反对,尽管一双儿女年纪尚小,但是同追求自由的渴望比起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此,母亲对于张爱玲而言,近乎“缺席”了她的整个童年。
而父亲更是一个“名义”上的存在,张爱玲姐弟俩从小便由佣人带大,除了物质上的给予,他们和父亲几乎没有任何情感上的交流。
姐弟俩更像是这个豪宅中豢养的两只名贵的宠物,因为“名贵”,即便失了宠,主人也不会将它们丢掉。
没有人知道,母亲离开家的那天,张爱玲的内心到底有多么惶恐,一个4岁的孩子,眼睁睁地看着母亲离去,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回来。
一转眼便是4年,张茂渊学业结束,黄逸梵不得不跟随小姑子一起回国,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回家那天是她童年中最快乐的一天。
黄逸梵
不得不说,时间是一剂良药,再次回到家中,夫妻感情似乎好了许多,甚至因黄逸梵对北方的不适,全家又搬回了上海。
此后的一年时间,是处于成长期的张爱玲记忆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曾经有一度,张爱玲以为终于将母亲抓住了,在亲情上抓住了她。
令她始料不及的是,一年后,黄逸梵与张廷重办理了离婚。
对有些人来说,性格是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一个继续花天酒地,一个继续渴望自由。
父亲很快续了弦,一个在中华大地上演了无数次的故事,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继母对张爱玲姐弟俩终日冷眼相对,恨不得将二人扫地出门。
每每弟弟因“做错事”被惩罚,倔强的张爱玲总是去找继母理论,但换来的往往是对长辈的不敬之罪,和父亲的大打出手。
张廷重(中)
而此时,弟弟对继母的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更是让张爱玲倍感凄凉,她对这个家失望透了。
自从离婚后,黄逸梵又回到了欧洲,继续着她追逐自由的梦想。
可以说,16岁之前,张爱玲就不知道“母爱”为何物,母亲总是走啊,走啊,不停地走,她对“母爱”的幻想永远在路上,从未抵达。
当母亲再次回国时,张爱玲已经16岁,她渴望读大学,渴望离开这个家,但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在父亲看来,女子读书就是浪费金钱。
不得已,张爱玲只得来到母亲的住处求助,思想西化的黄逸梵自然是坚决支持女儿,不仅让女儿与自己住在一起,并愿意供女儿读书。
张爱玲似乎终于等到了心心念念的“母爱”,但是迟到的母爱,似乎来得也不那么“痛快”。
黄逸梵
常年在欧洲的奢华生活,几乎花光了黄逸梵所有的财产,本就家道中落的她,随着战争爆发,物价飞涨,生活更是捉襟见肘。
那时,张爱玲听到母亲最多的抱怨就是:“都是因为你”,每一次都像针扎一样刺痛。
母亲在“培养费”上的斤斤计较,使张爱玲倍感人世苍凉,血浓于水又如何?母爱伟大又如何?还不是活在这惘惘的威胁中。
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对自己的“资助”是一笔必须要偿还的债,它就像一把枷锁压在肩膀上,只要一天没还清,就压得她抬不起头来。
直到多年后,她遇见胡兰成,向其借了钱,还清了母亲的“养育之恩”,自此天各一方,两不相欠。
也许,彼时的张爱玲不会想到,卸掉了“枷锁”,却仍旧不能安稳。
是的,爱上胡兰成,这是张爱玲的劫难。
胡兰成
1944年春天,23岁的张爱玲因小说《封锁》与胡兰成相识、相知、相恋,这一切的发生,快到令人不可思议。
张爱玲曾说:“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婚了,”其实,更大的悲哀是,你对这一切无能为力。
如果胡兰成没有收到好友苏青寄来的杂志,如果他没有看到张爱玲的小说,如果苏青没有告诉他张爱玲的住址,如果……
太多的如果,早一步或晚一步,也许都会错过一辈子,但有些事,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宿命。
遇到了,爱上了,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就这样硬闯进你的心,哪有什么道理可讲?
