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青 | 从转移价值到放大价值：论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浪潮中的增长路径

2021 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原本柔软的慈善事业的身躯突然有了力量，变得更加坚硬起来。这意味着慈善事业将获得更多的制度保障，将成为基本分配制度的重要环节。在此背景下，如何放大慈善事业的价值，成为了当前慈善学界的热点研究问题。

直面现实，客观而言，我国目前的慈善事业总量仍不足以支撑“制度安排”的提法。本团队对2001-2021年期间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慈善事业可能受到重大事件、经济增长和制度安排的共同影响。从增量来看，我国的社会捐赠总额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整体向上的趋势，在2008年汶川地震、2020年新冠疫情两次重大事件期间产生了两个捐赠高峰，2016年慈善法颁布也带来了一个捐赠小高峰。但从捐赠总量来看，近20年来我国的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始终低于0.25%，实事求是而言，如此低规模的慈善捐赠难以产生实质的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作用。

面向未来，第三次分配的浪潮已经滚滚而来，我们该如何规划慈善事业的发展航向？本文从慈善资源的流动视角出发，解读第三次分配过程中慈善事业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慈善捐赠、商业向善、志愿服务、慈善组织四个关键渠道为抓手，指出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浪潮中的价值增长路径。

—、放大慈善价值：从价值传递到价值增值

寻找慈善事业发展新航向，首先需要明确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浪潮中的定位。我们认为，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过程中扮演的不是价值的“搬运工”，而是价值的“放大器”。如何理解“慈善价值放大器”的概念？我们需要转变传统的慈善理念。目前有很多学者站在“财富分配”的角度思考慈善的价值，认为慈善就是富人通过捐赠将财富钱转移给穷人，认为慈善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及社会整体福利状况的改善的手段。这种观点有可能是狭隘和片面的，很容易忽略现代慈善的本质特征。

现代慈善的关键在于价值增值，即慈善的实际价值远远超越了善款本身的账面价值。理由有三个方面：一是受助者获得的实际价值被低估了，对于富人而言，100元钱可有可无，但是对于穷人而言100元钱可能带来巨大的改变；二是受助者状况改善所带来的潜在价值被忽视了，受助者状况的改善将减少潜在的社会风险，将带来正向的社会收益，而这些社会收益并未被纳入到慈善事业的测算体系中；三是志愿服务和社会工作等慈善劳动的价值被忽略了，慈善活动中人的“无价劳动”应该融入到了慈善价值内涵中。

我们呼吁学界更多地关注慈善价值的科学测算的问题。慈善绝非“左手进右手出”的价值传递过程，而是“一块钱进几块钱出”的价值增值过程。本团队曾对此展开过一些初步探索，对国际上流行的SROI测算方法做过一些介绍。以本团队正在研究的浙江省妇幼儿童基金会的焕新乐园项目为例，该组织运用专业方法将善款转化为慈善服务，这些活动显著地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心、提升了儿童的未来期望、改善孩子们的学习态度，这些“改变”的价值远远超过善款的账面价值。

二、补齐捐赠短板：大力弘扬慈善文化

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当前慈善事业的最大短板。根据WGI（World Giving index，全球捐赠报告）显示，若扣除3/4来自企业的捐赠额，我国个人捐赠额大概只有每年28元左右，2020年中国捐赠指数排在被调查的126个国家的末位。如此尴尬的慈善现状与我国的文明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捐赠领域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如何推动个人自愿捐赠？弘扬慈善文化是根本的解决办法。在我们认为大额捐赠靠制度和策略，而小额捐赠靠文化和信仰。可持续的第三次分配不能单纯靠制度驱使富人捐钱，更应该塑造人人向善、人人乐善的慈善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拇指公益、随手公益、小额公益成为数字时代慈善新形式，既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新机遇，也是培育慈善文化的新挑战。

运用科学的助推方法是鼓励捐赠的另一个办法，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举例而言，可以利用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如前不久浙江开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省四套班子领导带头捐款，可谓助推大众慈善的科学之举；也可以通过创新慈善捐赠方式鼓励捐赠，允许股权捐赠、期权捐赠等，可以有效地降低捐赠者的对“损失厌恶感”；完善对捐赠人的权益保障措施也可以促进捐赠，进一步规范筹款平台的运作机制，积极建立制度保证捐赠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以有效地提升捐赠者的安全感。

三、撬动商业向善：创新合法和可持续

一般意义的商业向善就是企业捐赠，但是商业向善不是商业繁荣的溢出，而是企业追求商业持续繁荣的必然选择。商业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商业与社会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商业反哺社会有助于提升社会质量，也有利于促进商业繁荣，二者可以实现互益。

