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宫廷娱乐到私家女乐，探析汉代女乐经济的“黄金时代”

女乐，其实就是乐舞奴隶。她们是继巫而起的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歌舞艺伶。商殷末，君主们享受乐舞的规模宏大，女乐充盈宫室，时常在“酒池肉林”中，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正是这些专门从事歌舞的女乐，创造了奴隶社会中灿烂的舞蹈艺术，使舞蹈摆脱原始状态而渐趋完整精美。即便如此，她们的身份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和其他奴隶一样，奴隶主可以随意买卖、馈赠、甚至处死、殉葬。

到汉代，女乐走出宫廷，来到达官贵人的私家当中，渐渐地女乐经济兴起，并且发展的十分繁荣，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汉代女乐经济的繁荣的历史原因

汉代女乐经济的繁荣，并非空穴来潮，也绝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这背后蕴藏着十分深刻的历史渊源。女乐歌舞背后的历史可追溯到奴隶制时代。从原始时期，集体自娱性歌舞发站到奴隶制时代，已经慢慢演化成自娱、娱人、娱神性三类歌舞，乐舞的功能也由此逐步扩展。娱人性歌舞是乐舞奴隶（奴隶制时代的女乐艺伎）的娱人性、表演性活动。她们的表演，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始时代歌舞的形态，逐渐发展成了艺术性、表演性较强的表演艺术，为汉代女乐经济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女乐在奴隶制时代的曲折波澜

奴隶制时代,女乐歌舞主要是宫廷佐宴的乐舞表演。《管子·轻重甲》: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这是“女乐”一词的最早记录，由文献可知，夏桀时期女乐的规模甚大，且此时的女乐还是宫廷中的女乐艺人。然而在记载中，夏桀还不是乐舞享乐的第一位奴隶主，早在夏启时期，就已经存在大规模的歌舞佐宴形式。

奴隶制时代，夏朝宫廷有女乐歌舞，商纣王朝也依然延续了宫廷女乐歌舞这样的传统。

据《吕氏春秋·侈乐》记载: “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钜为美，以众为观。傲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又有《史记·殷本纪》记载: “帝纣⋯⋯好酒淫乐⋯⋯于是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由此可见商纣王对于女乐尤为痴迷。

商纣灭亡的前车之鉴让西周统治者似乎对女乐歌舞有了一定的限制。在很多有关西周的文献中对此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记载和描述。但是对西周时期的一些活动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女乐有些衰微。这个时候的乐舞更多表现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着重强调了乐舞的教化功能。为此，西周制定了一整套的礼乐制度，西周雅乐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乐舞形式和风格。

可以看出女乐的发展在宫廷政治的催化中夹缝生存，即使有了对原始舞蹈的改良，但仍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和前进的阻碍。

2、女乐蓬勃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导致了“文化下移”、“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雅乐日渐衰微，民间俗乐舞逐渐蓬勃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女乐又因此逐渐发展起来。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铜壶图案中展示了女乐歌舞的场景，河南信阳出土的战国刻纹椭栖图像有女乐歌舞佐宴的场面。除此以外，曾侯乙墓东室除了墓主人棺以外，还有陪葬的侍妾棺木八具，另外还有一些乐器，这可能是墓葬中“房中乐”的形式，反映了墓主人生前对女乐舞蹈的痴迷。

西室中还放有陪葬棺木十三具，都是年轻女性。从墓葬东室、中室、西室的整体安排来看，这些年轻女性陪葬者极有可能就是为墓主人表演歌舞的女乐。纵观古今历史，魏文侯所听而“不知倦”的“郑卫之音”、齐景公夜听“新声”而不朝、季桓子藐视天子所赏阅的“八佾”之舞，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女乐歌舞繁荣发展的切实证据，也是夏商乐舞奴隶为娱人而歌舞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这时，女乐的发展与“文化下移”现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诸侯、士大夫阶层享受女乐的规模也不断地随着社会政治格局的改变而改变，扩大而扩大。私家女乐也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诸侯及土大夫阶层中实力较强的代表，如季桓子、魏文侯、齐景公等，都是开辟诸侯私家女乐文化的代表。女乐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从宫廷女乐到私家女乐，实质上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王国文化”向“诸侯文化”转化的必然结果。

在这一时期，女乐不仅发挥着娱人的作用，还作为诸侯士大夫参与政治斗争的手段，发挥着独特的政治作用。《史记·秦本纪》载:“内史廖曰: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又《论语·微子》日:“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这时候的女乐作为政治争斗的一种十分有效方法，女乐的声色之娱可以起到蛊惑统治者心智，最终达到打击对手的政治目的。

3、汉代女乐经济繁荣源远流长

女乐自夏、商奴隶制时就已经存在，主要表演形式是奴隶主宫廷宴飨的大型歌舞，演出形式及规模极度奢华，体现了奴隶主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反映了宫廷女乐的奢靡。西周时期，女乐歌舞似乎逐渐销声匿迹，乐舞形态以纯正高雅的“雅乐”为主，主要强调其维护统治的政治作用。

