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与夏君璐爱情故事

　　1945年1月，在“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下，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学生殷福生投笔从戎，前往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七个月之后，日本投降。退伍的殷福生跟着女扮男装的同学夏君贤一起回家。

　　夏家位于重庆南岸黄桷垭小镇，这一天，殷福生穿着土黄色卡其布军装，拿着行李，到达夏家的住处。

　　开门的是17岁的少女夏君璐——夏君贤的小妹妹。

　　殷福生在夏家住了一个星期。对于夏君璐，他的印象并不够深刻。只是记得，这个小姑娘为了尽地主之谊，“自告奋勇带路”带大家去爬山，其实却是路盲，完全不知道怎么走。她有时晚上向他请教诗词和绘画，并且告诉他，她和他一样，也喜欢李白。

　　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上去热情开朗的少女，对他一见钟情了——全世界的少女，爱上一个人起来，都一样，傻乎乎的可爱。

　　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

　　殷海光对于少女夏君璐的感情攻势，毫无还手之力。不过，在两个人一开始的通信里，他显然更为谨慎，最为热烈的话不过是“我现时正在吃一块美国果干，酸甜酸甜的，想来您很喜欢，寄您一点”。

　　▲1947年，夏君璐一边答应父亲不再喜欢殷海光，一边给殷海光写的卡片

　　当女儿第一次向他袒露对于殷海光的爱意时，他坚决反对，理由是，“太过桀骜不驯”，“这样的人很难长命”，况且，年纪又差了这么多。

　　两个相差九岁的年轻人，开始悄悄“笔谈恋爱”。有趣的是，夏君璐的父亲虽然反对两人恋爱，他在南京国防部任职时，经常叫殷海光到家里，两人谈论政局，颇为相投。有一次，他到殷海光家里来，差点翻到了殷海光和夏君璐的通信，把海光同学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们爱情的小舟在时代的大海中颠簸翻腾，那些完整保存下来的情书，成为整个大时代里最温存的可贵，战争是残酷的，现实是残酷的，在江河巨变的前夜，这些便尤为可贵。

　　圣诞节之后，他们的通信便不再正常了。夏君璐的信里依旧儿女情长：“只有目前不要失去了联络，总有办法。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的决定。你死，我死，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永久的相爱。”

　　而殷海光已经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变乱，恐怕不是短时间所能终了的。在这一大变局之中，个人底生死存亡和悲欢离合，显得多么渺小啊！”

　　在殷海光前往台湾，并打算从此要投身学术，做一个教授的时候，他的女友夏君璐却在经历着人生最悲痛的悲欢离合。一开始，她并不着急去台湾和殷海光会合，在他们的通信里，殷海光提到结婚，夏君璐的想法是希望他等她大学毕业再结婚——这时候，她仍旧认为自己会在大陆完成学业。她向父母袒露了和殷海光的恋爱关系，夏将军立刻做出了决定，要送女儿去台湾。

　　殷海光寄来了一枚金戒指和十元美金作为路费，他让聂华苓作为同伴和夏君璐同行，他冷静地嘱咐她：

　　此次离家，不知何日可归，有纪念性的东西需要带走，必需物品须带走。不必需的东西要丢下，以免累人。

　　她那时却仍旧是懵懂的，很多年之后，她回忆起分别那天，又想起殷海光给她信中说的那句“不知何日可归”：

　　那天，父母送我上船。到了码头人山人海，一片混乱，大人小孩争先恐后地挤上轮船。在这种情况下，我与父母亲无法话别就急忙加入人潮，用力向前推挤。突然回头看父亲一眼，见他正在用手擦眼泪。好不容易挤上船，我就直冲甲板，站在船沿栏杆前朝着岸上寻找爸妈的身影。我看见他们在人丛里正向我挥手------天哪！这就是我们的永别！

　　这是她和父母的最后一面，海峡阻隔了他们，阻隔了千百万中国家庭。

　　他在基隆港接她的那一天，是6月3日。

　　这一天成了他们的纪念日。

　　他们拍了第一张合影。

　　他热爱花花草草，在院子里种了许多，但养得总不如夏君璐好。他有了一点钱，都拿去买书，最后弄得连早点钱也没有，总是要和聂华苓的母亲借：“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

