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大量的国内外学者目光的东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

一号墓平剖面图

东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概论

文/胡广跃

济宁汉画学会，研究馆员、副会长

一、 任城王墓群（萧王庄墓群）与（任城王墓）M1简况

任城王墓位置图

任城王墓，位于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街道办事处肖汪庄村南。（图一）此墓地南北长790米，东西宽800米。原有墓葬九座，当地人称曰“九女（米）堌堆”（1），早年此地松柏成林，积土如丘。明代靳学颜（2）作《九冢诗》曰：虹梁袅袅带荒陂，青冢垒垒似九疑；石马有魂嘶夜雨，金凫无羽泛洪池。当年应下牛山泪，落日空留挂剑枝；试一投祠向漠漠，白杨无数起悲思。这是对墓群最早的文字记录。《济宁县志·卷一疆域略》载：“九女堆，在县北五里，凡九堆，七在西，二在东，参差相向，或以为檀道济筹量沙所筑……”。由于人为破坏和自然的水土流失，“九女堌堆”，现仅存带有封土的墓葬四座，其它五座皆夷为平地，编号为M1—M9号墓。M1座落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北侧，封土底径50米，高10米；M2在萧王庄村东南约600米处，六十年代“文革”初期被当地村民掘开，墓室惨遭破坏，现仅存封土，出土一大批铜器、陶器、玉衣片等文物，亦损失破坏殆尽；M3位于村庄东南隅，现某空军雷达部队驻地院内，封土高约6米，底径40米，1970年驻军在其上安装机器设施时，部分墓室被破坏，曾出土青铜器和玉石器若干，现济宁市汉任城王墓管理所和济宁市博物馆收藏的汉白玉石俑（四个）即为3号墓之物（图二汉白玉石俑）；M4位于村南约400米处，封土高6米，底径40米；M5位于济宁市传染病医院东南角处；M6位于济宁市传染病医院“太平房”附近；M7、M8、M9号封土已无，位于M3西北和东北侧。（图三、萧王庄墓群1-4号墓封土外景）墓群规模高大，远望洽似山丘，据史载，汉魏时，济宁曾置“任城国”，鉴于已破坏的墓葬结构和出土文物旁证，尤其是一号墓的发掘，经考证当为东汉任城国诸王陵墓，有着极其重要的资料价值。1977年，墓群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白玉石俑

一号墓位于墓群西北部，即今济宁市传染病医院西院内。现存封土直径60米，高12米，是墓群中诸墓封土最大的一座，当地群众称其为“大堌堆”。1992～1995年，经上级部门批准，济宁市文物局对其进行了发掘。

一号墓平面图

墓葬座北向南，由封土、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题凑石墙等部分组成（图四）。封土系由黄褐色土夯筑而成，土质较为坚硬，夯层厚15厘米～50厘米不等，夯窝圆形平顶，直径约6厘米～10厘米不等。封土较纯净，仅包含少量战国、西汉陶片和砖块等。封土东南部有一盗洞，径30厘米，填土内含少量玉衣片、漆器片、铜器小件和五铢钱等。墓道位于墓室南部，斜坡状，南北残长22.8米，上口宽4.1米～5.2米，底宽2.7米～3.8米。因结构不同可分南北两段，南段即墓道口至天井通门部分，为纯土道；北段即天井通至墓门部分，包括天井、东西耳室、门庭。整个墓道壁经过修整，壁面有木板拍击和工具铲削痕迹，局部墓道壁经过加固，耳室南北两侧夯土壁有木棍、木板朽迹，木棍竖置，长30厘米～50厘米不等，径约4厘米；木板多横置，长1.2米～2.1米左右，宽约15厘米。生土壁面下部涂抹一层牲血、白灰拌和物。墓道底均经夯打，底面除门庭外亦铺一层同种物质，甚为坚硬。墓道南段北部东侧底，留长方形生土台，长4.3米，宽10厘米～35厘米，高125厘米～40厘米，似为置物而设。依墓道坡度推算，原墓道全长约在30米左右。现墓道残长22.8米，宽2.7～3.8米，其中部东西两侧设对称耳室，耳室位于墓道北段天井两侧，东西相对，平面呈长方形，周砌砖壁，前有券门，券顶一层，已塌。西耳室东西长5.35米,南北宽2.9米，壁高1.65米，厚O.5米。石块铺地面，砖壁砌于石块之上，以致周缘挤压下沉。门外有封门墙一堵，两横二竖砌垒。墙高3.5米，宽4.05米，厚0.5米。耳室南壁被现代防空洞打破，文物几乎盗为一空，仅剩陶耳杯和铜軎辖、车轮等小件遗物。东耳室东西长3.35米，南北宽2.4米，壁高1.65米,南北壁厚0.5米，东壁厚1米。室底夯实后铺一层土、牲血拌和物，较为平滑。门外亦有封门墙一堵，已破坏贻尽，结构不详。耳室东、南壁被现代防空洞打破，仅出土铜猪和陶圈厕、盘、碗等少量遗物。天井位于墓道北段，北接门庭，南接通门。南北长6.5米，东西宽3.8米。通门在南段墓道北端，口宽2米，高1.5米。天井空间为墓道最宽处，似象征墓室前院落。门庭位于墓门外，南连天井。东西长3.7米，南北宽1.6米。两壁砌砖，地面铺砖一层，砖壁宽O.8米，高3.7米。两壁后端各有一深入封土，东西相对的柱洞，径约40厘米，洞内有朽枋木。据此分析，此处可能原有木顶，即墓门檐。封门墙在门庭内，两堵墙均遭破坏。前为石墙，后为砖墙，紧密相接。石墙系用长方形石块垒砌，宽3.4米，高3.65米，厚0.95厘米。砖墙系一横一竖砌，宽、高与石墙相同，厚1米。两墙西侧上部均被盗掘者拆除。墓门位于墓道北端甬道口，门口宽3.2米，高3.45米。门后甬道两壁抹棱角，门下两端各设一砖台，其外发现一道东西相连的枋木痕和燃后的灰烬。墓门原来可能有木质的门扇存在。

