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林彪产生的一场“党内斗争”（下）

　　文/李根清

　　毛泽东和林彪

　　三

　　1970年8月13日，在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上，张春桥反对在宪法上写“三个副词”和“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他这个意见本来没有错，党章上就没有写嘛，可他说的话惹恼了在座的吴法宪。张春桥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列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三个副词”和“指针”是林彪“高举“紧跟”的象征和资本，不提“三个副词和“指针”意味着什么，人人都清楚，就像毛泽东讲“四个伟大，讨嫌”，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在批评林彪讨嫌一样。所以，吴法宪当时就认为张春桥是冲着林彪来的，于是驳斥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谁说的？请你解释清楚。

　　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吧！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何时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张春桥见吴法宪这么反驳他，“一下就急了”，慌忙抬出毛泽东“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毛主席说的，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

　　林彪对自己的理论见解是不会轻易改变的，更不能够容忍张春桥拿赫鲁晓夫来影射自己。最后，“指针”写进了宪法（草案）“三个副词”没有写，林彪对张春桥耿耿于怀

　　8月23日，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张春桥在“三个副词”和“指针”问题上的态度，他以针锋相对的口吻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你看哪个时期没有创造？……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

　　林彪不点名地向张春桥发动反击，又经过陈伯达、汪东兴和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各小组宣讲鼓动，本来就不得人心的张春桥立刻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于是，毛泽东亲自出面阻拦，并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才扭转会议局面。

　　四

　　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在叶群的检讨上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这里所指的就是林彪等人不理会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的批示。1971年，毛泽东南巡时又说：“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的确，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不止一次，是几次，且表达的不满一次比一次强烈。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审阅这一社论稿时就把里面的“三个副词”圈掉了，并且把所有“毛泽东思想”的文字也删去了，大多都是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写了这样一个批语：“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如果说，在这之前毛泽东是同意“三个副词”的，那么从这时起，毛泽东的态度改变了。他以“三个副词”为切入点，开始对个人崇拜着手降温了。所以说，他圈掉新党章（草案）里的“三个副词”，并特意写下“圈掉三个副词”这六个字的批语，是着意为之的。

　　毛泽东有意造成九大党章与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此前报刊宣传的提法不同，无疑是在提醒人们注意他在天才问题上的立场变化，也是对林彪态度的一种温和的改变。不过在“文革”年月，从上到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的口号震天动地，崇拜得不得了，不崇拜也不得了。所以，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的批示，犹如一颗石子投进汪洋大海里一样，那点涟漪很快被淹没了。

　　1970年4月，“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纪念伟大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仍然把“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当代的列宁”等等写了进去。

　　这一次，毛泽东愤怒了。他不仅把这些话统统删去，还在批语中写道：“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此时，毛泽东对这些林彪吹捧他的话已经不能容忍了。所以说，毛泽东“圈掉三个副词”并不是什么“伟大谦虚”，而是在释放着不满林彪的信号。他要与林彪的唯心论划清界限。这种信号所代表的这种意图被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证实了：“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

　　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这里虽然只批陈伯达，但也是说，林彪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70年11月，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把林彪比作“王明、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

　　林彪对毛泽东在“天才”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和在个人迷信问题上的降温做法不予重视，对毛泽东表露的对自己的不满情绪缺乏清醒判断，在庐山上又拿“天才”当武器攻击张春桥，挨批后又拒不承认有错，等于公开与毛泽东叫板，结果可想而知。

　　林彪把败阵庐山的原因归咎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说：“这个话不该讲。”其实根本原因在于，他在重大政策（包括设国家主席问题） 和理论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他鼓吹个人迷信一时博得毛泽东的肯定，但他顽固坚持自己的“天才史观”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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