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文献中的中国（二）：丝绸贸易篇（2）

弥南德（Menandre，又译“米南德”）是公元6世纪中叶的拜占庭史学家。尽管他的著作颇为重要，但是对于他本人，今人了解得很少。据笔者所知：弥南德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的父亲是这座城市的居民，受教育水平不高，弥南德年轻时学习法律，本应进入律师行业，但他没有这么做，而是过上了游手好闲的生活，直到一个契机的出现——拜占庭皇帝莫里斯上台后，支持文学艺术的发展，并予以奖励。这个契机改变了弥南德，他决心开始历史著述，从而有所作为。他的写作应当是有拜占庭官方背景的，因为他能够利用国家的档案，但是今人并不清楚他是否是受了皇帝或高级官员而委托而写作的。弥南德的著作主要涵盖了公元588年至公元582年间拜占庭的历史，且侧重于外交史。不幸的是，弥南德的著作《历史》已经失传，好在公元10世纪的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使节行录》（Excerpta de Legationibus）中保存了一些《历史》的片段，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在弥南德的著作中，关于拜占庭与突厥外交往来的记载颇为引人注目。而驱使这两个国家彼此交往的，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尽管拜占庭在公元6世纪中叶获得了蚕种，学会了自己生产蚕丝，但是仍然长期不能满足丝织业的需要。在公元10世纪时，将生丝输入君士坦丁堡依旧无须缴纳关税，这应该是因为当地生产的生丝太少的缘故。而且，由于技术不过关，拜占庭的丝绸质量不如中国的丝绸，因此优质的丝绸产品仍然来自中国。所以，弥南德所处时代的拜占庭还是需要进口大量生丝。可是，如前所述，波斯垄断了丝绸市场，拜占庭从波斯处进口生丝显然是不利的，为此，拜占庭人设法从其它渠道进口生丝，却遭受了挫折。拜占庭人不会放弃努力来绕过波斯获得丝绸，而随着突厥使团的来访，机会最终还是降临了。

突厥人遣使拜占庭一事的渊源需要追溯到他们治下的粟特人身上。按照学者张绪山的说法，善于经商的粟特人意欲把经商范围扩展到西方，他们了解到了拜占庭人对生丝进口的需求，于是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获得大量中国生丝后，决心首先开辟波斯市场，通过波斯将丝绸销往拜占庭。于是他们说服了西突厥可汗，派遣一个使团前往波斯。据学者丹尼斯·塞诺所言，这一事件发生在大约公元568年。

弥南德对此事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他在《希腊史残卷》中写道：原为嚈哒人（“嚈哒”读作“yàn dā”。也被称为“白匈奴”。）臣属，“现在”（该书原文）转归突厥统治的粟特人请求“突厥王”派遣一个使团到波斯，要求波斯人准许粟特人在波斯境内通行，向米底人出售生丝。西扎布鲁（Sizabulus）同意了这一请求，便向波斯派出了以马尼亚克（Maniakh）为首的粟特使团，拜见波斯王，请求准许粟特人在波斯境内自由贩卖生丝。

上文中的“突厥王”即突厥可汗，也就是西扎布鲁。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这位可汗就是汉文史籍中的西突厥可汗室点密。

面对粟特使团的来访，波斯人并不欢迎。一方面，他们不信任突厥人，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粟特人进占波斯境内市场，以及越过波斯人自己，直接向拜占庭人出售生丝。波斯人有理由不信任突厥人，因为他们依然感觉到了突厥这个东方强权的威胁：波斯与突厥曾是协力灭亡嚈哒的盟友，但在嚈哒灭亡后不久，突厥人便将嚈哒故土从波斯手中夺取。波斯人也有理由不欢迎粟特人，因为一旦粟特人直接向波斯消费者出售生丝，就意味着波斯境内市场被其占有；此外，在拜占庭与波斯间丝绸贸易中，一向是由波斯人进口生丝，再转手卖给拜占庭人，波斯人由此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还通过控制丝绸贸易在政治上对拜占庭加以掣肘，可如果粟特人直接向拜占庭人出售生丝，波斯人就无法扼住拜占庭生丝消费的咽喉了。因此，波斯人决不能让突厥人和粟特人触碰自己的禁脔——一直由波斯人垄断的商业利益。