甬道位于墓门后，北端与前室相通。长方形，南北长6.7米，东西宽2.8米，壁高3.45米，厚1米。顶部残塌，券砖二层。地面铺砖四层，大部分被盗掘者揭除，露出底石。在甬道壁近夹石墙处，又有石墙一堵，高3.65米，宽2.35米，厚O.95米。中上部石块大都被盗掘者翻至甬道底面，此墙东西两端与甬道壁间留出10厘米的空隙，似为排水而设。甬道券顶东西两侧各砌砖缘，南端设砖阙一对，阙略呈方形，边长75厘米，高70厘米。

前室位于甬道北侧，后室南侧。横长方形，东西长10.05米，南北宽3.3米，壁高3.45米，厚1米。中间前后有门通甬道、后室。北壁上两端各有砖台，内连券顶脚应为东、西壁原高度。室顶全坍，从后壁两端尚存的券脚看，前室侧顶南北起券，券砖二层。经观察分析，门道间室顶可能在周围券顶(前室侧顶，后室、甬道顶)边沿上垒砌，呈叠涩状收分，形成藻井。地面铺砖中下层间遍铺约40厘米厚的木炭，用来防潮，因木炭朽碎，地面下凹10厘米～30厘米。室内严重盗扰，扰土中发现少量玉衣片、小件玉器、小件鎏金铜器，以及大量陶石器残片，东侧地面有大面积铜锈迹，原应放置大量铜器。

后室西壁券角

1南壁西段回廊

2南壁东段回廊

后室位于前室之北。竖长方形，南北长5.75米，东西宽4.7米，壁高3.7米，厚1.45米。东壁中部、后壁中上部均被盗掘者拆除。室顶坍塌，仅后部东西壁尚存上层券顶脚，可见室顶东西起券，券砖三层(图五)。后室中部设棺床，床面与前室平行。棺床周边用长方形石块铺砌，东西宽3.3米，南北长4.38米。石块长95厘米，宽45厘米，厚25厘米。石块周边内铺地结构与前室相同。棺床高于后室地面25厘米，在棺床和后室地面上，有厚约20厘米的未燃尽的木炭和灰烬，应为棺椁焚烧后的残迹，尸骨朽碎过甚，扰土中可见零星碎骨。室内仅发现玉环、玉衣片、陶器片、五铢钱等少量遗物。回廊四面围绕前后室，平面呈“凸”字形，周长51.25米，高3.8米，宽0.8米（图六）。廊门被甬道壁堵住。平顶已塌，仅东西廊檐部尚存与后室券脚相连的部分。廊顶长方形砖、楔形砖混用，平置于砖石壁间，上下残存7层。廊底靠石壁处砌砖带一周，并列三排，其与砖壁形成约40厘米的空间，下部填充木炭、草木灰，上部填充白灰土混合物，表面夯实。黄肠石墙位于回廊外侧，即墓室之内壁。大都用正方形石灰岩块垒成，长方形石块仅用于拐角处，内面通长与回廊相同，高7米。正方石边长95厘米，厚25厘米左右，打制基本平整。石墙单道垒砌，墙顶三排呈叠涩状。封顶石坍塌，仅北部尚存后室券脚、廊顶支撑的部分石块，叠涩四排。据此分析，原封顶石三层，周围石块先由石墙向内呈台阶状平砌，叠涩六排约至墓室顶券腰处，券顶之上再平盖石块，最后形成覆斗状石顶。而其下空间则用土杂物填实，以作为承托。墓室顶石边缘紧扣石墙，把整个砖室墓包围在一个偌大的石宫里。建筑十分考究，结构颇具特色。一号墓所用石材包括题凑石墙、封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棺床边石约4500余块，其中暴露在外、可以看到的文字刻石计785块，约有4000余个单字。据墓葬发掘者估计，埋压在封土和石墙内的题字石刻是目前可见题字的一倍左右。

二、任城王墓（M1）墓主人的推测

(一)关于墓葬的年代

M1规模巨大，建筑工程相当浩繁，属大型汉墓。这种外用石材做框壁，内以砖砌墓室的墓葬，在目前发现的汉代墓葬中较为少见。从其前后室呈横纵长方形排列的形制看，具有明显的东汉墓葬特点。而墓葬形制结构与东汉中期(公元88年)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3）最为相似，外壁皆用黄肠石砌垒，墓室分为前室、后室和回廊，各部砌法几乎完全相同。但相似中也存有一定差别。北庄汉墓后室外另设三面回廊，回廊外砖、石壁间通道，不设顶盖，而M1后室外不设回廊，但前后室外的砖石壁间通道有平顶，应象征回廊；北庄汉墓墓道内设一耳室，而M1墓设对称耳室。整体而言，二者大同小异，墓葬年代应相距不远。

从出土陶器来看，肖王庄一号汉墓器物组合以及器形特征，均与北庄汉墓所出基本相同。如M1墓的壶、I式碗、樽、罐、盘分别与北庄汉墓I式壶、樽(208号)、碗(194号)，Ⅱ式罐、盘(180号)相同或相似，并具洛阳烧沟汉墓（4）五期陶器的特征。此外，M1墓所出Ⅱ式五铢钱、北庄汉墓所出五铢钱(253号)皆与烧沟汉墓的Ⅲ型五铢相似。两墓遗物诸多相似，墓葬年代亦应相近。

