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王朱睦楧：身为既得利益者，却积极推动朝廷出台限制宗室政策

明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在考察历朝历代得失之后，恢复了宗室分封制，将诸子分封到各地，成为手握军权而又不临民的藩王，希望这些皇室子弟能够成为“国之藩屏”，在关键时刻挽大厦于将倾。在外藩王手握军权充当后盾，是他在晚年敢于发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清洗开国功臣的一个重要因素。为维护家人们的利益，他不惜通过颁布《皇明祖训》，赋予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勋戚的特权，使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明朝成为一句空话。

然而明太祖之后嗣位的皇帝，却无法理解老朱的一片苦心，手握实权的藩王成为了他们眼中难以入眠的噩梦。于是，先是接祖父之班的建文帝朱允炆不管不顾地实施暴力削藩；而后从抢了侄儿皇位的“好四叔”明成祖朱棣，到“好圣孙”明宣宗朱瞻基祖孙三代，通过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暗搓搓地将各地藩王所掌握的军权——王府三护卫，几乎给削了个干净。

从明英宗朱祁镇朝开始，藩王们不但军事作用趋近于零，连上京觐见的权力都被取消，想要离开藩地又需要进行通报获得批准才可，基本丧失了出行自由，彻底沦为被当成猪养着的皇朝高级吉祥物，以至于被戏称为可怜的“囚徒”。百无聊赖之下，宗室们除了专研文学、横暴乡里、贪婪盘剥给自己找点乐子外，就只能变着法生孩子，反正生下来有朝廷养着，不需要自己费什么事。单单晋藩庆成温穆王朱钟镒一人，就为宗室队伍贡献了44个儿子，及至少50个女儿。

受此影响，明中期以后，宗室人口暴增，成为拖累大明财政的一大痼疾。为此朝廷屡屡给《皇明祖训》这部皇族的“祖宗家法”打补丁，以期减缓宗室成员的增长速度，结果收效甚微。

嘉靖末年，有位郡王对这一现象忧心不已，主动站出来为朝廷出谋划策，最终促成朝廷出台严格限制宗室的《宗藩条例》。他便是周藩南陵国始封君——南陵王朱睦楧。

砸自己饭碗，舍己为国的朱睦楧

南陵王朱睦楧，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是追封周王周悼王朱安㶇的庶九子，为明太祖朱元璋六世孙，周藩始封君周定王朱橚五世孙。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册封为南陵郡王。

“丙辰，遣定西侯蒋壑……为正使，翰林院编修崔铣……为副使，持节册封周府周悼王庶第九子睦楧为南陵王。”（《明武宗实录》）

朱睦楧继承了先辈关心民生，酷爱文学的优良传统。其他宗室为非作歹，向朝廷索取各种好处之时，他却在埋首苦读，为此明世宗曾御赐《敬一箴》、《性理大全》、《大学衍义》各一部给他。《明史·诸王传》评价他“敏达有识”。

明朝的宗室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要是宗室成员，就要授予爵位。为了后世子孙都能过上好日子，无需再端个碗走天下，老朱可谓是操碎了心，通过《皇明祖训》，早早给子孙们安排了爵位：皇帝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余诸子封亲王；亲王的嫡长子立为王位继承人世子，其余诸子封郡王；郡王的嫡长子册立为长子，其余封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后还有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五等爵位，等着郡王的后裔去对号入座。诸多爵位中，亲王和郡王属于世袭罔替，将军、中尉每代降封，直到最低等的奉国中尉，因降无可降无需再降，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宗室成员，正常情况下最低也可以混个奉国中尉当当。宗室女性，皇女封公主，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称县主，孙女称郡君，曾孙女称县君，玄孙女称乡君。

既然封了爵位，自然应当给予相应的待遇。洪武二十八年，钦定宗室年禄：亲王一万石，始封郡王两千石，继嗣郡王及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奉国将军六百石，镇国中尉四百石，辅国中尉三百石，奉国中尉二百石，宗女比男性成员降一等支取。

对于宗室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可生孩子的自由绝对是有的，于是大多数宗室都可着劲的生。在优渥的待遇下，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嘉靖初年，明宗室成员，已从明太祖时期的58人壮大到近万人，及至嘉靖末年更是暴增到4万多人，近两百年间膨胀了小千倍。

