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化论坛丨知识交流之路上的媒介变局（孙启军）

社会组织讲好中国故事

一一2021广东文化论坛暨学术年会论文宣读之二

知识交流之路上的媒介变局

——“一带一路”建设的媒介环境学解读

　　 孙启军

【摘要】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是两条超级媒介通道。中古时代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人类两大媒介技术（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从欧亚大陆的东端起步，通过古丝绸之路一路向西扩散，最终在欧亚大陆西端催生出现代机器印刷技术；这不仅为公元1500年之后的近代世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媒介基石，而且由西向东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反向东传，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近现代东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面貌。“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如何打造？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媒介之旅可以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关键词】一带一路；超级媒介；纸印技术；媒介环境学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世界的目光再次拉向中国。

　　基于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铺展开巨大的想象空间。按官方表述，它“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强调指出：“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那么，这条知识交流之路是怎样展开的？其中知识交流和文化传播的关键何在？作为一种浓缩了的象征性表达，它的历史启示和现实意义又如何？本文从媒介环境学角度，略作勾勒和解读。

一、超级媒介与媒介革命

　　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媒介的历史分期，指出口语、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技术等所谓“四大媒介革命”。在传播学领域，这一思想本身也是具有革命性的。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个思想不但被所有的媒介环境学者接受，而且成为绝大多数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学者的共识。”[1]

　　强调语言、文字、印刷术与广播电视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作用，并非新发明，但将这些文化元素统统归拢于“媒介”（Media）旗下，纳入传播学的研究领地，将“媒介”作为一个别开生面的研究窗口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加以重新审视，进而研究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则为传播学和文明史研究开辟了一方新天地，这是伊尼斯与麦克卢汉之功。“媒介”由此进入传播学并成为后来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核心概念。

　　不过，麦克卢汉天马行空般的逻辑和叙述风格，也使他的媒介概念云山雾罩，招致许多批评。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他一口气讨论了29种媒介，把口语、文字、印刷术、报纸、电话、唱机、电报、电视与住宅、服装、时钟、货币、轮子、飞机、武器等等炒成一碟，他的“媒介大阵”令人眼花缭乱，莫辨东西。

　　本文将这些缠绕一团的“媒介”尝试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第一类，超级媒介（Super media），不仅具有传递符号信息，而且具有认知功能，在媒介环境学的语境里，指口语、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等几类具有超常传播能力的媒介；第二类，传播媒介（Communication media），指传递信息的渠道、手段（如电话、计算机和网络）以及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和传输的机构（报社、电视台），即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第三类，传输媒介（Transportation media），指运输与传递工具，轮子、汽车、自行车、飞机……任何转换时空的工具都包含了物质传输、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的功能，当然都是广义的媒介，具有信息传播功能，却并非信息传播专有工具；第四类，文化媒介（Cultural media），指住宅、服装、时钟、货币、武器等等一般文化物，仅具有间接的媒介功能。

　　在以上四类媒介中，具有麦克卢汉所谓“媒介革命”意义的，不是一般的传播媒介和文化媒介，而是第一类“超级媒介”。超级媒介的超级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能有效兼容其他媒介功能，将原有多种媒介聚合于一身；它是承前启后的，既能充分体现原有媒介功能，也构成新的媒介功能的基础。第二，具有全新的媒介特征，在时空扩展方面（可复制性和传递速率），具有显著优势。第三，不仅具有符号化的媒介功能，还能将自身媒介的功能符号化，是承载媒介的媒介。每一种超级媒介的诞生都是在前一种或几种媒介的基础上，充分融合了原有媒介的功能，并延伸出新的不可替代的媒介特性；不仅具备承载人类文化积累和知识储备的功能，还可承担某种认知工具的功能。能满足这些条件可称得上超级媒介的，如凤毛麟角。

　　麦克卢汉的口语、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正是为数不多的四种“超级媒介”。他的“四大媒介革命”理论，无疑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启示作用，但是，他的表述在理论上也是有缺陷的，比如“机器印刷”理论。

二、“机器印刷”理论的缺失

　　古登堡印刷术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媒介环境学派两部重头著作《古登堡星汉璀璨》和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都是以它为主题的。特别是爱森斯坦的著作，耗时17年，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和传播学者的敏锐，经过艰苦细致的爬梳整理，将印刷机的诞生对于现代文明的重要意义、印刷机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诞生和现代学科建立、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等等社会巨变的先导和推动作用，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严谨的论证和细密的分析，这部著作已是印刷史和传播学的经典之作。