从题刻来讲，M1墓铭刻内容及诸多地名均与北庄汉墓的相同，书法风格也较为相似。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皆有“鲁柏仲”铭刻。“鲁柏仲”，即本墓“鲁石工柏元仲华”铭刻的省写。地名人名如此巧合，更加说明，M1墓与北庄汉墓相对年代非常接近。

M1墓铭刻地名，见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是东汉建造墓葬时的地名，为墓葬年代的推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如“梁国己氏魏贤”铭刻，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己氏县，西汉属梁国，东汉属济阴郡。然《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梁节王畅“建初四年(公元79年)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永元五年(公元93年)削成武、单父二县。”显见东汉初故梁己氏先属济阴，再属梁，永元五年仍属之。又据史书载，削二县后，畅曾上疏“乞裁食睢阳、毂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不许。立二十七年(公元98年)薨。”可知梁国此时共有九县，这恰与：《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所载“九城”相吻合，并且“裁食”五县名均在其中。由此分析，传所载九县，即为志中的九城，二者相对照，传中“还余”四县应是砀山、下邑、鄢、薄。而己氏县不在的情况应说明，最迟在永元五年后的畅上疏之年，己氏县已不属梁国。也许因己氏短时属梁，所以《后汉书》把它划人济阴郡中。该墓铭刻“梁国己氏”，可证墓葬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下限应在永元五年(公元93年)至十年(公元98年畅薨)之间的己氏县改属前后，即章帝、和帝时期。而这个年代正是《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记载的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的在位时间（84～101年），由此增强了上述推测的可信性。

(二)关于墓主人的身份

M1地上封土如丘，墓室巨大，墓主人绝非是一般的贵族和官吏。从墓石铭刻地名看，不仅有当地任城国和山阳郡的部分县名，而且还有周围的鲁国、东平国、梁国、沛国，乃至较远的上党郡、常山国的大部分县名，这么多远方派工匠，来为死者建墓，工程浩大可想而知，在汉代只有王侯和皇亲勋贵才具如此的特权和殊荣。墓室出土的银缕玉衣片，亦为墓主人高贵的身份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后汉书·礼仪志》载：皇帝崩后“黄绵缇缯金缕玉柙如故事，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另据考古资料，这种玉衣制度在西汉尚未确立，到了东汉成为定制。东汉帝陵尚未发掘，至今发现的十余套东汉时期的玉衣，皆为银缕、鎏金铜缕和铜缕，墓主人享用银缕或鎏金铜缕的是诸侯王和始封列侯，享用铜缕的是诸侯王、列侯之配偶或嗣列侯。该墓出土银缕玉衣片，可证墓主身份应为诸侯王或始封列侯。

据文献记载，墓葬所在地济宁，周为任国，西汉至东汉初为任城县地，属东平国。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分东平国为任城国，割任城、亢父、樊三县属焉。我们认为，任城国王城不在任城县城，而在今济宁市，任城县城则在王城东南40里的仲家浅。唐代李白《任城县厅壁记》日：“炎汉之后，更为郡县，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废高平郡，移任城于旧邑。”系指始移任城县于汉任城国之旧址，即今济宁市区。经文物调查，市区北部汉石桥和铁塔寺东西线上，曾发现汉代夯土城墙遗迹，即汉任城国北城墙。济宁市区南部越河崖曾发掘可能是汉任城王妃的墓葬（5）。城北约3公里的肖王庄周围，至明代还分布着大小土塚九座，曾被破坏的四号墓，出土大量铜器、汉白玉俑和玉衣片。M1为任城王汉墓群中的一座，规模巨大，地望上又处在汉任城国北部，当为任城国王的墓葬。

据《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任城国自章帝分封，迄汉末禅位，历136年，共有五王(表1)。该墓主究竟是哪一个王呢?我们将推测年代与诸王相对照，不难找出答案。

表1 东汉任城国王在位年表

名 称

在位时间

在位年数

备注

孝王刘尚

章帝元和元年至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84年～101年)

18年

东平宪王刘苍次子

贞王刘安

和帝永元十三年至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01年～119年)

19年

刘尚子

节王刘崇

安帝元初六年至桓帝建和三年(公元119年～149年)

31年

刘安子

刘博

桓帝延熹四年至灵帝熹平二年(公元161年～173年)

13年

河间孝王子

刘佗

灵帝熹平四年至献帝延康年(公元175年～220年)

46年

河间贞王子

由表1看出，东汉任城国五王中，只有任城孝王刘尚在M1墓下限年代(公元93年～公元98年间)范围内。

M1位于整个墓群的西北部，封土最大，故民间久传为“大堌堆”，当为墓群之主墓。墓后10余米的肖王庄村，“肖”字或写“萧”，可能系口语相传，由“孝”字讹变而来。因此，我们认为，M1墓主人可能是东汉任城国孝王刘尚。其未死之先即营造墓葬。

三、任城国概况

任城历史文化悠久，自古素有“孔孟之乡、礼仪之邦”的美称，是东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夏朝时期，太昊（伏羲氏）后裔有仍氏（亦称有任氏，任、仍古时同音）就在这里建立了仍国。周朝时期，仍国被封为任国。春秋战国时代任国先后隶属于鲁、宋、齐国。秦统一中国后，废任国而改为任城县。这是“任城”称号的最早由来。东汉时设任城国，国治任城（今济宁市区驻地）。南北朝北魏神龟元年（518年），在此设立了任城郡。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年），设济州于巨野，任城县隶属济州。金天德二年（1150年），巨野发生大洪水，遂把济州州治迁至任城。元至元八年（1271年），升济州为府，因“济水南汇泗，北汇汶，州居其中”，地势高而水患不至，取吉祥安宁之义，更府名为“济宁”。任城县也由此改称济宁县。8年后升府为路，任城属之。明洪武十八年（1385）仍降为济宁州。清朝为济宁州、济宁直隶州，隶属兖州府。