周藩虽然发生过几次大宗绝嗣危机，但总人口却是诸藩中最庞大的，终明一代周藩共册立了75位郡王，占明朝郡王数量（只算始封君）的十分之一强。

据明代著名史学家王世贞的《弇山堂别集》所载，截至万历十八年（1590年）周藩在世宗室人口多达5235人，包括46位郡王，1349位将军，2559位中尉，及1000多宗女。这个规模比第二大的晋藩（4979人）多了近300人，比第三大藩代藩（4118人）多一千多人。

庞大的宗室队伍，除给朝廷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外，还制造了诸多社会问题，引起藩地百姓民怨沸腾。

朱睦楧在幼年，先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父亲和叔叔，为了争权夺益互相陷害的情景；又历经了父亲死后，叔叔们联起手来欺负他们孤儿寡母，企图将他们一家子打入万劫不复的惨景（详见《周惠王朱同镳诸子兄弟相争，将古代高层权力斗争演绎得淋漓尽致》）。幼年的不幸遭遇，估计让他对于这些万事不会，只会趴在朝廷身上吸血，充当米虫的宗室，没有什么好感。

所以即便他本身就是宗室制度既得利益者，当得知朝廷打定主意要治理宗室时，毅然挺身而出向本阶层宣战，支持朝廷制定相应制度，限制宗室特权，以舒缓朝廷的财政压力。同时给那些限于宗室身份，而不能出仕、经商，被迫挣扎底层的穷亲戚们，争取一条生路。

明中期历代皇帝的努力

当然朝廷有这种思想，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明太祖的宗室政策，属于典型的坑子孙行为。他在位时凭着自身的威望，让各地藩王俯首帖耳的为维护朱明皇权而努力。待他龙驭宾天，宗藩关系这部经很快被念歪，成为威胁皇权的重要因素，于是乎他之后的明朝诸帝不得不为这个政策买单。明初的皇帝，愁于如何防止藩王们造反。中后期的皇帝，愁于怎么以最小的代价养活这群人。

有《皇明祖训》这部宗室制度最高法典耸立在前，后代皇帝无法从根本上对宗室制度推倒重来。于是乎对于朝廷来说，要以最小的代价供养宗室，最好的办法是设法控制宗室人数，削减高阶宗室数量，这也是历代努力的方向。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秦藩第三代亲王，秦隐王嫡子秦僖王朱志堩（排行第二）薨逝。因其尚未婚娶，没有留下子嗣，由其庶兄渭南王朱志均通过兄终弟及的方式入主大宗，同时渭南国除封。秦藩是第一家发生统序转移的藩国，它的处理方式成为后世效仿的定例，此举为朝廷省下了不少郡王爵位。

明孝宗时期，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发挥，《皇明祖训》对郡王绝嗣之后，是否可以兄终弟及并无作出说明，于是朝廷在这上面动起了歪脑筋。

弘治十四年（1501年）六月，秦藩保安王朱诚渌去世，其弟镇国将军朱诚漖屡屡上书请求袭封王位。对此，弘治十六年（1503年）三月，朝廷以《皇明祖训》明确表示“郡王子孙止授以本等官职”，“未有庶子袭封之文”，并以此前郡王庶子袭爵，同代只袭封一次为由，认定俱为庶子的朱诚潢、朱诚渌，能够以兄终弟及的方式袭爵，已属法外开恩，此事可再不可三。裁定朱诚漖无继承权，只能“以本等官职奉保安王宗祀”。

明武宗时期又规定今后郡王无嗣，其宗支不得袭爵，可可基本停留在纸面上，如朱诚漖就在正德朝得以袭爵。但明世宗这个“白眼狼”继位后，虽然不愿任伯父为养父，但对明孝宗控制郡王数量的思想却进行了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将非父死子继类郡王称为冒封，要求限期自首，否则严惩不贷，这一杆子下去又搞掉了一堆郡王。

当然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的，于是历代皇帝不得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机会对郡王以下的宗室人口进行控制。

晋藩庆成温穆王朱钟镒的生育能力，着实令上到皇帝，下到地方官员，无不为之瞠目结舌，反地所在的山西省的官员，感受尤为深刻。弘治五年（1492年），山西巡抚杨澄为此大声疾呼，请求朝廷及早出台相关政策，堵住制度上的漏洞，以遏制宗室人口的快速增长。

