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1月住建部公布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至今，中国的智慧城市几乎占了全球试点的一半。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汪玉凯看来，智慧城市的兴起，成为实现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应该说这个成效是很明显的，但仔细考量，这些年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花了这么多钱，我们的投入和产出到底成不成比例？”11月16日，汪玉凯在参加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数字化转型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研讨会时表示，当前智慧城市建设各地差异很大，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出现明显的重复建设，造成浪费。
以公共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为例，汪玉凯提到了一组数据，“很多数据库的利用率不到20%，只有百分之十几，用得好的也不到40%，而美国的数据库利用率都在40%左右。”他强调，在城市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升公共数据治理能力，首先应该加强智慧城市中的公共数据基础设施的统筹，防止重复建设。
汪玉凯表示，虽然一些大公司与地方携手共建数据中心，一方面的确能够比较快地改变数字基础设施短缺的现象，但如果不改变观念、不改变数据治理能力，一味大手笔建设很多数据中心，“造成的浪费是不可想象的”，“最后大家也都得不到很好的应用。”
他提到，运用数据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水平，已成为数字时代的共识，在城市里注重数据治理，意义不可小觑。但在当前的智慧城市建设中，在公共数据治理方面，还存在另一些突出问题，比如从“三难”到“三通”再到“三跨”的目标的实现。
“过去叫‘三难’，资源互通难，资源共享难，数据互联互通难；然后是‘三通’，指的是网络通、业务通、数据通；现在是‘三跨’，分别是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汪玉凯解释说，要实现上述目标关键就在数字治理短板——短板背后的逻辑是政府部门相互分割，体制机制上存有障碍。
另一方面，公共数据治理也出现了新的“三低”，即整合度低、资源共享度低、开放度低。他以国家民航局开放每日航班动态实时数据为例解释说，通过一个手机软件即可为普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如果没有开放这一前提，数据就只能躺在“政府的库里”，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
“所以公共数据资源如何由‘三低’变成‘三高’是关键。”在汪玉凯看来，公共数据治理难度的背后，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他认为，开放政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路径，具体又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府的信息要公开；二是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要相互开放；三是政府数据要定期向社会开放。
他最后还提到，这次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数据利用方面的确上了一个大的台阶，但同时也暴露了问题，值得认真反思。“比如现在人工智能的刷脸，很多不是应用不够，而是应用过度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种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和个人数据保护的关系；包括在处置过程中，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就把人扣了的现象。”
汪玉凯表示，当社会进入常态化治理过程中，如果这些现象还不断出现，会严重影响城市的形象，也会影响到数字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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