她还记得,他向她提起《天地》杂志上的一张照片,他说好看,她便洗了一张送给他。
张爱玲
照片背后,还不忘附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他38岁,早已是有妇之夫,彼时在文坛风头正劲的张爱玲又怎甘心做一个第三者,但一切“理所应当”在爱情面前都变成了纸老虎。
她心甘情愿,她无能为力,她将自己贬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情愿做一个插足者,也无法对他置若罔闻。
诚然,胡兰成是懂得张爱玲的,懂得她血液中流淌的桀骜与优雅,懂得她自小缺失关爱的卑微和氐惆,懂得她及时行乐背后的满目荒凉。
所以,即便他是汪伪政府的汉奸,即便他家中已有妻室,即便他的年纪几乎可以成为自己的父亲,她依旧义无反顾。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胡兰成
她孤注一掷地将自己交了出去,倾尽自己的全部热情去爱他,哪怕遭人白眼,哪怕做“汉奸妻”,她仍爱得那般超凡脱俗。
几个月后,胡兰成和第二任妻子离婚,与张爱玲走到了一起。
因担心战后自己的“特殊身份”会拖累她,他们并没有在法律上登记结婚,只是自行写了一张婚书,证婚人是张爱玲的同学炎樱。
很多人认为,这是胡兰成没有诚意的表现,但对于张爱玲来说,她又怎么会看重这一纸婚约呢?
名分于她而言,不过是华美旗袍上的蚤子,她的父母有名有份,不照样一别两宽?
“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这就是张爱玲对婚姻的洒脱,也是对爱情的笃定。
该来的终究要来,1944年秋,日军俨然气数已尽,当所有人都为之振奋时,一种莫名的“危机感”却萦绕在这对“夫妇”的心头。
张爱玲
上海的暮色很短暂,一切都在若隐若现之中,只有用心的人,才能体会到那迷人的凄美,他们站在阳台上,贪恋着转瞬即逝的黄昏。
“也许我会逃过这一劫,不过这一两年我们不好在一起了,我必须离开。”胡兰成提起手中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她对政治向来是不愿过问的,如果可以,她甚至希望战事可以一直持续打下去,她不过是想要和他在一起。
是的,她不觉得“良心”上会过意不去,自从成年后,她就生活在战争中,战争像一个固定的东西,顽山恶水,也仍旧构成了她的地平线。
自从父母离婚,战争打响,她就明白,世界是会崩坏的,文明是会衰退的,人心是会变化的,她只是想在能够爱的时候,用力去爱。
胡兰成
在张爱玲的眼中,国家兴亡匹夫未必有责,但是这次国家的动荡,却真真地“连累”了她,1944年底,胡兰成独自前往武汉。
不得不说,胡兰成确实是一个“多情”的种子,他的生命中从不缺少女人,如果说他和其他男人有什么不同,应该就是对女人的“坦诚”。
来到武汉不久,胡兰成便和汉阳医院17岁的护士周训德走到了一起,他想娶她为妾,他从不隐瞒自己已有“妻室”的事实。
周训德不肯做妾,执意要有一个像样的婚礼,于是,胡兰成在武汉再次成为了新郎,而这一切张爱玲无从知晓。
直到1945年3月,回到上海的胡兰成才对张爱玲提起“小周”,他是那么泰然自若,那么轻描淡写,那么坦诚相见。
事情发生得太快了,一时无法吸收,连说出的话都是过了好一会儿才听出来,就像闪电后隔了一阵默然才听见雷声。
张爱玲
她不是想象不到,只是不愿相信,她已经爱到了尘土里,她的爱如此卑微。
受伤么?哪个深陷爱情的女人不曾受伤?但只要在上海,他就是她的丈夫,她愿意承受这一切,谁叫她爱他,活该她爱他。
只是,留不住男人的心,又怎能留住他的人呢?两个月后,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的“家”,回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隐姓埋名逃到浙江,住在高中同学的家里,谁能想到,时间不长,他竟又与同学的继母有染。
半年多未曾见到“丈夫”的张爱玲,只身来到温州看他,不想却发现了丈夫与另一个女人的“秘密”。
也许此时的张爱玲才明白,“多情”和“滥情”也只是区别于出轨的次数,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胡兰成
离开温州的那天,雨疏风骤,胡兰成送了她一程,后来的她怎么也想不起那一天他们说了些什么,仿佛刚一开口,声音就被撕碎在风中。
诚然,“婚姻”没有抛弃她,“丈夫”也没有抛弃她,但她的心里是清楚的,她已经被“爱情”抛弃,再无挽回的余地。
此后的张爱玲一心扑在写作上,尽管她的文字背后是无尽的荒凉,但也恰恰是在这种荒凉中,总能让她找到一丝对过往亲情和爱情的慰藉。
是的,对于张爱玲来说,亲情与爱情,远不如友情来的安稳,虽然她的朋友寥若晨星,却构成了她生命中少有的温存。
1952年,张爱玲在香港美新处工作时,结识了她一生最重要的朋友——宋淇、邝文美夫妇,自此开启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患难真情。
宋淇、邝文美夫妇