　　聂华苓说，殷海光讲话很“低气压”，但一到夏君璐那里，“就老实了”。夏君璐笑着说，自己把他宠坏了，要做什么都可以，但她想不到，他终究会因为写文章而遭遇飞来横祸。

　　《自由中国》的工作人员们，有的被暗杀，有的遭遇牢狱之灾。身为《自由中国》主笔的殷海光对妻子说，要不然你先出国吧。

　　夏君璐一下子大哭起来，她说，她不能想象自己会离开他。

　　受“雷震案”的波及，殷海光很快被全方位封锁了。他受邀去做演讲，台大学校当局会以“教室不够”为理由否决；发表了他的文章的刊物，出版后会被抽掉，没有任何刊物敢请他写文章；196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访台，台湾一家银行老板邀请其座谈，点名邀请殷海光参加。座谈会前一天，一名台湾当局安全机构工作人员来到殷海光家中，告诉他：“请你不要去开会。”

　　小院子之外，是每天都有的特务盯梢。有一次，他实在受不了，对着特务们拍桌子说：“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因为心情郁结，殷海光得了癌症，胃部切除了三分之二。

　　夏君璐在一夜之间，忽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向他提供稳如磐石般的支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成了唯一帮助他在狭小空间里开辟无限乐土的人。

　　她在院子里种了一小片麦子，因为他动完手术，只能喝流质。她种了麦子，只为了每天早上割麦草打成青汁给他喝。

　　她打听到有一种治疗癌症的新药，又不知道是否有副作用，她就自己先吃三个月，再给殷海光吃。

　　1969年7月，台北中华电视台曾经采访殷海光，问一生中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殷海光答：“我没什么心愿了，唯一让我遗憾的是没能再见一下我的恩师金岳霖先生……你们将来有机会去大陆，请替我问候一下，就说他的学生殷很想念他。”

　　9月16日，殷海光的女儿殷文丽给父亲写了一封慰问信，信的地址是父亲当时所住的病院：“台大医院公保内科727病室”。然而，这封信很快被退回来，理由是“此处病人已经出院”。殷海光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这天离他50岁生日还有整整3个月。

　　夏君璐后来带着女儿前往美国，随身带着的，是殷海光和她的两百多封通信。她在美国搬了十五次家，一封信也没有弄丢。

　　殷海光的学生们让她写自传，她写了一点，决定不写了，说自己文笔不好：“海光常常说我，写的一点没有逻辑。”

　　最终，她拿出了这些信，出版了《殷海光·夏君璐书信录》。他们的女儿殷文丽说：“假如诺贝尔有爱情奖，我觉得应该颁给我的父母。”

　　在杨照的电台节目里，年已耄耋的夏君璐再次回忆起那些时光，羞涩地说：

　　我是配不上他的，但我爱他，从一开始就是这样。

附 夏君璐父亲 夏声简介

　　夏安铨，名夏声，字安铨，号先知，湖北武汉新洲区龙王墩人氏。生于1893年，终于1953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夏安铨从军于北伐军李烈钧部，后考入江西陆军讲武堂将校班；

　　1914年，夏安铨在上海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1916年至1918年在南洋苏门答腊、马来半岛任教；

　　1918年至1924年期间，夏安铨先后在四川“抗法运动”中担任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参议、云南靖国联军第一团上校参谋、云南陆军第三混成旅参谋长、云南北伐军右翼总指挥部参谋长等职；

　　1924年，夏安铨受孙中山指派，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积极赞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1932年，夏安铨由冯玉祥保送，到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国任国民第三军十二师参谋长；当年7月，参加蒋介石发动的鄂、豫、皖“剿共”战争，8月，夏安铨不满“剿共”，辞职退党归乡简居；次年受召才再次加入国民党，出任陆军87师参谋长；

　　1936年任71军参谋长兼87师参谋长；1937年“八一三”事件发生，夏安铨随军长王敬玖投入上海“淞沪会战”，率部与日军激战二月有余；后随战况进展，王敬玖受命撤离，夏安铨则力主抗倭；王、夏二人因此冲突，撤离后，夏安铨怒而辞职返回故里龙王墩；后王敬玖派员重金催归，被夏拒绝。

　　1938年夏安铨被调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并兼驻桂林办事处主任。

　　整个期间，夏安铨于192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40年被授中将军衔。

　　1945年，小日本投降，夏安铨因精通多国语言，随何应钦所率代表团接受日本投降。

　　1949年10月，夏安铨在成都王缵绪总部任高参，同年12月随王参加起义。

　　1953年卒于故里龙王墩。

附 夏君璐丈夫 殷海光简介

　　殷海光(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原名殷福生，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曾任《中央日报》《自由中国》主笔。他受罗素、哈耶克人等影响，所撰文章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基准，被称为台湾自由主义开山人物。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病逝，享年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