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燕京大学医预科生：名医辈出，命途多舛

1948级燕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专业学生在燕园内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最后的燕京大学医预科生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2020.5.11总第946期《中国新闻周刊》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全如瑊经常思考“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这9字校训的含义。

当时他从字面理解，认为这就是“掌握知识以服务社会”之意，但还是感觉理解不透“自由”的含义。有人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来解释，认为自由即不受无知的束缚，但他觉得不完全是。

全如瑊是燕京大学生物系医学预科生。1948年，这个专业共录取了72名新生。这是天之骄子中的骄子，面前是一条通向“黄金职业”的最精英之路。然而，时代的暴风骤雨来了。

直到因“反革命集团成员”服刑20年、其间在新疆戈壁滩劳改10年，尤其还有半年是被铐住手脚单独关在一个抬不起头、伸不直腿、四周都是冰碴的地坑中，在无尽的黑暗中经历了几乎超越常人耐受极限的磨难和痛苦之后，全如瑊对“得自由”才有了新的理解。

他认为，与基督教义有联系的“得自由”原意是“免于沦为罪的奴仆”，这是取其道德含义，可以阐释为听从良知、远离罪恶。他觉得，即便人生能重来一次，得自由之途也舍此无他。

汇聚燕园

全如瑊是在燕园长大的。他的父亲全希贤是燕大初创时期的庶务主任，他家就住在燕大对面的军机处。

1928年1月的一天早晨，全如瑊的母亲在路边等车去医院，坐着小汽车上班的司徒雷登恰好经过，亲自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全如瑊就在那天降生。他是八旗子弟，家谱上的名字为爱新觉罗·溥瑊，和末代皇帝溥仪同辈。

从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的育英学校毕业时，全如瑊本没想考教会学校，但一位请他替考英语的同学给他报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几个燕大毕业的姐姐也一再劝说，他就去参加了考试。

这是面向全国中学毕业生的公开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国文、英文、数学、智力测验。英语考试要求远高于其他大学，1948年的英语考题只有一题：把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语，并且不提供中文原文。

全如瑊被录取了，经不住几个燕大毕业的姐姐一再劝说，就去燕大新闻系报了到。读了几天兴致缺缺，一番周折后转到了名气很大的生物系医学预科。

全如瑊的同班同学朱元珏从天津天主教学校圣功女中毕业后，报考了燕大生物系医学预科、辅仁大学生物系、北大医学院。

朱元珏同时被三所学校录取。辅仁大学是天主教学校，北大学生运动太频繁，而且哥哥也在燕大读书，她因此选择了燕大。

袁玫的父亲袁敦礼曾任北师大校长，是中国现代体育奠基人之一，重视体育锻炼，提倡预防医学理念。受父亲影响，袁玫从小就喜欢体育活动，在师大女附中读高中时，就立志做一名医生。

她记得，一上午时间考完自然常识、地理历史、物理化学，试题包罗万象，考察思考能力，题目多到做不完。

与全如瑊和朱元珏参加的考试不同，袁玫参加的是保送生考试。

20世纪20年代初，燕京大学承认的具有保送资格的中学共有29所，多为具有较高办学水平的教会中学。20年代末以后，一些教学质量高的非教会中学也获得了承认，数量增加到38所。其应届毕业生在高中3年内各科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品德端正的才具有保送资格。

“特别生物系”

1910年，美国医学教育鼻祖弗莱克斯纳的一份报告开启了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风潮。他在报告中开创性地提出了“医预科”概念，指出一所杰出的医学院应该与综合性大学结合，学生在入学前至少要有两年的大学基础。

1915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由五个英美教会团体创办的近代中国第一个联合教会医学校——协和医学堂，在此基础上筹建起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由于当时中国各综合大学的水平尚不足，协和决定自办预科，学制由美国的四年缩减为三年。协和在自办预科期间培养了205名学生，有100人被协和录取。

自1917年起，中华医学基金会每年资助中国13所综合性大学，使其达到培养医预生的水平，包括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学院、南京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8年后，协和开始停止自办医预科，改从这些学校招生。

