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记｜上官婉儿墓与薛绍墓当年是如何发现的

唐景龙四年（710），李隆基发动政变，诛灭韦后一党，其中包括唐代著名的女政治家上官婉儿。
而上官婉儿死后葬于何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直到2013年，这个谜才被破解：当年9月，考古人员在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发现了上官婉儿墓。之后的2019年11月，长埋于咸阳一千三百一十四年的唐驸马都尉薛绍墓重现人间，成为在同一地区发现的第二座与太平公主有关的唐代名人墓葬。这两项考古考古发掘的消息公布以后，曾一度热搜登顶、微信刷屏。
在纪念中国百年考古之际，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明撰文回忆了上官婉儿墓与薛绍墓的考古发现历程。
今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所在地，在中古时代有一个非行政辖区的地名——洪渎原。这块渭河北岸的高地，向东二十里直达秦咸阳城，向南可俯瞰汉唐长安城，所以自战国晚期以来一直到唐代都是都城以外的帝陵、王陵区域和高等级墓葬区，这里埋葬的帝王将相、公侯贵族、皇亲国戚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最早的基本建设考古就是在此展开。1953年，西北工程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队在咸阳底张湾发掘了一批北周、隋、唐高等级墓葬，大家熟知的“三朝国丈”独孤信墓就是这时发掘的。199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抢救发掘了北周武帝孝陵。上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洪渎原上的古代墓葬被大量的清理发掘，这其中就有一些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
发现上官婉儿墓
2013年6月，因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需要修建一条市政道路，我供职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这道路的路基进行考古勘探，勘探结果清楚地显示在路基正中有一座大型的墓葬。该墓有斜坡墓道、五个天井和砖券墓室，根据墓葬形制，我们初步判断这是一座高等级的唐代墓葬，这种形制和规模的唐代墓葬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较为常见，如果墓主人是历史上籍籍无名的人物，那么很难说会对历史研究产生特别的影响。

上官婉儿墓发掘地点鸟瞰

考古发掘在8月初正式开始，所有的工作都按照程序按部就班地开展。我们发现从第四天井开始，墓葬的北半部分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第四、第五天井被一个形状不太规则的大坑所打破，这个坑垂直向下，在接近天井底部的位置水平向北深入，破坏掉了砖券甬道的拱顶和墙壁直通墓室。墓室被毁坏的惨不忍睹，顶部已完全塌掉，四面砖墙最高处仅余1.3米，墁地砖被揭的一块不剩，原本墓室西部棺床的位置被彻底铲平，墓室里没有一件随葬器物，棺椁和墓主人的遗骨不翼而飞。根据这种迹象，我们判断这十有八九是“官方毁墓”所造成的破坏。
8月底，甬道发掘接近完成的时候，发现了墓志。这合边长75厘米的青石墓志还保持着它被放入甬道时的状态。墓志盖顶面篆刻“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即便不读墓志，我也知道，它的主人就是上官婉儿，因为有唐一代被册为昭容而又姓上官的，只有她一位。上官婉儿墓面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令整个文博界震惊。在当年，甚至更早到2009年曹操墓的发掘，类似文化传播的现象级事件提醒我们，公众对考古工作和重要考古发现的关注和参与度已经超出了预想，不得不谨慎面对了。

上官婉儿墓壁龛清理后绘制线图

上官婉儿墓志出土

上官婉儿墓志（拓片）

上官婉儿墓志（拓片）

唐代古画摹本，画中唐代宫廷中着男装的女官形象，或有助于了解上官婉儿那个年代女官的装束。

唐代永泰公主墓侍女壁画局部

发现薛绍墓
薛绍墓的发现过程，与上官婉儿墓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是空港新城市政道路在修筑之前的文物保护程序中发现。勘探资料中的岩村1号墓，是一座5个天井的大型墓葬，时代判断为唐代，墓主应为三至五品官员。墓室位于道路建设范围之外，未做勘探。经地方文物部门的协调，决定将该墓葬完整发掘。因为空港新城采取“考古前置”的土地出让政策，文物保护经费由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先行垫付，所以超出地块范围之外的考古发掘无疑是一笔额外的支出，但是为了保护文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薛绍墓鸟瞰卫星图片