　　但爱森斯坦与麦克卢汉一样，把革命性的变革归因于古登堡印刷术，试图将德国美因茨一个五金匠的发明（当然是伟大的发明）与其后宏大的历史变革构建起某种直接因果关系，结果就是在理论上陷入“因果陷阱”——“无法通过确凿的史料向我们展示印刷机直接导致的突变性的历史后果”。[2]

　　避免陷入“因果陷阱”，就应该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认识印刷机及其与印刷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印刷技术”而不仅仅是“印刷机”，是“纸印技术”（“造纸+印刷术”）而不是“机器印刷”，才是给予历史和世界巨大影响的超级媒介。“印刷技术”应该包括了造纸术、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印刷机、石板印刷技术、照相制版技术等等平面印刷技术以及相关的传播技术，尤其是造纸技术。纸不仅是印刷术出现的前提，而且本身还是印刷无可替代的基本材料和印刷技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纸，印刷术的媒介意义就无从谈起。

　　每一种革命性的新媒介的诞生，都不是轻而易举的，都是长期的文化交流的结果，没有一种是一时一地一人一事所能完成的。如果说口语的形成是以万年为计量单位的话，文字则是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果，而与之相提并论的“纸印技术”，至少有1500年以上的发展历程。

　　造纸术诞生于公元前后，雕版印刷术诞生于公元8世纪，印刷机诞生于公元1450年前后。在1500年漫长的发展、演化和传播过程中，前两种欧亚大陆东部的伟大发明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的中部和西部，并最终在西欧促成了古登堡印刷机的诞生。“人类传播史上伟大的第一步是语言，第二步是文字。此后还有什么发展的重要意义堪与其一比高低？”仅仅一部印刷机，担不起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开篇留下的这道思考题。

三、纸的超级媒介性质

　　造纸术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这种伟大是由其媒介性质决定的。在蔡伦发明蔡侯纸之前，纸已经出现，与广泛流行于华南、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的“树皮布”技术有着深厚的渊源，它最初主要是一种遮体取暖的衣被材料。[3]在蔡伦之后，纸张的功能更是五花八门，用于“制作纸杯、纸扇、纸旗、纸伞、灯笼、风筝、玩具等日用品”，“它还曾用来制作冠、巾、袍、带、靴、床单、蚊帐、幔幕、屏风、纸牌……”[4]

　　以上这些用途都很容易找到替代物。只有作为文字和信息载体的纸，才具有无可替代的革命性意义；也只有作为媒介的纸，才称得上“最伟大的发明”。这也是蔡伦改进造纸术的目的——用于书写。

　　蔡伦之前，石块、泥版、莎草、骨板、贝叶、羊皮、牛皮、木板、竹简、缣帛……都曾充当过文字载体，但它们传播的时空范围都是有限的，区域性的；蔡伦之后，它们的衰败和消亡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纸是语言、文字之外，最早的“全球化”媒介，而且，从诞生之日起，纸的媒介功能就始终存续，直到今天，它作为文字最佳载体的使命也还没有见到完结的迹象。今天受到挑战的，不是纸质媒介，而只是作为纸媒一部分的纸报和纸刊。

　　从传播学的视角，笔者把“造纸-印刷术”看成同一媒介技术的不同部分。纸张是文字的最佳载体，但手抄在效率上却远不能充分体现纸张的媒介功能。纸张发明后，作为传播媒介，它经历了三次重大转折。

　　第一次，作为抄本替代了之前的几乎所有的文字载体，只要纸张出现，其他介质就纷纷退避消失；纸张从它的故乡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向东传入日本和韩国并沿海南下，向西沿丝绸之路传入波斯、阿拉伯、非洲和欧洲。

　　第二次，公元8世纪左右，纸与佛教密宗的捺印佛像相遇，导致中国雕版印刷术产生；[5]9世纪后，雕版印刷沿着与造纸术相同的传播道路一路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北非和欧洲。

　　第三次，公元15世纪中叶，纸张和雕版印刷传播到欧洲后，与西方文化相遇，在金属铸造、油墨制作、压榨机械等诸种技术背景的合力支持下，古登堡完成了印刷机及其一整套工艺的发明，印制出完美的《圣经》。之后，它推动并伴随着宗教革命、地理大发现和科学革命的浪潮，迅速扩散至世界各个角落，并最终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回流到造纸术和雕版印刷的故乡，引发这个东方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一系列巨变。