1925年秋季，协和医学院与燕京大学签订《协和医学校、燕京大学关于医预科及看护预科之协定》，两校正式开始合作，所有协和医预科学生转入燕大。协和医预科的大部分教学设备都送给了燕大，一部分教师陆续调往燕大任教，如美国医学家爱丽丝·波琳转任燕大生物系主任。

燕大与协和合作后，中华医学基金会将原本给协和医预科的经费投入燕大。1936年至1937年，这笔资助占燕大总资金的11％，达到该年度学校预算的21％，直接促进燕大自然与人文学科迅速崛起，吸引了更多优秀考生报考医预科。

燕大预科学制三年，最早设于生物系下，没有正式名称，燕大档案将医预学生记录为“YenchingStudentsinthePekingUnionMedicalCollege”。1930年前后，教育部仍不同意为医预科设单独专业，所以燕大只设课程不另设系，30年代后期才有“医预科”之说。由于设在生物系下，又不同于普通生物专业，到三四十年代以后一般被称为“特别生物系”。

入读协和本科要参加协和举办的全国医预生统一招考，但燕大医预生如果三年里各门功课合格，又有系主任的推荐信，可免试进协和。燕大医预生逐步占到协和每年招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且成绩突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被日军解散占领（后在成都复校），医预科也因此停办。1945年秋，抗战胜利，燕大在北平复校，医预科恢复办学。

1946年，刘力生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她听从协和毕业的父亲建议，报考了燕大医预科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选择了燕大医预科。

194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学生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学生运动中，医预科学生由于课业格外繁重，最为保守。刘力生和同学去上课时，碰到过进步学生拦路号召罢课，有时只能走到半路就返回宿舍。

这年夏天，刘力生回南京过暑假。家人担心北平局势动荡，让她退学重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医预科。她考取后，不习惯一些南方老师英文授课的口音和方式，成绩下滑，非常懊恼，遂致信燕大生物系主任波琳，请求重回燕大，获得准许。1948年，她结束在上海的短暂一学期，重返燕大。

燕京殿堂

燕京大学有四个学院，分别为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和只招研究生的宗教学院。学校里有众多学术组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燕京-哈佛学社。在新生们眼里，这是一个开阔、自由、平等的学术殿堂。

按照与协和签订的协议内容，燕大给医预科开设了生物、数学、化学、物理、中文、英文等专业必修课，植物学、生物标本制作、组织学、动物生理学、细菌学、寄生虫学、昆虫学、有机分析、电磁学等选修课。除国文外，其他课程都是英文教学。

医预科教师中约40％是外国人，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理科基础课程均由名师讲授，很多来自协和，如波琳、韦尔巽、窦维廉等，也有胡经甫、李汝祺等燕大老教师。

系主任波琳教生物课，每次上课前五分钟会测验上节课内容，考试题目灵活发散。她会把供解剖的小狗尸体抱在怀里，要求学生尊重地对待实验动物。她还亲自批阅学生的实验绘图和报告，如果发现有学生篡改实验记录，就会给予处罚。医预科中途因成绩转系的学生，大多是因为波琳的课没及格。

波琳要求学生每月看完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说，然后去她家进行一次personaltalk，喝茶吃点心，问是哪里人，家里做什么，为什么要来燕大学医学等等。

讲授无脊椎动物学的胡经甫是中国昆虫学奠基人之一。他强调自学，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上再全覆盖式地密集提问。学生们称他是“苏格拉底教学法”，对他的课又爱又怕。

无脊椎动物学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十分庞杂，但胡经甫不准学生记笔记，要求集中精力听课。他英文发音清晰端正，慢条斯里。他喜欢喝酒，上课时经常处于微醺状态，有时整节课讲下来，只有一两句与书本相关的。他擅长绘画，尤其是昆虫，大手一挥就在黑板上画出一只昆虫翅膀。

化学老师上课一只手在黑板疾书，写完另一只手马上擦掉，边擦边对学生讲：“谁要是盯着窗外的姑娘看，就看不见我写什么了。”