学者张爽则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波斯人不愿意答应粟特-突厥使团的要求是因为他们要垄断对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不见得如此简单。第一、当时的商人往往同时充当间谍。波斯允许粟特使团来到首都活动，本身就是在向突厥主动示好。但一旦粟特人在波斯境内自由经商，必然会极大地威胁到波斯的国家安全。第二、在当时，叙利亚和希腊的商人已经在临近波斯西部边界的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商业据点，如果允许粟特商人在波斯境内自由活动，那么在他们和叙利亚、希腊商人建立联系后，就势必会对波斯商人造成沉重打击。所以出于对国家军事、经济安全和当时商业惯例的考虑，波斯人不能答应粟特使团。

根据《希腊史残卷》的记载，波斯人如此处理这次事件：波斯王“极为不快”（《希腊史残卷》原文），对回复粟特使团一事是一拖再拖，但粟特人坚持要求给予答复。这时，一名名为喀图尔富的嚈哒人向波斯王建议，决不可使粟特丝绸自由出入，应该以公正地价格买下这批丝绸，并当着粟特使团的面将丝绸烧毁，以示波斯王行事公正，也表明波斯王不愿使用来自突厥的生丝。波斯王采纳了这个意见，烧掉了生丝。粟特使团便回国了，并对此事感到不快。

西突厥可汗并不死心，他又向波斯派出了第二个使团，“因为他极欲在波斯和本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同上书原文。）如果说波斯人在接待第一个使团时表现出了一定的气度的话，这一次波斯人就是心狠手辣了。按照弥南德的记载，波斯王下令毒死一些使团成员，结果使团的多数人都被毒死了，虽然波斯人和幸存的使团成员都“说突厥使者不适应波斯燥热气候，窒息而死， 因为突厥国土常年为冰雪覆盖， 所以远离寒冷气候即无法生存”（同上书原文），但突厥可汗识破了假象，意识到使者们死于阴谋，波斯与突厥两国于是交恶。

虽然交恶，但是突厥人并没有为使团成员死亡一事报复波斯人。这或许有些奇怪。因为当嚈哒人袭杀了突厥使团时，突厥人率军征讨。可这回却没有动静。丹尼斯·塞诺认为突厥人“此后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报复行动”，便分析道：“外交使臣和商业使者的区别往往不能被轻易觉察出来， 商务使者可能仅仅是商人。但是有把握推测: 那些派遣他们执行危险使命的人很清楚他们的目的。与前者(外交使臣) 相比，后者( 商业使臣) 不受豁免权的保护。”“显然， 第二个使团是由商人组成的， 并没有被认为是外交性的。”王政林认为丹尼斯·塞诺所言正是突厥人不予报复的真实原因。

就这样，突厥人和粟特人连续吃了两次闭门羹。但是他们并没有打消同西方的国家建立外交、商贸关系的念头。既然出使波斯两度铩羽而归，那就设法绕过波斯，与拜占庭建立良好的关系。而这就需要利用南俄草原之路，这条路线东接突厥控制下的中亚，西连拜占庭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据点，足以沟通被波斯阻隔开来的东西方世界。其实，对于拜占庭而言，要想绕过波斯，直接与更靠东方的国家来往，似乎也只有依靠这条路线才能实现。只是在南俄草原之路上，游牧民族众多，因而想要在这条路上进行贸易往来有一定难度。不过随着突厥人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里海以远，乃至黑海沿岸，克服这一困难已非不太可能。

于是，便有了《希腊史残卷》的这一幕：

“粟特首领马尼亚克趁机向西扎布鲁进言，建议他为突厥利益计而与罗马人建立友好关系，将生丝销售给他们，因为罗马人对生丝的消费多于他国。马尼亚克又说，他本人非常愿意随突厥使者一同前往罗马帝国，以促成罗马人和突厥人建立友好关系。西扎布鲁赞同这一建议，遣马尼亚克及其他一些人作为使者，携带珍贵生丝并国书前往罗马帝国，拜见罗马皇帝，传达问候和致意。”