东汉任城国，秦时为任城县，属薛郡，西汉仍设任城县，属东平国。东汉时实行州、郡(国)、县三级行政机构。郡国并行，凡分封诸侯王的区域设国，直属朝廷管辖。任城县改设为任城国，仍属东平国。东平国宪王刘苍是东汉初期卓越的政治家，任城王墓主人刘尚为其次子。《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第三十二》曰：“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东海恭王彊、沛献王辅、济南安王康、阜陵质王延、中山简王焉，许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显宗、东平宪王苍、广陵思王荆、临淮怀公衡、琅邪孝王京。”十一子中，初立刘强为太子，后徙封东海王，国于鲁；刘庄嗣皇帝位，为孝明皇帝，刘苍和余诸子封王。关于宪王刘苍，《后汉书》中对其记载颇详，为“光武皇帝第八子，阴皇后所生，明帝之弟”；他“少好经书，雅有智思，为人美须髯，腰带八围，显宗甚爱重之。及即位，拜为骠骑将军，置长史掾史员四十人，位在三公上”，“建武十五年封东平公，十七年进爵为王”。永平元年(58年),封苍之子二人为县侯。二年(60年)将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加进东平国。这时中兴三十多年,四方没有忧患,刘苍认为天下化平,应修礼乐,便与公卿共同议定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及光武庙登歌八佾舞数。皇帝每次巡狩,刘苍常留下镇守,侍卫皇太后。他被分封东平国后，治理东平兢兢业业，政绩突出，东平一带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深得三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器重，常受皇赐，并被当时人称为“汉代周公”。刘苍于建初八年正月卒，葬于王陵山。

东汉元和元年(84年)，章帝分东平国置任城国。封光武帝刘秀之孙、东平宪王刘苍次子刘尚为任城王，国治任城(今济宁市)，辖任城(今任城区)、亢父(今济宁南)、樊(今济宁北)三县。人口约19万，城户三万多户。任城王刘尚传了两代，子贞王刘安，孙节王刘崇，崇无子国绝，共77年。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立河间孝王之子刘博为任城王，任13年薨，无子国绝。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复立河间孝王之子刘佗为任城王，任46年。三国时期，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称帝，废除任城国，改称任城县。任城王的世系是：孝王刘尚、贞王刘安、节王刘崇、刘博、刘佗。萧王庄墓群极有可能是任城孝王刘尚等五王及其后妃的陵区。

任城孝王刘尚是东平宪王的次子、东平怀王刘忠之弟。按汉律，东汉藩王诸子按例封列侯，刘尚以藩王次子进封王爵，这在东汉不多见。另外，还先后封刘苍五女五男为公主、列侯。和帝时，封刘苍孙六人为列侯，一人为亭侯。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又封苍孙二人为亭侯（6）。这一方面体现了章帝意图分化东平国势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朝廷对东平宪王刘苍所作贡献的认可。其儿孙封在任城，死后享受较高规格的葬制。

四、 任城王墓（M1）的建造

（1） 设计

任城王墓从基址选择、空间布局、墓葬建筑都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主要有以下特点。

任城王墓坐北朝南，墓地位于济宁市北部，地势为北高南低。原墓葬封土高大，是整个济宁市的最高点。据文献记载，至少在明代时墓群亦保存完好，封土如山丘，其上松柏成林。

任城王墓为东汉初年大型砖石结构墓，券顶结构，分为前后两室，回廊围绕前后室，回廊外墙包括券顶之上，用石块垒砌。耳室设在墓道两侧，前后室之间筑有隔墙，中部留有通道。整个墓室模仿汉代住宅“前厅后室”的建筑式样，前室为设祭之所，是墓主人生前宴享的前堂，后室则象征墓主寝居。

整个墓葬的平面形状比较独特，墓道的两侧设耳室，建筑布局则大都采用均衡对称的方式，多以中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整个建筑体现出对称的均衡美。对称均衡原则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完美体现。厚实的石墙和砖墙闭合了整个空间，左右耳室标定了视觉的均衡中心，这一切为在无限的空间中闭合可感知的有限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四灵地”（7）格局中“左青龙、右白虎”的建筑美学指向，由此衍生出“驻远势以环形，聚巧形以展势” （8）的中国传统建筑空间艺术处理原则，使中国建筑的空间布局和各种建筑本身处处体现出一种对称美。均衡对称的堪舆思想对中国建筑空间布局影响极深，从而形成了中央向四周扩展的建筑布局方式。这也是该墓设计和选址的主要依据。

任城王墓前室、后室以及耳室都使用了拱券顶，形成了较为规整的多室拱券顶、中轴线左右对称墓葬。它一方面仿制了现实中的房屋，汉代中国建筑的“反宇向阳”（9）屋顶坡面形式业已成熟，墓葬拱券顶的弧线与现实建筑屋顶坡面弧线保持一致，与天圆弧度保持对应与连接；另一方面拱券顶结构符合建筑力学结构原理，满足了墓葬建筑功能要求。

石材与砖材构件是任城王墓的主要建筑材料。该墓前室、后室基础以及墓圹、顶部部分用石材堆筑，前室、后室、耳室、券顶用方砖砌筑。石材构件大部分题刻文字，极少数刻有画像，规格有长方形和正方形两种，厚度一般是一尺（汉代一尺约23.5厘米）和九寸。石材大小与厚薄以使用部位不同而各异，以正方形厚一尺石材为主，石墙拐角以及封门墙、封顶石处用长方形石。所有石材构件凿刻规整精细，尺寸大小整齐划一，石材之间的都能严密合缝，并且用白灰浆黏结。

