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永康母亲：“不甘心被说自己害儿子”，为何她会受到众人指责？

魏永康突发疾病逝世，再次触发人们对“东方神童往事”的悲慨。流传较广的版本是：魏永康（1983年）出生于岳阳华容，4岁学完初中课程，8岁进入县重点中学读书，13岁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湖南省年龄最小的大学生，17岁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破格录取（硕博连读）。

然而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魏永康（2003年）因欠缺生活自理能力被中科院劝退。此后魏永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回归寻常人的生活。要知道，对于“东方神童往事”来讲，终将会因魏永康的逝世再次轰动。在这个事情的触发上，无论是突发疾病，还是自然衰老，并没什么太大区别。

因为从根本上讲，人们悲慨魏永康的人生，主要基于“东方神童往事”的凋零底色。毫不夸张地说，仅凭“流传较广版本”中早年的惊艳履历，称魏永康为“东方神童”确实也是名副其实的。但是伴随着“魏永康（2003年）因欠缺生活自理能力被中科院劝退”的关键转折出现，“东方神童”就变为“东方悲童”。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们对“东方神童”有多崇尚，就对“东方悲童”有多悲慨。所以有必要强调的是：无论在“东方神童”的叙事里，还是在“东方悲童”的叙事里，都其实存在添油加醋的成分。因此在看待魏永康母亲所称的“自己曾被妖魔化”、“不甘心被说自己害儿子”、否认高中还需“喂饭”等等言语时，就需要重回常识审视。

正如魏永康母亲（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对于（魏）永康，之前很多夸张不实的报道我都不满意，他的真实情况我和老师邻居最清楚，我会把（魏）永康的真实情况一五一十的发表出来。”

就此而言，我们再看广为流传的“小时候妈妈总是把他关在家里看书，不让他出去玩”、“只要有女生给他打电话，妈妈就说他不在家，担心分散他学习的精力”、“从小学到大学他的生活都是母亲一手包办”等等，以及由此推出“他养成不爱说话，没有自理能力”的结果，更像是某种“无意识”的想象塑形。

要承认大众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善变的。我们很容易能想象到，如果没有“魏永康（2003年）因欠缺生活自理能力被中科院劝退”这个转折出现，那么魏永康的“东方神童”故事会继续存在，并且会不断强化，而魏永康的母亲也会因此成为教子有方的“神童母亲”。

正如社会学家们想象的那样，开创一种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或许是可能的，但是难有价值中立叙事这回事儿。就此而言，无论是魏永康的“东方神童”叙事，还是“东方悲童”叙事，至始至终都是：舆论叙写是一回事儿，家庭讲述又是另一回事儿。本质上可能不矛盾，但是肯定倾向不同。

甚至可以确切地讲，舆论层面所强调的“母亲害儿子”和魏永康母亲所理解的“被说自己害儿子”也不是一回事儿。因为舆论层面更强调教育的方式及意义，而谈论魏永康的悲慨人生，也只不过是对既定教育模式的反思，并不是真的去指责魏永康的母亲。所以，与其说魏永康的母亲是不甘心，不如说她也是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子过程。

另外，正如罗伯特·弗尔福德所言：“都市传说——民间叙事中最流行的生态形式——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文学艺术仍顽固地存在于我们之中，它是大众想象的自然流露。”换言之，“它提醒我们，在某些方面，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仍然与古老的叙事根源紧密相连；它表明我们仍然需要在大众媒体的范围之外拥有一些故事，同时我们也需还能对这些故事做出一点默默的贡献。”

所以就众人对魏永康母亲的指责，可能也并没有主观恶意，它本身只代表当下最主流的意见及认知：人们一边对所鸡之娃寄予厚望，一边又担忧所鸡之娃难以成才。当然也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于“爱、金钱和孩子”的关系正在走向理性之路。

起码有不少父母已经开始反思“育儿经济学”及“教育和成长”的本质。但是我们还是要首先承认，魏永康的母亲“没有害儿子的想法”才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理智的看待“鸡娃的迷失”，以及“东方神童”如何变成“东方悲童”。

毕竟对于“魏永康（2003年）因欠缺生活自理能力被中科院劝退”的事情来讲，并不能以简单的推理因果去阐释。因为一个人自理能力强弱，可能受到家庭层面的影响，也可能是个体差异性的存在。甚至回到生活本身，谁又敢说学习和生活就是完全可划分呢？

因此就魏永康上高中还需母亲“喂饭”的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可能实际上就是“送饭”或者“端饭”（就是母亲关照得太事无巨细）。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魏永康对现实生活彻底绝缘，那么他应该也不会成为“东方神童”（牵涉学科的理解，魏永康不太可能彻底没有自理能力，对于“被劝退”可能属于难融入现实生活的情况）。

循此看待魏永康的母亲时，就要先把“东方神童的母亲”或“东方悲童的母亲”的标签撕掉才好，只有如此才能给出公允的评判。因为对于刚逝世不久的魏永康来讲，在母亲心中早已不是那个被塑形的“东方神童”，或始终只是“儿子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