在上述《希腊史残卷》的原文中，“拜占庭”被称为罗马。此外，笔者个人认为，引文中所谓拜占庭人消费生丝多于他国或许言过其实。因为论文《粟特商团事件原因探析》指出了在拜占庭，丝绸为皇家控制材料，没有皇帝的特许不得穿戴，而“波斯的丝织品加工业确实很发达，不但国家出口，连普通百姓婚典都要穿丝绸做的衣服，并长期形成了一个传统”（该论文原文）。

言归正传，这次出使应该发生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在位第四年，按照《粟特商团事件原因探析》的说法，应该是公元568年末到公元569年初。面对西突厥可汗伸出的橄榄枝，拜占庭皇帝欣然接受，与西突厥汗国结盟。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查士丁二世并不了解突厥。在弥南德的笔下，拜占庭皇帝通过译官读过突厥使团带来的国书后，盛情款待了使团，然后询问使者突厥政府如何组织，国家位于何处。

王政林声称，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次结盟只是意味着拜占庭与西突厥间缔结了贸易联盟关系，但他则认为两国结为了政治联盟。王政林的观点可分为三点：

一、按照弥南德的记述，突厥使团确实是为了请求开通两国的丝绸贸易而来，由此学者都认为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的结盟是贸易结盟。但是可疑的是，在缔约时，两国人士却只字不提丝绸贸易。他们宣誓的内容也是缔结政治上的同盟。

二、粟特商人选择了通过草原丝路与拜占庭进行丝绸贸易，从而使粟特人与拜占庭商人摆脱波斯的贸易控制，但问题是，草原丝路沿途基本上只分布着少量蛮族部落，很难为商人提供补给，所以不能承载大规模、常态化的丝绸贸易。这意味着通过这条道路运输到拜占庭的丝绸成本可能比通过波斯转手的还要高。粟特人早已知道存在这条通道，但还宁可与波斯人贸易，也不经黑海北岸前往拜占庭经商。

三、公元468年，西突厥汗国与波斯的盟约关系破裂，局面走向剑拔弩张，边界贸易随之终止。西突厥可汗想要与拜占庭夹击波斯；粟特人则想借西突厥的政治目的达到进入波斯境内经商的目的，对他们而言，绕过波斯去拜占庭只是无奈之举，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拜占庭也有与其它力量夹击波斯、获得廉价丝绸的强烈愿望。因而，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一拍即合，结成了政治上的联盟，意在夹击波斯。而拜占庭使者瓦伦丁出使西突厥时的致辞也证实了这一点。

王政林所说的缔约过程和瓦伦丁的致辞都出自《希腊史残卷》。

在这本史书中，拜占庭人与突厥人缔约时的确没有提及丝绸贸易，而在宣誓中，突厥使团声称拜占庭人与突厥缔结和平，皆为两国同盟，甚至还称突厥人愿意为拜占庭帝国效力，击退入侵拜占庭帝国领土的敌人。而在记载瓦伦丁的致辞时，该书记下了如下细节：由于西扎布鲁宣布过，拜占庭人的朋友即是他的朋友，拜占庭人的敌人即是他西扎布鲁的敌人，这种关系将千秋万代永不背弃。所以，瓦伦丁在致辞中说，拜占庭人正在与波斯交战，突厥可汗咄陆设（笔者注：此人是已死的西扎布鲁之子）应即刻对波斯发动进攻。

这样看来，王政林似乎所言非虚。无论是双方在缔约时的表现，还是拜占庭使者瓦伦丁要求突厥人进攻波斯，好像都显示了政治因素在两国同盟中的重要性。但是另一位学者张绪山则断言：“有学者认为，在两国关系中拜占庭帝国只关注夹击波斯，而对丝绸贸易不感兴趣。这种见解不正确。”