随着西周统治的逐渐衰落，到了西周末期，各大诸侯实力逐步壮大，迎来 了社会变革的时代。西周礼乐制度受到时代变革的巨大冲击，雅乐在人们眼中成了僵化刻板的代表，民间俗乐舞、娱人性的女乐歌舞也借此良机逐步发展起来，成为诸侯、士大夫阶层最为喜爱的娱乐方式，还被用来作为参与政治争斗、角逐的重要工具，受到了政治的庇护。不难看出，汉代女乐经济的繁荣，也正是延续、传承前朝女乐而蓬勃发展起来。

二、促使汉代女乐经济繁荣的社会原因

先秦时期的女乐发展，对汉代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朝一统六国，统治者将各大诸侯的无论宫廷女乐还是私家女乐，都一并收进了自己的后宫当中。由于秦汉两朝的交替更迭之间所间隔的时间并不是那么长远，汉朝宫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女乐的形式。

此外，汉承楚制，受楚文化影响极深，楚歌舞是汉初宫廷女乐的典型形式。因此，汉初宫廷女乐一定程度上不仅仅是继承，还发展了春秋战国女乐歌舞，实质上汉代女乐歌舞融合了先秦各个时期的女乐歌舞的精髓。抛开这些历史因素，汉代女乐经济的繁荣发展，还有它得天独厚的社会原因。

1、封建统治者的推进，女乐规模的扩大

汉代宫廷为此专门设立了管理女乐的官署，从民间挑选大批歌舞伶人专供宫廷娱乐、大型宴会使用。许继起在其《两汉掖庭女乐考论》中详细阐述了两汉管理皇帝后宫女性的行政机构——掖庭，以及各类女乐艺人的艺术品类、性能、功能等，从侧面展示了汉代宫廷女乐繁荣的景象。

《汉书·贡禹传》详尽记载了:“武帝时，又（从民间）多取好女至数千人 ，以填后宫。”充分反映了武帝时期掖庭女乐的规模十分宏大。

历史上，高祖时期的唐山夫人、戚夫人，武帝时期的卫夫人、李夫人，成帝时期的赵飞燕等，这些都是汉代皇帝后宫女乐艺人中的佼佼者，凭借出色的歌舞博得皇帝的青睐。可见，此时的宫廷女乐在前朝的基础上，俨然复苏，大有一种欣欣向荣之态。

2、宫廷女乐的繁荣，私家女乐逐渐崛起

汉代皇室重视发展女乐的行为，自上而下影响了社会上的各大阶级。各种女乐歌舞活动频频出现在诸侯、贵族、公卿、士夫、富民、豪吏这些人家中，汉代富贵阶层豢养家妓之风逐步形成，反映了私家女乐的逐步形成。

《汉书·礼乐志》载:“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清晰的显示到了汉成帝时期，豢养家伎，大兴女乐已经蔚然成风，甚至出现了权势富贵之家争夺宫廷女乐的场面，展示了汉代女乐经济发展的繁荣局面。

《昌言·理乱》云:“汉兴以来⋯⋯豪人之室⋯⋯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 又有《盐铁论·结合》载:“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竿调瑟，郑舞赵讴。”有力地证明了汉代统治者对女乐发展的重视程度影响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上行下效，宫廷女乐的繁荣致使了富贾之家的私家女乐发展。南阳、嘉祥等地的汉代画像砖石中大量官宦富贾之家观赏女乐歌舞的场景，展示了汉代私家女乐风气十分盛行。

3、私家女乐盛行，女乐人数因鼓舞而增多

宫廷及贵族之家对于女乐歌舞的喜爱，促使了女乐队伍的逐步壮大。身份、地位卑微的年轻女孩通过歌舞才艺的训练，成为女乐艺人，慢慢缓解自身的糟糕的生存状况，甚至自此改变了原本的命运，获得社会地位。赵飞燕及其妹妹都曾是阿阳公主的婢女，经过严格的歌舞训练成为家伎，接着被成帝封为皇后。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汉宣帝的母亲王翁须、汉成帝时期的丙强、景武等人都是女乐出身而改变了自己悲苦一生的命运。

这些例子可以说鼓舞了更多的生活在底层，出身卑微的女孩们，渴望提高社会地位，接受女乐的培养，因此女乐人数不断扩大，造成了汉代女乐经济繁荣的局面。

三、总结

奴隶制时代至两汉的女乐传统一脉相承。汉代女乐实质上就是继承奴隶制时代的乐舞奴隶、春秋战国时期的女乐发展而来的，而且汉代女乐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有着独特的社会因素影响。汉代女乐的鲜明特点表明了艺术发展和繁荣，展现了汉代宫廷及市民音乐活动的风貌，是中国古典时期女乐歌舞的代表形式。

女乐对中国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对后世音乐形态，如魏、晋、清商女乐、门阀士族的女乐歌舞，以及唐代的宫廷燕乐、民间俗乐舞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两汉女乐承前启后，不但继承了前朝的女乐特点，改变了原始舞蹈形态，还对后世中国古典舞和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有着模范和带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先秦两汉“女乐考”》

2、《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

3、《中国古代女乐及其对中国舞蹈艺术的贡献》

4、《两汉掖庭女乐考论》

5、《司马迁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