　　作为媒介的纸，书写是基本功能，它最高的媒介功能是印刷介质。在电子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没有任何材料能在作为文字载体方面与纸张相提并论。它曾经承载了几乎全部的人类知识积累。没有印刷术，纸张仍能将石板、泥版、莎草、竹简……一个个打败，成为王者；但没有纸，印刷术将无处容身。不过，也只有与印刷术遇合之后，纸的媒介性质才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雕版印刷为纸安上能够奔跑的双腿，机器印刷则为奔跑的纸张插上飞翔的翅膀。

　　爱森斯坦与麦克卢汉的缺失在于，他们太珍爱那对翅膀了，以至于忽视了也许更为重要的身体本身。

四、丝绸之路——超级媒介通道

　　贾雷德·戴蒙德的人类史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以一位巴布亚新几内亚当地人耶利的疑问开始：“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把它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戴蒙德将耶利的“货物制造”疑问转译为一个文明史的课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他的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他给出了多个答案，如各大洲可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种群数量的多少、是否与外界隔绝处于孤立状态、面积与人口的比例等等，而他最具有独创性的答案是：各大陆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的长度不同，决定了它们日后文明发展的方向、速度以及状态。[6]

　　非洲大陆、美洲大陆的南北轴线远远长于东西轴线，而欧亚大陆则恰恰相反，东西轴线远远长于南北轴线。由于南北轴线上气候和环境的差异要远远大于东西轴线，因此受气候和环境因素制约而形成的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不仅在南北轴线上的差异远远大于东西轴线，而且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的难度，在南北轴线上也远远大于东西轴线；正是这种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人类文化和知识（如石器、铜器、驯化和养殖技术）在不同纬度（南北轴线与东西轴线）上的传播速度和难度的差异，并进而导致各大洲文化面貌的不同。这是文化发展（制造货物能力）方面欧亚大陆胜过非洲大陆和美洲大陆的最重要的环境因素。

　　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正是戴蒙德“东西轴线”理论的最好例证。

　　无论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是贯穿欧亚大陆东西方向的，而且是世界历史上时间持续最久远、空间跨度最长的两条文化交流与传播通道。戴蒙德的“东西轴线”理论，有助于我们从宏观视野理解古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第一，从文明史角度将欧亚大陆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将东方和西方视作人类文明发展的紧密联系的整体，而非隔膜、割裂和孤立的部分；近距离观察，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远距离望去，例如在耶利或者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位酋长的眼里，这种差异微乎其微，西方的白人和东方的“黄人”同属一种——都是可以“制造货物”的人。第二，将欧亚大陆的文化的传播和交流置于人类文明史考察的中心。第三，将欧亚大陆文化发展的动力归因于沿纬度分布（东西向）的文化传播。

　　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青藏高原形成巨大的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阻断了东西向的文化交流。而古丝绸之路紧贴着它的北缘、海上丝绸之路则紧贴着它的南缘，如两条纽带，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紧紧联系起来，顽强地跨越了高原和天堑的阻隔，打通了欧亚大陆的各个文明区间的联系，虽然这种“打通”是相对的和断续的，却也是久远的和始终未曾完全断绝的。这是两条古远的文化通道，虽以“丝绸”命名，但它承载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丝绸。

　　现代分子人类学证实，从10多万年前现代人类的直系祖先走出非洲后，就是沿着与这两条通道大致重叠的路线迁徙并先后进入东亚的。[7]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证据，也显示这两条通道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玉石之路、青铜之路、战车之路，同时也是小麦和小米之路、桑麻和棉毛之路。东方驯化的猪狗鸡与西方驯化的牛马羊，东方培植的小米大米与西方培植的小麦大麦，东方的橘、桃、枣与西方的苹果、石榴、葡萄，东方的桑麻与西方的棉毛，东方的陶器瓷器与西方的玻璃琉璃，东方的瓦与西方的砖，东方的祖先崇拜与西方的天神信仰……这林林总总难以计数的文化元素之间，存在着深刻、持续的交流。[8]

　　如同人体的两条大动脉，它们横贯欧亚大陆东西，为文明机体输送和传递着不同的文化营养，通过吸收和排斥的相互作用过程不断进行着文化的新陈代谢，滋养、塑造和改变着欧亚（包括北非）大陆的文明生态和文化面貌，形成了沃勒斯坦的所谓“世界体系”。而在媒介环境学看来，在这种滋养、塑造和改变的过程中，媒介的作用更为显著，更为深刻，也更具标志性意义。这两条大动脉，也是两条超级媒介通道。中古时代发明和完善起来的人类两大媒介技术（造纸术与雕版印刷术）正是在欧亚大陆的东方通过古丝绸之路交流和汇集，一路向西扩散，最终在欧亚大陆西端诞生了现代机器印刷技术，为公元1500年之后的近代世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媒介基石；并反过来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反向东传，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近现代东亚的文化面貌。