张绪山指出，公元6世纪末的史学家赛奥凡尼斯（Theophanes）记载了两国交往间的一个插曲：当突厥-粟特使团到达拜占庭首都时，查士丁二世特意向他们展示了拜占庭已获知的育蚕法和新生产的丝绸，使突厥-粟特使者大为吃惊。他们未曾料到拜占庭已有如此巨大的成就。按照张绪山的观点，查士丁二世此举显然是由双方对丝绸贸易的兴趣所引起，是蓄意所为，这位皇帝在表面上向使者显示了拜占庭可以不依靠突厥人传送的丝绢，这是拜占庭人在外交活动中所惯用的欲情故纵的手腕，可为拜占庭在与突厥的来往中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中，这位学者进一步表示：“奥波林斯基正确地指出，突厥与拜占庭建立同盟，联合攻击波斯的军事动机，在重要性上要次于开展丝绸贸易的动机。”

不过，王政林不这么认为。他声称突厥使团既有贸易上的目的，又有政治上的目的；而且使团为了给出使的政治目的保密，过分宣扬了出使的商业目的。他也提到了赛奥凡尼斯的记载，并表示拜占庭史家与查士丁二世皇帝都误解了突厥使团，以为后者的目的是开展丝绸贸易。所以才有了所谓双方都对丝绸贸易感兴趣的记载。这位学者表示，西突厥使团此行的主要目的便是与拜占庭建立政治友好关系，因此使者在正式向拜占庭提请友好要求时，只提出了政治友好的要求。

在论文《论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的结盟》中，王政林写下了这样一番话：“对于粟特商人而言， 只要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存在政治友好关系， 凭借拜占庭帝国巨大的丝绸消费市场就能稳获巨利， 因此，没必要再提丝绸贸易，这将会干扰政治上的要求。”

这番话有些奇怪，因为这位学者明明认为草原丝路不能承载大规模、常态化的丝绸贸易，粟特商人如果绕开波斯，通过这条路线向拜占庭出售丝绸，会面临成本过高的困境，所以他们不愿意使用这条路线。既然如此，粟特商人应该无法从拜占庭的丝绸消费市场中稳获巨利。笔者无法解释王政林看似矛盾的言论，再此向读者致歉。

如果王政林的这番话并没有问题，那么它不仅申明了所谓突厥使团以政治目的为主，商业目的为辅这一观点，也反映出草原丝路的确成为了拜占庭获取丝绸的一条渠道。

在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中，有一个出自《希腊史残卷》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丝绸贸易在双方交往中的重要性：公元569年8月，拜占庭东部诸城的总督西里西亚人蔡马库斯（Zemarchus）奉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的命令，与马尼亚克及其同伴从拜占庭动身前往突厥。在返回拜占庭的途中，蔡马库斯一行来到阿兰人居地，阿兰首领萨罗修斯（Sarosius）劝说他们不要取道缪西米安人（Miusimians）居地，因为波斯人在苏安尼亚（Suanian）设有埋伏，准备截击他们；所以最好是迂回达莱茵（Dareine）路回国。蔡马库斯得知此事后，派遣10名运输工携丝绸往经缪西米亚（Miusimia）而行，以便迷惑波斯人，使波斯人误以为丝绸运输队既在前行，则拜占庭使者肯定会在第二天到达。运输工离去后，蔡马库斯一行经达莱茵前行，将缪西米亚撇在自己的左侧，抵达了阿坡西利（Apsilii），从而化险为夷。

张绪山从这个事例得出结论：“可见拜占庭帝国的外交活动始终伴随着丝绸贸易行为。”他甚至表示：“拜占庭外交活动似乎始终未脱离丝绸经营这个主题。”

无论张绪山所言是否完全中肯，弥南德的这一记载都可能反映了拜占庭从西突厥汗国处获取丝绸的事实，以及丝绸贸易是两国交往中的重要主题。

在公元568年—公元576年间，拜占庭和突厥的联盟维持了近十年。期间拜占庭从西突厥汗国那里获得了所需的中国生丝，多少打破了波斯对优等中国丝绸的垄断。两国还多次互派使节。《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认为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弥南德特别提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该书原文），公元567年，拜占庭使团最后一次前往西突厥时，将此前居留君士坦丁堡的106名突厥人一并携回。论文《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中也提到了此事，并说每当拜占庭使者返回时，都有突厥人随往君士坦丁堡。看来那106名返回西突厥的突厥人当初应该是跟随拜占庭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而如果根据《希腊史残卷》的记载，这些突厥人是因为使节交往而来到君士坦丁堡的，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出使拜占庭的阿南卡斯特（笔者注：此人是西突厥使者）带来的，所以不完全是拜占庭使者带回的。可惜笔者并不能看出这一细节背后的玄机。