在现代社会，商业向善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包括企业基金会、社会企业、慈善信托等。如何理解这些新的商业向善方式？我们认为，互利共赢是撬动商业向善的关键。商业和慈善并非水火不容，运用合理的商业向善工具，也可以让两者实现平衡。具体而言，企业基金会是企业注资成立的慈善基金会，它不仅具有社会价值传递功能，还具有广告作用，能够增加企业的品牌价值；社会企业是运用商业方法实现社会目标的混合组织，它是义利并举的载体，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新商业文明的体现；慈善信托是委托金融机构开展慈善项目的金融产品，它本质上是由捐赠衍生而来的金融工具，能够形成商业闭环，达到捐赠款项保值增值的效果。

引导商业向善需要“四两拨千斤”，既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也要把握基本的原则，防止商业向善变成单纯的商业行为。这些原则包括：一是鼓励商业创新，商业创新的本质是社会创新，需要巧妙地运用商业方法，撬动更多的资源参与慈善事业；二是合法经营，任何商业向善项目存在的前提是符合法律规范和公序良俗，不得做出损害社会利益和受助者利益的事情；三是可持续运营，商业向善的质量如何要放在时间的维度中予以检验，那些可持续运行的商业项目才能够长久地解决社会问题。

四、激励志愿服务：志愿服务的科学管理

中国向来不缺志愿者，但是缺少志愿服务管理科学方法。根据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网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的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超过1.9亿人，已发布的志愿服务项目近450万个。志愿服务与中华文化久远的历史一脉相承，我们从孩童时代就参加志愿服务，但是为什么我国的志愿服务仍停留在低效重复劳动的“学雷锋”阶段？我们认为，这是缺乏志愿服务科学管理办法的必然结果。

提升志愿者服务的科学管理水平，至少需要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志愿者的激励问题，包括精神激励、物质激励、荣誉激励等各种激励方式，建议运用实验方法寻找到最佳的激励组合；二是志愿者的安全保障问题，志愿者参加活动存在风险，特别是在疫情的环境下，需要研究如何运用法律或者保险措施保障志愿者；三是志愿者的数字化管理问题，随着志愿服务参与人数越来越多，而且许多人参加的甚至是线上志愿服务，志愿者管理难度越来越大，如何运用数字化工具管理志愿服务过程的问题已经出现。随着数字化的志愿服务管理系统的完善，如果将志愿服务产生的价值纳入到慈善事业进行统计测算，那么慈善事业的价值将更加可观，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五、赋能慈善组织：培育慈善组织和人才

专业的慈善组织是落实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保障，慈善组织的专业水平将会决定第三次分配的水平。对于慈善组织而言，学界存在两种相反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要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监管，另一种观点认为要积极对慈善组织赋能。赋能和监管似乎是左手和右手的关系，但是我们认为赋能比监管重要。因为中国慈善组织一直缺乏人才，缺乏科学管理方法，那是因为我们对常态情境下的慈善组织赋能不足，导致慈善组织能力不足，在紧急状况下状况频出，才会引发公众对慈善组织监管的呼声不断。

如何赋能慈善组织？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提升慈善组织的管理胜任力。慈善组织管理和企业的管理其实没有显著区别，前者也需要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慈善组织需要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以提高第三次分配效率；二是提升慈善组织的项目影响力。项目的影响力是顺利筹款的基础，有了影响力筹款不是问题；三是提升慈善组织的执行公信力。慈善组织需要通过行动获得公众的信任，这是慈善组织生存的底线和生命线。

总之，发展慈善事业需要把握第三次分配浪潮带来的政策机遇，从促进个人捐赠、撬动商业向善、激励志愿服务、赋能慈善组织四个方面发力，提升慈善事业本身的专业化水平，从而进一步放大慈善资源的价值。

注：本文转自中国集刊网2021年10月29日，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苗青。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成立于1981年，是具有公募资质的5A级基金会，其业务主管单位为浙江省妇女联合会。基金会宗旨为“关爱妇女儿童疾苦，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发展妇女儿童事业”。

成立四十年，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致力于关爱妇女儿童，围绕家庭赋能、妇儿健康、教育助学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品牌公益项目，为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做出了诸多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很多成绩。基金会先后被全国妇女联合会、浙江省人民政府等单位授予“中国妇女慈善奖之贡献奖”、“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集体”、第六届浙江慈善奖“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等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