（2） 建墓石材及其来源

任城王墓墓室用砖砌筑，四周加围石块作墙，顶盖石块，学界称为石材题凑墓，石材称为黄肠石（10）。这些石材来自距离王墓10公里的嘉祥县附近，现今当地仍然盛产优质石材。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发掘了一批两汉时期的诸侯王墓，墓葬形制多样，建筑用材不同。其中有用黄肠石为椁的，或者建有“题凑石墙”（11），有用塞石封堵墓门甬道的，或有題铭。除任城王墓外，还有山东巨野红土山西汉昌邑王哀王刘髆墓出土黄肠石题刻31石，其中17石阴刻题记，14石朱书题记（12）；陕西咸阳西汉帝陵陵区发掘的西汉济南王刘咸墓，发现黄肠石题刻170石（13）；永城僖山一号墓为西汉末年梁国王陵，墓道后段用408块黄肠石封堵，大部分石上刻有文字（14）；1959年发掘了位于河北省定县北庄东汉前期的中山简王刘焉墓，发现174块黄肠石有题刻及少量墨书文字（15）；197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土山汉墓（彭城王墓）一号墓，出土黄肠石58块，其中可见（个别刻面因砌于墙内不好统计不计）有题刻者26块约40条（16）。这些黄肠石题刻的出土为研究两汉时期的墓葬制度、行政地理、社会状况等提供了重要原始资料。

黄肠石很早就有出土与利用的情况。《水经·济水注》中在汉灵帝建宁四年用黄肠石修建的石门的记载（17）。研究和收集汉代黄肠石相关资料始于清末民初。罗振玉在他的《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等著作中，对黄肠石及其題铭作了初步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洛阳的考古工作者根据两块新出黄肠石题刻，为一座帝陵定名（17）。当今赵超、赖非、赵振华（18）等学者在石刻专著中作过简要论述。20世纪九十年代发掘的任城王墓出土黄肠石约4500石，其中有铭刻者近800石，在全国实属罕见。

铭刻地名与《后汉书·郡国志》相对照，其中包括任城国及相邻的封国、郡、县名27处，计有任城国的任城县，东平国及所属富成、无盐、须昌、东平陆、章县、鲁国及所属鲁、邹、蕃、薛、文阳县、梁国（郡）及所属睢阳、宁陵、下邑、薄、已氏县、鄢县、谷孰县，山阳郡及所属金乡县、高平侯国，沛国的滕（公丘）县，较远的县侯国2处，有常山国的都乡侯国，上党郡的高都县。这27处地名，对考证东汉地方行政制度区划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成为推断墓葬年代的佐证之一。

（3） 任城国与石工国县的关系

汉代的石刻艺人已经引起了学人的关注（19）。邢义田在《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一文中首先讨论了石工的地位。汉代的石刻艺人在画像石题记和碑刻中有“良匠”、“石工”、“工”、“石师”、“师”、“画师”、“刻者”等不同称呼（20）从“无盐石工浩大”和“金乡匠斋”等刻石内容看本墓石刻艺人称为“石工”。 任城王墓涉及任城国、东平国、鲁国等27处地名和人名中，石工共57位，能明确籍贯身份的有40位。要弄清楚当时任城国与石工国县的关系，必须了解建墓石工或组织者们费时费力地把文字刻在这些石上面的动机。《礼记·月令》载“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 （21）从文献中我们可以推测，任城王墓刻石除了便于工程施工原因外，应是建墓组织者对“工师（石工）”的“物勒功名”，其目的是“考其诚”，在筹建工程或者工程验收中如有“不当”之处，处罚方法是“行其罪，以穷其情”。

《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载：刘焉墓（北庄汉墓）在建造过程中“发常山钜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数千人……”显然，当时建墓所需黄肠杂木三郡不备的情况下，遂用砖石材代替，故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数千人。从任城王墓众多的人名、地名和墓葬建筑规模的情况来看，当时建墓时，任城国征发东平国、鲁国、梁国等地工匠来为墓主人建墓，其规模和数量应不少于北庄汉墓。