薛绍墓前墓室正视影像图

初读薛绍墓志

唐代双室砖券墓的配置有以下三种级别：壁画＋石门＋石椁、壁画＋石门＋石棺床、石门＋石棺床，依次递减。很显然薛绍墓是属于最低档次的。然而以薛绍生前最高职务正三品右武卫大将军的身份，他是不够资格使用双室砖券墓的，身为正二品昭容的上官婉儿也只是使用单室砖券墓，甚至都没有配置石门。当然，万泉县主、唐从心和窦孝谌也都不够格使用双室砖券墓，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何在武则天驾崩后到李隆基掌权前，会有这么多的人被以超规格的葬礼安葬？这是薛绍墓考古发掘带给我的最大的疑问。
为了保护这座名人墓葬，地方政府专门调整了土地规划，缩减房地产项目和道路用地，将墓址所在区域辟为遗址公园，目前正在建设中。

薛绍墓考古发现的石刻

薛绍墓考古发现的俑

正确看待历史名人墓葬的考古发掘
我在电视节目中讲过，唐代的名人墓葬和同级别无名人物的墓葬的区别不大，都要符合当时社会的时代背景和制度要求，它们所体现的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共性，而个性非常少。以上官婉儿墓为例，如果不出土墓志，我们根本无从判断墓主人的性别，更不要说将她直接比定为上官婉儿了。因为是历史名人墓葬，可资使用的历史材料相对会更丰富，便于展开深入的研究，解读起来受众也更容易理解，代入感更强，仅此而已。说起来科学是无趣的，但考古学家却是各自有趣，把无趣的考古发现用有趣的方式介绍给大众，这是考古工作者迫切需要掌握的技能。
就是这样，没有什么神秘的“分金术”、“寻龙诀”，也不存在“掘人祖坟”的伦理困境。对于长眠于地下的古人来说，他们早就知道有朝一日难免会“重见天日”，不然就不会有李静训石椁上“开者即死”的诅咒。对于当代的时人来说，古墓葬和出土文物是文化遗产，是民族记忆，一旦面世就是公器，而不是少数人牟利的工具和炫耀的资本。
“考古不是挖宝”——用考古的术语解释这句话是这样的：检验一项考古发掘工作的标准不是是否出土了珍贵和罕见的文物，而是工作过程是否符合田野考古发掘的规范，研究结论是否符合逻辑和科学规律。换句话说，重要的不是挖出了什么，而是怎么挖、挖完以后怎么解释。由于考古发掘具有不可逆性，所以这项标准对于发掘者的学术素养和经验要求非常高，这是考古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的基本前提，也是考古学能飞速发展的原因。因为每一项田野考古工作面临的都是新问题，新问题倒逼考古技术不断提高，永远不存在止步的可能。

唐昭容上官氏公园

我国的文物保护政策法规不允许寻找发掘帝陵和历史名人墓葬。实际上考古工作者从不主动寻找古代墓葬去做发掘，除非是要解决重大的历史问题或古代墓葬面临破坏和毁灭的风险。我们常说考古学在中国的前身是金石学，但金石学是当时极少数社会精英才能接触到的学问，它所对应的是私人的古董收藏，是把老百姓排除在外的小众精神追求。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历史人物的墓葬甚至王陵因生产建设和盗掘大量出土，相关文物大多数已毁灭或是被贩卖到海外，不能不说这是历史之殇和民族之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当我们徜徉在空港新城唐昭容上官氏公园和薛绍墓遗址公园凭吊古人，当我们在博物馆中近距离接触上官婉儿墓志而感慨人生沉浮，这就是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为普罗大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是一个有文化传承的民族对自身历史、对先辈古人的尊重。
（本文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刊发时标题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