五、中国“纸印技术”的西传

　　李约瑟说：“我以为在全部人类文明中没有比造纸史和印刷史更重要的了。”[9]虽然中国雕版印刷术对古登堡发明印刷机的影响还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但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的线索是很多的，如随同蒙古大军传入欧洲的纸牌、纸币和宗教木刻画。[10]造纸术扩散的时间和路径就更为清晰。

　　公元751年（唐玄宗天宝七年）的怛罗斯之役，唐军大败，造纸术遂经由中国战俘进入阿拉伯地区；撒马尔罕成为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外第一个造纸中心；公元794年，巴格达建立第二家造纸工坊。此后，造纸技术沿丝绸之路西传的脚步清晰可辨，纸张渐渐取代莎草和羊皮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钱存训根据大量西文资料，厘清了这一文化扩散的基本脉络：

　　9世纪，造纸术传入非洲，并逐渐取代纸莎草作为书写材料。到10世纪中叶，纸完全取代莎草造纸术。10世纪，阿拉伯人把造纸术带入西班牙；12世纪传入西西里岛；13世纪传入意大利；意大利成为欧洲用纸的新的供应地；14世纪传入法国；1309年，英国人开始用纸；1390年，纽伦堡建第一家纸厂；1433年，瑞士巴塞尔建立纸厂；1495年，英国人在伦敦以北的哈福德建首家纸厂；1498年，维也纳设厂造纸；1573年，瑞典在克利潘建厂；157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立美洲第一家纸厂；1576年，俄国人在莫斯科修建纸厂；1586年，荷兰依靠德国技术在鹿特丹南的多特雷赫特建起纸厂；16世纪末，德国纸厂总数已达190家之多……[11]

　　经过600年的辗转传播，在古登堡手里，纸张终于完成了又一次转折；1453年前后古登堡印刷机的诞生，使造纸术和印刷术珠联璧合，成为无敌于天下的传播利器。“如果一个出生于1453年的人在他50岁的时候回顾过去，会发现他一生中大约有800万册图书已经被印刷，这一数字可能超过了君士坦丁在公元330年建立君士坦丁堡以来整个欧洲图书手抄本的总和。”[12]

　　半世纪胜过千年，在人类传播史上是创纪录的。这是东西方两项最重要发明的结合，是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媒介事件。

六、古登堡“纸印技术”的东来

　　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技术沿着丝绸之路西去，而机器印刷技术则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来。两条道路，方向相反，构成一个完整循环。不同的传播方向，显示出文化影响力的主次易位，也说明了媒介变局是文化变迁中的关键一环。

　　1462—1551年间，古登堡印刷术依次传播至整个欧洲：美因茨—罗马—希腊—瑞士—威尼斯—巴黎—荷兰—比利时—奥匈帝国—波兰—西班牙—伦敦—丹麦—挪威—葡萄牙—摩洛哥……1561年，传至印度果阿；1588年，传至中国澳门……[13]虽然耶稣会士在明末进入中国后，东西方的“纸印技术”就已经相会，利玛窦、罗明坚很熟悉中国的图书，也带来了大量欧洲的印刷品，但利玛窦却赫然发现，中国已有不假外求、高度发展的雕版印刷技术，而且，从中国文字特性来说，西方的印刷技术并不实用。

　　古登堡纸印技术及设备传入澳门后，两百年间再未能向内地深入一步。汉字的特性制约了中国媒介技术的更迭，也阻遏了媒介对社会变革的推进。古登堡印刷术的优点显而易见，但其技术要点是先打造阳文钢质字范，再以此捶出铜质字模，最后浇铸出铅活字用于印刷机印刷。拼音文字只需打造一百多个字母、数字与符号，而汉字则有四五万字，即使常用字也有六千多，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一个成本极高、难度大到难以想象的事情。

　　僵局直到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澳门和广州后才开始打破。当时中国国门紧闭，西洋人难以进入内地，传教和信教都面临严重惩罚甚至丧命。“就中国而言，印刷机几乎是唯一能运用的利器。”（马礼逊语）为了打开中国传教大门，找到经济、便捷的印刷方式，突破汉字天然的媒介限制，马礼逊和他的同仁们用尽一切办法。