题记刻石中官职（如邹祭尊石治张）和匠斋（如金乡匠斋）的出现，证明这些石材可能部分出自官营手工匠之手，另一部分出自民间石工作坊的石工艺人。

底纹图样1

底纹图样2

底纹图样3

五、黄肠石题刻的分类、书风和价值意义

（一）、内容分类和书风

底纹图样4

底纹图样5

底纹图样6

任城王墓的建筑石材，每石大小一致，打制规整，整齐划一，石的四面都用錾道做出几何图案，从每石的大小形状上分，主要有三种规格：一是厚度约23～25厘米，每边约95厘米的方石；二是厚度1尺约23-25厘米，长95厘米，宽50-60厘米的长方形石；三是厚约21厘米的上述所言的方石和长方形石。每石的装饰图案不一，主要有6种（如图七）。文字大部分刻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正面（叠压面）。（如图八）每石文字最少一字，多数3-5字，最多十一字。在内容主要是工匠和送石者籍贯姓名，数字尺寸，另有官职、作坊、吉语等内容，计有785石，分别为：（1）、工匠或送石者籍贯姓氏人名，如“邹石治张”、“金山乡吴伯石”、“富城曹文”、“山阳高平钟生”、“番张尉”等；（2）、石块尺寸、编号、指向标记等，如“尺一”、“尺”、“九寸”、“十八”、“ ”、“十”等；（3）、刻官吏名或其它，如“邹祭尊石治张”；四、刻治石作坊名称，如“金乡匠斋”；五是刻鱼的画像，如南壁甬道以西南墙石上有阴线刻鱼图和“蕃张尉”鱼图组合等。另外，还有类似今天的广告词，如“无盐石工浩大”、“须昌沐孙有大石十五头”等。文字排列方式和组合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1、地名、人名组合，如“梁国已氏魏贤”、“金乡陈能”、“梁国薄马卯”、“梁国宁陵许文”、“鲁国戴元”、“任城段伯”等；2．单纯地名或人名，如“梁国已氏”、“东平无盐”、“东平须昌”、“富成”、“张吉”、“时生”、“元于昌”、“王交”、“李季”、陈能等。3．数字或尺寸，如“十八”、“尺”、“尺一”、“九寸”等，它们大都刻在带字石上，少有单纯者。题刻主要分布在封顶石、封门石侧面，前室南墙、北、东、西墙和后室东、西、北墙面上。（图九） 汉任城王墓题刻众多，工匠来自不同地方，题刻出自50余位书刻匠之手，故书刻风格的多姿多彩。现依其书法作风，可将题刻作品分为四大类（22）：1.工整类：这类作品讲究字的笔划、结体和行气的整体统一，字体较规整。如“东平陆唐子”、“东平无盐”、“邹祭尊石治章”、“邹石治章”、“鲁武央武”、“鲁柏仲”、“时生”等。2.率意类：这类作品雕刻随意，笔画不计长短，笔势左右开张，结体或纵或横，即随字形而变，以横势为多，自然活泼。如“富成曹文”、“富成徐仲”、“山阳高平钟生”、“金乡陈能”、“金乡韩光”、“薛公伯当”、“马初”、“金乡马初治”、“鲁柏元仲华”、“金山乡吴伯石”、“鲁央武”、“高都石”等。3.拘谨类：这类作品字体较小，雕刻生疏，笔画拘谨或增笔或减笔，字间无顾盼。如“鲁国文阳张鱼石”、“薛颜别徐文”、“平陆孙少”、“鲁石工伯华”等。4．飘逸类：这类作品似经过书丹，用笔精到，有波挑笔画，线条有张力，结体宽博，笔势开张，飘逸波笔尤其如此。与简牍中的作品较为相似。如：“须昌沐孙有大石十五头”、“伊意”、“无盐逢”、“孙 ”、“下邑”等。

棺床石

棺床石题记

汉任城王墓题刻除了按其书写风格分为四类外，题刻中还出现了特殊字体：（1）简化字或异体字，如“题凑石墙”北墙石上刻有“富城曹文”中“曹”写为“乙”；东墙 “金乡马初治”中“乡”写为“B”；南墙“金乡马初”中“乡”写为“P”；北墙“腾无乡”中“乡”写为“P”；封顶石“金山乡栾和石”中“乡”写为“P”，“栾”写为“亦”等。（2）反刻字，如 “须昌”、“邹石治章”中“石”、“邹祭石治章九寸”中“九寸”、“任城夏侯儒”中“任城夏侯”、“鲁国文阳张鱼石”中“石”、“田仲文”、“生珥石”中“生”、“石”、“陈能”、“平陆孙少”中“平陆”等。这些简化字是否在当时民间通行不可得知，但对繁笔字尝试变革，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反刻字在徐州土山汉墓（23）黄肠石题刻中亦有发现，但只是个别字，本墓出土“陈能”反刻石为来自金乡县工匠名，从字体上看似乎经过书丹，用笔精到，结体平正，书写熟练，明显是有意而为之。

黄肠石题刻分布示意图

（二）、价值和意义

（1）“题凑石墙”用打制规整的方石垒砌围饶前后室，其形制同“黄肠题凑” （24），它的发现对研究汉代墓葬结构和墓葬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题凑石墙皆用方形石块（除拐角处用长方形石块）单道砌垒，石块尺寸基本划一。《后汉书·礼仪制下》载：“大丧，司空择土造穿，太史卜曰……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石墙石块均打制规整，大小基本划一，即上文中所说的方石，可见东汉时题凑已用方石制作，如西汉“黄肠题凑”之礼制。以往洛阳邙山东汉帝陵中也出土过这种石块，有的铭刻“黄肠石”，其作用应与黄肠木相类似。

“黄肠题凑”一词，最早载于《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其后，《后汉书·梁商传》注引《汉书·音义》释为：“以柏木黄心为棺，黄肠也。”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为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25）。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分别为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初年赵王张耳墓（26），北京大葆台西汉中期燕广阳顷王墓(27)，江苏高邮天山西汉晚期广陵王或王后墓(28)，2010年考古发掘的定陶汉墓等，这些墓题凑结构是用柏木（或楠木）层层平铺叠垒，题凑四壁所叠筑的枋木（或条木）完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称为题凑。黄肠则因用剥去皮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

“题凑石墙”或“石材题凑”墓大都出现在东汉初年为西汉“黄肠题凑”藏制演变产物，如定县北庄汉墓，墓葬形制结构与一号墓同，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合葬墓。两墓皆用一米见方石块垒砌石墙，石材琢制规整，大小长宽厚度基本相同，其作用与题凑木相类似。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云：“汉黄肠石，刻永建阳嘉年号，出土处在洛阳城东北三十里邙山岭上耀店村后沟村三十里铺村象庄村一带……其刻黄肠字样者仅见一二，亦有朱书者。”邙山岭一带为东汉帝陵区域，黄肠石的出现表明与史书记载的葬制相符，黄肠题凑墓在东汉时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以石材取代木材。由此说明，“题凑石墙”是由“黄肠题凑”演变而来的。