通过欧亚草原之路，拜占庭得以绕开波斯，从西突厥汗国处购进丝绸。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再需要波斯提供丝绸。《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认为，拜占庭与波斯连年攻战，其内在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经济的：拜占庭认为波斯控制下的中部丝绸之路远优于欧亚草原之路，借突厥之力征服波斯并夺取已存在的商路比维持欧洲亚草原之路更为容易。

该书的这个观点可能过于夸张了。因为波斯作为拜占庭的宿敌，恐怕是没那么好消灭的。指望消灭波斯，可能还不如维持欧亚草原之路来得划算。所以拜占庭可能不会在与波斯的战争中始终坚信能够消灭波斯。但在历史上，拜占庭的确三次与西突厥汗国协力对波斯作战。而西突厥汗国也懂得拉拢拜占庭人来对付波斯人。

当拜占庭使者蔡马库斯完成了出使西突厥汗国的任务后，西突厥可汗派遣突厥人塔格马和马尼亚克之子（此时马尼亚克已死）跟随蔡马库斯前往君士坦丁堡。后来塔格马面见拜占庭皇帝查士丁二世，极力劝说拜占庭加入突厥对波斯的战争。查士丁二世认为，如果拜占庭与突厥对波斯两面夹击，波斯将很快被征服。于是极力与突厥修好。

据弥南德记载，突厥可汗西扎布鲁出征波斯，在宴会上对拜占庭使者优待有加，却对波斯使者大加指责。王政林认为这位突厥可汗是在挑拨拜占庭和波斯的关系。

这位学者还认为，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协力对波斯作战对西突厥汗国是有利的，于拜占庭则不然：西突厥汗国在与拜占庭结盟后开始征伐波斯，在见于史料记载的七次大规模战争中，与拜占庭联合作战三次，单独作战四次，联合作战次数几乎和西突厥汗国单独作战次数相当，无疑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的结盟对巩固西突厥在中亚的统治作用巨大，在压制波斯方面尤其显著。但是对拜占庭而言，与突厥的联盟打破了拜占庭与波斯间原有的贸易体系和政治关系模式，也使得拜占庭和波斯陷入了无休止的战火中。在拜占庭、波斯、西突厥汗国三国关系中，西突厥汗国始终握有主动权，它对波斯的战争成功地把拜占庭也拖下了水，令兴盛的拜占庭急转直下。这无疑是拜占庭衰败的重要因素。

如果王政林所言非虚，拜占庭人为与突厥的结盟付出了巨大代价，而他们所获得的可能只是一定数量的丝绸，突厥人则是最大的获利方。但突厥人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联盟。这是因为拜占庭人与逃往的突厥奴隶阿瓦尔人签订了条约，而且对突厥人向西扩张怀有戒心。

阿瓦尔人在嚈哒被消灭前就开始西迁，后来成为了中欧强权，面对阿瓦尔人的压力，拜占庭人于公元574—575年冬与其缔结，答应每年付给阿瓦尔人8万金币。尽管张绪山认为拜占庭人此举不意味着他们要抛弃与西突厥的联盟，但是突厥人仍然难以忍受，认为这是针对自己的敌对行动。

公元576年，拜占庭皇帝提比略派遣皇室侍卫瓦伦丁出使西突厥。这位瓦伦丁便是前文中对西突厥可汗咄陆设致辞的拜占庭使者瓦伦丁，正是他从君士坦丁堡带了106名突厥人前往西突厥汗国。在他对咄陆设完成了前文所提及的那番致辞后，咄陆设勃然大怒，向瓦伦丁一行人发难。