　　1804年起，马煦曼在印度雪兰坡雕制出一副中文木活字；1810年起，马礼逊用中式雕版印刷自己的著作；1811年起，马煦曼尝试用西式方法铸造中文活字；1815年起，马礼逊雇用工匠在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印刷所打造大小活字各一副；1816年，专业印刷工人出身的麦都思应马礼逊请求被伦敦会派往马六甲，主要负责中文印刷；1825年，出身上流社会与剑桥大学的台约尔立志献身于汉字铸字事业；1834年起，巴黎铸字师傅李格昂在汉学家包铁的协助下，开始采取部首偏旁拼合方式打造中文字范……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传教士姜别利成功发明电镀法制造汉字字模，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古登堡纸印技术”才算真正在中国落地。

　　这是一个艰苦备至的过程。为了节省成本，台约尔最初采用的是先在木板刻字，继而翻制铸版，最后再锯成活字的方法。先由他的中文教师在槟榔屿写好字样，送到马六甲由布道站的刻工上版照刻，送回槟榔屿检查后，再运到伦敦铸版锯字，然后送回槟榔屿。第一批刻好字的五十五块实验性板片，在1829年1月送出后，到1831年3月才变成铅活字到达他的手中，而这已经是两年之后了。[14]伦敦、巴黎、柏林都曾打造过全套的中文金属活字，印度的果阿、雪兰坡，南洋的巴达维亚（雅加达）、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马尼拉都不断地参与中文印刷；可以说，古登堡纸印技术的中国化过程，最初主要是在海上丝绸之路上进行的。

　　在历史学家眼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加速变化，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而在媒介环境学看来，十九世纪60年代，正是作为超级媒介的古登堡纸印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时刻。本人根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从1810年至1860年之前的40年中，中文报刊先后创刊一共有17种；60年代十年间，有10种问世；而70年代十年间，则有40种之多，远远超过前50年的总和。[15]制约的瓶颈一旦突破，超级媒介的革命性便加速度地登场，新时代的大幕由此揭开。

七、结语

　　卡特的名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以这样一段话作为全书结语：

　　“在所有伟大的发明中，印刷的发明最可以表现出四海一家和国际主义的精神。中国发明了纸，并首先实验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日本产生了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物。朝鲜首先用铸造的活字来印刷。印度以其文字和宗教，供最早的雕版印刷物的取用。突厥民族是把雕版印刷传过亚洲的最重要的媒介之一，现存最古的活字就是突厥文的……阿剌伯人是为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开先路的媒介，但造纸术是通过西班牙传入的。法国和意大利是基督教世界中最早造纸的国家……德国、意大利、荷兰是最早的雕版印刷技术中心。荷兰、法国和德国都自称首先做活字实验，德国完成了活字印刷的发明，并由它传布到全世界。”[16]

　　卡特九十多年前所做出的结论，细节虽有可议之处，但其主旨，在今天看来依旧熠熠生辉。

　　从东汉皇都洛阳开始的超级媒介之旅，沿丝绸之路西去，在经历600年传播扩散之后，在欧洲引发一轮轮社会变革的巨浪；之后它完成华丽转身，又历经四百年的波折，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还，最终在中国上海凤凰涅槃，引发东方巨变。这个千年万里的传奇，是“纸印技术”作为欧亚大陆文化动因的传奇，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历史依据。“一带一路”建设虽然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但重心却放在“互联互通”上——而基于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互联互通技术，正是此时此刻的“超级媒介”。这是另一个刚刚开始的全新的故事。　　

【参考文献】

　　[1]何道宽．什么是媒介环境学？．载“传播学论坛”2007．

　　[2]胡翼青，戎青．历史的想象力：处于因果陷阱中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国际新闻界，2014（4）．

　　[3]凌纯声．中国古代的树皮布文化与造纸术发明．台湾民族学研究所专刊之三，1963．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第五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90：325．

　　[5]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三联书店，2016：256．

　　[6]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170-188．

　　[7]李辉，金力．Y染色体与东亚族群演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59-68．

　　[8]易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夷夏先后说．民族出版社，2012：240．

　　[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纸和印刷 序（第五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90．

　　[10]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243-256．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钱存训著）．科学出版社，1990：263-270．

　　[12]查尔斯·辛格主编．技术史（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261．

　　[13]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世界印刷史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14]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台湾学生书局，2000：195．

　　[15]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16]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91：207．

（作者简介：孙启军，广东省新闻学会专职副秘书长，《岭南传媒探索》执行副主编）

来源丨广东省文化学会

责编丨何金德

审定丨周建平

发布丨广东省文化学会何媒工作室、何金德导演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