（2）、黄肠石题刻内容涉及东汉时期封国郡县，对研究当时行政区划和历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举例说明，如“山阳高平钟生”刻石，该石长宽约95厘米，厚23厘米。

《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公元136年）别为郡。”天汉四年（前97年）以山阳郡为昌邑国。昭帝元平元年（公元74年）国除，为山阳郡。王莽时曰巨野。东汉仍为山阳郡，治所昌邑（今金乡西北）。

高平地望在今微山县两城镇，相传这里有两座城，故称两城。《后汉书·郡国志三》：山阳郡辖高平，本注曰“侯国”。故橐，章帝更名。《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明帝永平“二年（59年），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李贤注：“南平阳，县，故城在兖州邹县也。橐，县，一名高平，故城在邹县西南。《水经·注泗水》：“——《地理志》山阳之属县也，王莽改曰高平。应劭曰章帝改。按本志曰，王莽改名，章帝因之矣。”

从上述文献可知，两城镇的方位在邹县（现邹城市）西南，与李贤注相合。两城镇一带即西汉的橐县，东汉的高平故城。橐县在西汉初及宣帝时两度封为侯国，王莽时改为高平，东汉章帝时仍“因之”。明帝永平二年（59年），高平由山阳郡划归东平国后又成为侯国。

东汉时何人封于此？书无详载。据《后汉书·伏湛传》伏湛于建武三年（27年）封为阳都侯。六年（30年）徙封不其侯（故城在今即墨西南），传爵位至重孙伏晨。“晨尚高平公主” （29）。章帝建初七年（82年），曾封刘苍五女为县公主，但未提及所在地名。“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是长公主，仪服同藩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章帝）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李贤注：“冯定，获嘉公主子，袭封或嘉侯；冯奋，平阳公主子袭封平阳侯。此其类也。” （30）。高平县既益东平国，东平王刘苍之女封为县公主，其中一公主就可能封在高平县。故《东观汉记》有伏晨尚高平公主的记载。高平既为县公主，当然可以传爵于子。所以《郡国志》说高平为侯国。

如上述推论正确的话，任城王刘尚与高平公主应为姐弟关系，其封王时间（公元84年）比高平公主就封时间晚两年。按刘尚封王时间，平阳公主派工匠钟生为其建墓的话，距高平由山阳郡划归东平国的时间（59年）相差25年左右。工匠钟生仍按高平归属山阳郡时，把自己的姓名籍贯题刻在石材上，于是有“山阳高平钟生”题刻。

（4）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反映了汉代的“物勒工名”制度，题刻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工匠任务的完成情况，墓主对产品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同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惩罚的措施。目前所见有关“物勒工名”制度记载的最早文献，是《礼记·月令》曰：“(孟冬之月)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说明了“物勒工名”目的就是为了“以考其诚”。郑玄注曰:“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物勒工名”制度在秦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熟，而题铭也扩展到工官、生产机构以及制作地等内容。

汉承秦制，汉代使“物勒工名”制度达到成熟并走向全盛与繁荣。汉代“物勒功名”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官营机构制作的器物，内容一般包括制作日期、生产机构、官员名、工匠名、数量、编号等。汉任城王墓“物勒工名”有五种形式；一是地名、官职 、工匠名，如“邹祭尊石治章”、“邹祭尊石治”、“邹祭石治”、薛颜别；二是地名和产品生产机构，如金乡匠齋；三是生产产品工匠籍贯，如“章”（东平国章县）、“无盐”（东平国无盐县）、“须昌”（东平国须昌县）；四是生产产品工匠名，如“马初”、“李季”、“田文”、“伊熹”、“陈能”、“元于昌”等，统计有五十七位工匠，其中能够明确其籍贯地有四十七位；五是数字编号和尺寸，如“十八”、“尺”、“尺一”、“九寸”等。从上述分类看，大部分黄肠石刻有石工匠的姓名或验收官的姓名。“邹祭尊石治章”的“治”同“制作”，为人名后动词。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年）封禅泰山，“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官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31）可知汉代加工制作专用石材谓治石。“祭尊”为官职，东汉诸侯王有同皇室一样专事营造的官府，管理工匠生产，“祭尊”同“祭酒”，以酒祭祀或祭奠。古代大饗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仪礼·乡射礼》；“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执爵兴，取肺坐祭，遂祭酒。”汉贾谊《新书·时变》：“骄恥偏而为祭尊，鲸劓者攘臂而为政。”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小学》：“矞水李氏云，古印有文曰‘祭尊’，非姓名，乃古之乡官也。《说苑》载乡官，又有祭正，亦犹祭酒也。”考古发掘中亦屡有“祭尊印”出土。可见“祭尊”为乡官，可能政府征调为监督管理石工生产产品。“无盐石工浩大”中“工”应为“工官”的省写。从文献记载看，“工官”指秦汉时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包括中央和地方所设的各类官营手工业机构，是与“铁官”、“服官”“盐官”等并列的手工业部门，是政府设在郡县负责某类产品生产和管理的专门性机构，同时负责税收和征调物品，设在都城的官营手工业机构称为“中央工官”，设在郡县的称为“地方工官”。所以“石工”应为设在东平国无盐县的负责石刻类产品的生产和管理的“地方工官”。

汉代“物勒工名”制度具有实施的全面性、勒名内容的完整性、器物使用的等级性和实施的法制性等特点。“物勒工名”制度的实施推动了汉代官营手工业组织管理的相对科学化，促进了汉代官营手工业机构的产品逐步规格化和系列化，有力地保障了汉代官营手工业的大发展。此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物勒工名制度逐渐衰落，勒名内容逐渐偏离“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原初含义，刻写“工名”逐渐包含了宣传产品，打造品牌的功能，从而使“物勒工名”开始具有了现代社会中“商标”的涵义。