据《希腊史残卷记载》：咄陆设说道：“你们不是用10条舌头说谎的罗马人吗？”（该书原文。笔者注：“罗马”即拜占庭，下同。）他说着，将10根指头放入嘴里，说道：“现在我的嘴里有10个指头，你们已经可以用很多舌头说话了。”（同上书原文。）接着咄陆设就怒斥拜占庭人与阿瓦尔人结盟一事。然后，咄陆设又说：“罗马人，你们为何引导我的使者穿越高加索山至拜占庭，同时声称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通达？你们这样做，为的是想以高加索的险要地带阻止我进攻罗马帝国。”（同上书原文。）接着，咄陆设声称整个世界从远东至西极都在他的掌握中，要拜占庭人想想阿兰人和乌尼古尔人（Unigurs）的下场，他们曾经非常自信，却被突厥军队打败，成了突厥人的属民和奴隶。

张绪山在论文《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中认为：咄陆设所说的其他道路（张绪山原文为“其它路线”）即由拜占庭苦心经营的多瑙河中下游防线和色雷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道路。拜占庭对突厥人封锁有关这条道路的消息，显然出于对突厥西进的顾虑。拜占庭虽与西突厥建立联盟，但对突厥向西方的扩张大概始终怀有戒心。随着突厥势力的向西扩展，突厥可汗对此已有察觉，所以，当拜占庭使者再次前来拜访可汗并要求突厥参与联合进攻波斯的军事行动时，突厥可汗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于是他在恼怒之下斥责拜占庭人向他隐瞒了其他道路一事。

该论文中所引用的《希腊史残卷》原文与笔者所引用的略有出入，笔者的引文来自由亨利·裕尔所著，由张绪山翻译的《东域纪程录丛》。

拜占庭人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弥南德在下文中写道：咄陆设不满足于口头上的侮辱，他在听完瓦伦丁的抗辩后，以父亲西扎布鲁刚刚故去为由，要求拜占庭使者按照突厥习俗用匕首割面表示哀悼。瓦伦丁及其随员当即照办。与此同时，咄陆设派军队进攻博斯普鲁斯城。

博斯普鲁斯城是拜占庭在克里米亚东部的重要据点。西突厥可汗咄陆设羞辱拜占庭使者，并进攻这座城市意味着拜占庭与西突厥近10年的友好关系最终走到了尽头。

突厥人似乎记住了拜占庭人的这次出使，在公元732年突厥汗国所立的著名突厥鲁尼文碑铭中提及了一件事，便是“拂菻国”（派人）为突厥可汗祭奠。“拂菻”一词可能源于“Rum”一词，该词即“罗马”，“罗马”是拜占庭这个国家的名称。

在关系破裂后，拜占庭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在如今于国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中，有许多是公元576年以后铸造的，它们可能就是沿欧亚草原之路经突厥人、粟特人之手流入中国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两国需要交流，在公元598年，突厥人派使者向拜占庭皇帝递交国书，说明突厥人和拜占庭人仍有合作。虽然联盟已告破裂，但由于波斯的存在，突厥人和拜占庭人也仍然彼此需要。地缘上的关系也是一个因素，拜占庭一直与高加索以北地区、克里米亚地区保持密切联系，当突厥人将这两个地区收入势力范围之内后，拜占庭人就会和突厥人产生交流。

事实表明，拜占庭人和突厥人打交道是值得的。在阿拉伯人夺取了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埃及这块领土后，拜占庭主要依靠西突厥统属的可萨部提供来自乌拉尔山的黄金，和来自中国的丝绢。就这样，拜占庭人到底保住了一条获得中国丝绸的渠道。

在前文中，笔者介绍的是普罗科比与弥南德的中国知识。不过，老实说，这些都是对拜占庭丝绸贸易的记载。与中国本身无关。而在下文中，笔者将暂时返回拜占庭人对中国本身的知识这个主题，介绍拜占庭史学家塞奥费拉克图斯·西摩卡塔（Theophylactus Simocatta）对中国历史、风俗的记载。

本文编辑：苏布莱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