“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还以为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在开往美国的邮轮上,张爱玲写给邝文美充满感伤惜别的信。
1955年,因受胡兰成“政治成分”的牵连,张爱玲不得不几经辗转,移民美国,她的“丈夫”最终还是拖累了她。
没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和家中断绝往来的张爱玲,仅靠着零星的稿费艰难度日。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宋淇夫妇,向飘零异乡的张爱玲伸出了援手。
身为香港电懋公司制片主任的宋淇,不仅为张爱玲安排了给公司撰写剧本的工作,更是说服了公司按照最高标准给张爱玲支付稿酬。
为了帮她推广作品,宋淇夫妇还将张爱玲推荐给海外学术大家夏志清。
夏志清
必须承认,正是有了夏志清的评论和赞赏,才有了今天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夏志清看来,张爱玲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这一评价也直接撕掉了张爱玲身上“鸳鸯蝴蝶派”的艳俗标签,令她步入了大雅之堂。
不仅如此,夏志清还常常帮张爱玲介绍工作,更是在她的作品遭受非议时,挺身而出,这一切都让张爱玲心怀感激。
可以说,前半生对“爱”极度缺失的张爱玲,在仅有的两三好友身上,找到了为数不多的温情。
来到美国后,张爱玲遇到了新的爱情,与相识仅八个月的剧作家赖雅结婚,那一年张爱玲35岁,赖雅64岁,两人整整有29年的年龄差。
诚然,相较于张爱玲,赖雅不仅没有名气、没有存款、甚至连最基本的健康都没有,但是张爱玲依然嫁给了他。
赖雅与张爱玲
很多人认为,嫁给赖雅,是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报复,更是对自己的作践,但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与赖雅婚后的感情始终很好。
巨大的年龄差,显然为这场婚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婚后不久,赖雅就因中风而两次入院,更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瘫痪在床。
这段维持了11年的婚姻,最后以赖雅的辞世而告终,与其说张爱玲嫁给了赖雅11年,不如说张爱玲伺候了赖雅11年。
母亲和丈夫相继离世,让身处异乡的张爱玲倍感孤独。
尽管多年来与母亲鲜有往来,但是未能给母亲送终,仍像一块巨石死死地压在她的心底。
而丈夫的离去,更是对张爱玲人生巨大的打击,为了给丈夫治病,她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但最终换来的却是“人财两空”。
张爱玲
此后的张爱玲,在精神上一蹶不振,生活也渐渐变得穷困潦倒。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张爱玲名声大噪之时,但是晚年的她,日子过得并不安稳,很难想象,一个知名女作家竟为了“避蚤”而频繁搬家。
张爱玲曾在写给宋淇夫妇的信中,描述过那段不堪的岁月: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是午夜,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和睡。”
最频繁时,张爱玲每天都要换一家汽车旅馆,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具体的住址,真正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唯一采访过晚年张爱玲的台湾学者水晶认为:“张爱玲的避世生活,更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
因为“避世”,没有人了解张爱玲晚年的生活,为数不多的朋友也失去了她的消息。
张爱玲
不过,世人更愿意在她的作品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定义张爱玲的作品,那一定是“苍凉”,亲情的冷漠、爱情的背叛,生活的残酷,在她心里留下了巨大的创伤。
就像她在书中所言:“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是的,她很清楚,哪怕是及时行乐,背后仍旧是无尽的苍凉,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是如此,每个人都很可怜,唯一能做的,只有遗忘。
那些曾出现在她生命中又离去的人,终究是谁也不会干涉谁,不过是静静地躺在她的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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