任城王墓发现黄肠石题刻较多而集中，而由于黄肠石主要用于汉代帝王和诸侯王陵墓，其题刻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自然成为研究帝陵和诸侯王陵分布、丧葬制度和探索黄肠石生产管理制度的重要原始材料。

（3）、任城王墓因黄肠石题刻众多，书写风格多样，对于研究中国文字发展，演变和书法艺术史有重要的实物价值。

任城王墓题刻前一般不经过书丹，而是由石工捉钻子镌凿。因刻者众多，故风格多样。为东汉民间常见的实用性文字，它代表了当时民间书写主流。

王墉先生在《中国书法简史》中对任城王墓中题刻评价“这批墓石刻石风格奇肆豪放，拙朴自然，结体造型多有奇思妙想、出人意外之处。其中有薛公伯当有数十刻，每刻都能出奇不凡，体现了石工丰富的结构想像力”。（32）

汉代书体从战国发展而来，西汉时期存在着多种书体，《汉书·艺文志》说汉初有六体，《说文序》说有八体，第八体即为隶书。隶书是汉代实用的书体，可分为典型隶书、通俗隶书两大主要类型（33）。典型隶书笔画有明显的波挑，用笔婉转精到，结体多取横势，法度森严，如《礼器碑》、《乙瑛碑》等，而通俗隶书用笔率意自然，笔顺径直，无波挑，结体多取纵势书写简捷通俗。任城王墓题刻作品，应属汉代通俗隶书类型。

通俗隶书大体经过了萌发、发展和鼎盛三个阶段。战国中期至西汉初期通俗隶书是书坛上的主角，在书写上变篆书的圆折为方折，变弧线为直线，结构上变长圆为横方。西汉武帝至东汉初期是隶书的发展时期，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丰富笔画这一中心内容上。通俗隶书除个别字的笔画保留篆意外，其基本笔画均是朴实、率意、径直、无波挑的，结体方正自然无成法。从东汉章帝起至汉末，是隶书发展的鼎盛期。此期典型隶书发展最为快，用笔周到，波挑分明，更加庄重飘逸。通俗隶书依然保持着笔画朴实、劲健、率直和无波挑的特点。任城王墓题刻，正处在汉代书法鼎盛期的初级阶段，这些题刻作品无不充分表现出此时期的特点。

任城王墓题刻，因处在汉代书法鼎盛期的初级阶段，上述四种分类中的特殊字体应是隶书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必然产物。因此，任城王墓题刻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体现在文字发展史上（34）。

注释：

（1）当地民间传说是北宋末年穆桂英重葬战死在天门阵的九名女将或当时因战争需要而堆的九个假粮草堆。详见胡广跃《九米（女）堌堆的传说与萧王庄墓群》，《神州民俗》2009第2期。

（2）靳学颜（生卒年不详），字子愚，济宁人。明朝政治人物，嘉靖年间曾建议改革金融制度。嘉靖十三年（1534年）举乡试第一,次年（1535年）成进士，授南阳推官，以清廉著称。历官吉安知府，累迁左布政使。隆庆初年，入京为太仆寺卿，改光禄寺卿。不久，拜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凡万余言，尤其详细涉及选兵、铸钱、积谷。朝廷交付有关部门商讨，最终未能尽行。后任工部右侍郎，改至吏部，晋升为左侍郎。高拱任首辅，把持朝政，靳学颜称病归，卒于乡。著作颇多，没后仅存十之二三。有《雨城集》二十卷行于世。

（3）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127页；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64年12期26页。

（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5）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年第2期。

（6）班固撰：《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华书局，1965年。

（7）晋代郭璞撰：《葬书》，华龄出版社，2010年。

（8）陈帅佛、宋雨哲编著：《中国风水》，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2年。

（9）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

（10）、（11）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

（12）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第471页。

（13）孙德润：《咸阳清理一座汉代大型积石沙墓》，《中国文物报》1995年1月18日。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15）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127页；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64年12期26页。

（16）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东汉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15期1977年9月；小咏：《徐州土山汉墓将见天日》，《江苏地方志》2004年01期。

（17）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8，中华书局，1959年。

（18）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74页。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99-204页；济宁市文物局编：《汉任城王墓题记刻石精选》序言，山东美术出版社，1999年；赵振华：《洛阳东汉黄肠石题铭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7月。

（19）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月。

（20）邢义田：《汉碑、汉画和石工的关系》，《故宫文物月刊》1996第14卷第4期，第44—59页。

（21）《礼记·月令》，有人说为战国时作品，有人认为是两汉人杂凑撰集的一部儒家书。民间《四民月令》则是参照该体裁所撰的农业作品。《月令》是战国阴阳家的一篇重要著作。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将全文收录，作为全书之纲。汉初儒家又将它收入《礼记》中，其后遂成为儒家经典。

（22）济宁市文物局：《汉任城王墓题记刻石精选》，赖非先生《序言》部分。

（23）同（16）

（24）同（10）

（25）班固撰：《汉书·霍光传》，中华书局，1965年。

（26）石家庄市图书馆文物考古小组：《河北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

（27）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6期。

（28）《江苏高邮发掘一座大型汉墓》，《人民日报》1980年7月18日。

（29）《东汉观记》，中华书局，1965年

（30）班固撰：《后汉书·伏湛传》，中华书局，1965年。

（31）班固撰：《后汉书》志第七《祭祀上》，第3167页

（32）王墉主编：《中国书法简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2011重印）

（33）赖非、王思礼：《汉代通俗隶书类型》、《汉碑研究》齐鲁书社1990年。

（34）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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