宗室该管部门，礼部受命经过讨论形成决议，对自郡王以下的宗室，所能享有的妾媵（指正妻之外的小妾）数量出台了严格地限制：郡王4人，将军一级3人，中尉一级2人。算是迈出了控制宗室人口的第一步。

正德四年（1509年）三月，因周恭王朱睦㰂在位诸位叔叔请封的同时，提了一嘴汝阳王府镇国将军朱同錣私生子朱安汛三兄弟的问题，朝廷再次重申宗室婚娶的选择范围，严令各王府：凡乐女及非良家女所生子不许请名请封；各府宗室若未娶正室先有庶子者，所生子女不得请名、请封。

借此机会下旨对各府进行彻查，仅仅晋、代、周三府，就查出乐女所生子女一百三十九人。礼部给出的意见是，对已授封爵者七十人，未授者六十九人通通被开革为庶人。最终明武宗给予了宽大处理，裁定：已授者姑免，未授者革之止给冠带，今后再有类似情况，连同辅导官一同治罪。

推动《宗藩条例》出台

以上种种措施只是在对《皇明祖训》进行修修补补，基本属于小打小闹。故而明中期的历代皇帝，虽然努力的想要控制宗室规模，但取得的效果实在有限。比如庆成温穆王朱钟镒之子庆成端顺王朱奇浈，就以实际行动给了明孝宗这个大侄子一记响亮的耳光，《明史·诸王传》记载他“生子七十人”，王世贞在其所著的《皇明盛事述》更是指出他足足生了100个儿子。若这记载属实，历史上估计也就只有中山王刘胜同志可以超越他这个记录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素来以正色立朝，敢于严惩奸恶的御史林润上疏称：当今天下的税赋，每年供应京城开支的为四百万石，而供应各处宗室的岁禄竟需要八百五十三万石，多了一倍都不止。山西一省存留的米粮额度为一百五十二万石，而该省宗室的禄米需求达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一省存留的米粮额度为八十四万三千石，而该省宗室的禄米需求达一百九十二万石。

宗室的岁禄往往本色、折色各半。本色指供给的米粮等实物，折色指将米粮折算成大明宝钞。也就是宗室所得的俸禄一半为米粮，一半为此时已成为废纸一张的大明宝钞。即便如此，山西、河南两省的存粮，与宗室俸禄相比依然小有缺口。何况这些存粮并不是专为供应宗室而设的，它包含了本地官员的俸禄，当地军队的军饷等支出。

既然供应不上，那就欠着吧，反正这年头欠债的才是老大，遂有了对宗室的积欠。年复一年，这积欠如同滚雪球般的越滚越大，这又导致债主家揭不开锅。于是自嘉靖年间开始，屡有宗室集体追讨积欠的记载出现。

嘉靖十一年（1532年）正月，“戊寅，韩府襄陵等府镇国将军偕涍等奏称：‘各宗禄粮自嘉靖五年以来积欠计三十余万石，有司不能给目。今饥馑荐臻，米价翔贵，束手待命，无以自存。乞发内帑银两，布政司贮库等银，量行补给，庶可少延。’部议暂发太仓银三万两给之。上曰：‘宗室禄粮积欠数多，情委不堪。依拟动支太仓银三万两，并该省在库堪动银两，相兼支补，后不为例。’”（《明世宗实录》）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丙申，先是代世子廷琦奏：‘本府宗室岁禄积欠数多，乞发银救赡。’户部覆：‘宜行山西抚臣，查本省堪动钱粮，随宜补给其逋负之数。督令有司严徵，并议将运司引盐，除角□羊边外，存补岁禄。’诏：以山西布政司银八万两补之。余俱如议。”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诏：‘以陕西巡抚及巡茶御史三司各道赃银，并户口盐钞商税收，复王府奏讨山场税课河泊花利，补给秦、韩、肃、庆四府禄粮。’ 时四府宗室八百余人，积欠禄粮数十余万，抚臣以闻，故有是命。”

积欠之下，宗室生存状况出现两极分化，呈现“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至不能自存”的现状。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又导致另一个问题，贫困的宗室为求生存，仗着宗室的特权，时常聚众闹事，当地守臣不但要担心遭受他们的侮辱，还唯恐因此生变。

林润提出，既然“天下无可增赋之理，而宗室蕃衍无休时”，使得“官司困于难供，宗藩病于不给”，倒不如干脆晓瑜天下宗室，告知现如今朝廷对宗室的供养以陷入“势穷弊极”，不得不求通之意。同时令户部做一个以十年为期的计划，估算出为备兵荒蠲免所用的存留需要多少，宗室在这期间可以获得多少增封名额，能提供给宗室的禄米等费用共有多少，随上谕一同下发给各地宗室。而后汇集各方面的意见，召朝中大臣及科道官共议，商讨出一个令大家都能接受的议案，交由陛下陈纲独断，定为万世不易之规。

林润此议深得明世宗圣心，于是事下诸王议。

宗室们看不出，自己已成为拖累大明王朝肌体健康的一大毒瘤了吗？显然不是。但要他们支持改革，乃至自己提出改革意见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这场给个针对的是他们自己，一旦真进行改革，首先倒霉的就是他们自己，到时候极有可能会失去眼前优渥的待遇。所以想让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那是休想。对他们来说，自己已经沦落为备当猪养了，基本不可能有政治实权，既然如此天塌下来自然有高个子顶着，有祖训护身，我就巍然不动，你能奈我何。这也是明末农民起义军已经杀到眼前，但藩王们依然做铁公鸡的根本原因。

就在此时，看惯了宗室腐朽和争权夺利生活的南陵王朱睦楧挺身而出为朝廷分忧。他结合自己的理解，给朝廷上了一份改革建议，总结起来共分七条：立宗学以崇德教，设科选以励人才，严保勘以杜冒滥，革冗职以除素餐，戒奔竞以息饕贪，制拜扫以广孝思，立忧制以省禄费。

朱睦楧的这份改革建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一方面通过立宗学、制拜扫，对宗室进行思想教育，提升宗室的整体品质，准许宗室参加科举，以挑选出有用人才为朝廷所用；另一方面通过“严保勘”杜绝冒封、滥封现象，再通过“革冗职”将一批整天无所事事，只能尸位素餐，以至于穷困不堪的的远支推向社会，让他们自食其力。如此既使得宗室能通过自食其力改善生存环境，又可以有效降低宗室人口，配合“立忧制”减少宗室对财政的侵害。

若是这些建议全被朝廷采纳，无论是对朝廷，还是对宗室，都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然而，自建文帝以来，宗室始终是当朝皇帝重点盯防的对象，即便是藩王出身的明世宗也依然如此。让宗室通过科举出仕，在政治上获得晋升通道，显然不符合皇帝和朝廷的意图。

故虽然在礼部尚书李春芳的主持下，通过集采众长，于嘉靖四十四年二月颁布宗室改革法案的《宗藩条例》，号称“多采睦楧议云”，可总计67条的内容，多集中在如何限制宗族的人口增长，及减少宗室对财政的侵害上，改善宗室政治地位的内容并没有被采用。

阿越说

隆庆元年（1567年），南陵王朱睦楧薨逝，享年68岁，赐谥曰庄裕。由于无子，南陵国除封。

然而在朱睦楧的递交的改革建议基础上制定的《宗藩条例》，在其后产生的巨大的作用。从那以后，宗室从袭爵，到赐田，再到日常开支，都受到了相对严格的监管，想要再如往日般挥霍无度，就不那么容易了。

隆庆、万历年间，大明王朝因在宗室开支方面大大缩减，使得朝廷财政不再那么捉襟见肘。可以说眼见开始衰弱的大明王朝，竟然奇迹般的出现“隆万中兴”，《宗藩条例》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以至于张居正掌权时，又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宗藩要例》来进一步约束宗室。

由于没有完全采纳朱睦楧的方案，《宗藩条例》只能治标难以治本，宗室寄生虫的角色依然没有丝毫改变，对宗室处置由皇帝一言而决也丝毫未变。万历朝，明神宗不顾群臣反对，先后赐予弟弟璐王朱翊镠、爱子福王朱常洵数倍于其他藩王的封赏。与此同时，明朝后期好多宗室成员，因为既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被活活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