燕大规定医预生至少选修一门人文科学课程，如燕大教务长洪业的历史课、邓之诚的断代史课、郑振铎的文学史课、陆志韦的心理学课、夏仁德的心理卫生课等名家课程。后来又规定医预科学生必须选修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其中社会学很受欢迎。

刘力生选修了心理卫生课。授课老师夏仁德1930年起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来燕大任教，喜欢穿一身中国长衫，对学生总是持保护态度。刘力生至今记得他在课上说：“要懂得接受他人的馈赠，接受馈赠就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在与他人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医预科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度。系主任波琳掌握着每年的淘汰权，学生进入协和还要有她的推荐信。被淘汰者多转入兄弟院校继续学医，部分转入本校其他院系学习。刚进校的72人，到了第一学年末已淘汰了一半。

政治教育

1948年下半年，内战的炮声逐渐接近北平，燕大课堂上有时都能听到京西的炮声。

12月初，国共开始谈判、南北分治的传闻甚嚣尘上。解放军即将包围北平，平静的燕大进入半停课状态。学生们纷纷回家，燕大800多名学生只有100多人留校。

由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是近邻，所以联合活动很多。12月12日晚，燕京、清华两校交响乐队在燕京礼堂联合演出《未完成交响乐》。

全如瑊报名参加了燕大等校地下党支部组织的学生带路队，准备带解放军进城。带路队的10名学生到驻扎在颐和园的解放军部队住了3天，过了春节，没想到北平和平解放了。

担任燕大团总支宣传干事的袁玫是医预科少数对共产党早有了解的学生之一。她中学就读的师大女附中，地下党比较活跃，她还在读中学时就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活动。进入燕大后，她参加了理学院读书会。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团契，课余时间同学们一起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毛泽东著作。1949年9月，袁玫在燕大入党。

解放后，燕大学生开始接受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世界观。政治课上，同学间议论纷纷，就“抗战谁是主导”等问题看法不一。

过去从不过问政治的朱元珏开始渐渐有了政治观念。在大礼堂上新开设的政治课时，她第一次知道了“人是由猴子变的，猴子通过劳动才变成了人”。在教会中学读书时，她接受的教育是“人是上帝创造的”。她还知道了“三座大山”，和班上大多数同学一样不再回家，与父母划清界线，要抛弃旧观念，投向光明。

1950年，葛洪从育英学校被保送燕大。保送入学资格考试的国文试卷有一题，要求解释一首现代诗。他记得几句：“一进地主门，饭汤一大盆，勺子舀三舀，浪头打死人。”

葛洪的国文成绩是B，入学后获得国文免修资格。他最初报考的是机械系，入校后听说医预科尤为突出，不久后即转到医预科。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燕大大部分外国教师离开了中国。学生们特地为波琳办了一场欢送会。刘力生记得，欢送波琳的同学在班上受到批判，大家都把合影烧了。

波琳的中国留美学生刘承钊应燕大聘请回国继任生物系主任。他的课程很受欢迎，对学生的管理也很民主。

一次，刘承钊与课代表袁玫谈心，说感觉自己像只鸵鸟，不了解国内解放后的情况，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工作，同时也很感伤国内的反美情绪。他的真诚坦率，让袁玫很受触动。

袁玫班上有几位同学转学离开了燕大，但大部分学生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观念很难一下子改变。

1951年1月，根据中央政府接收国民党和外国人开办的各级学校的决定，教育部确定了首批11所学校，其中包括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燕大的学制也发生变动，医预科一直实行的淘汰制被取消了。

燕大协和是一家

1951年秋，燕大48级医预科学生完成预科学业，其中24人进入了协和医学院，与来自清华大学等校的医预生一起，组成了一个42人的班级。这是协和历史上人数最多的班级。

但这个数字很快被刷新。

1952年，因院系调整，燕大被撤销，医预科并入北京大学。1950级医预科生提前一年毕业，与1949级生一起进入协和。协和新生共录取200多人，包括100多名医预生、20多名护预生，以及80多名团以上部队卫生干部。

从1952年起，协和划归军委建制，袁玫所在班级的学生们约半数自愿参军入伍。

根据军委总后卫生部的意见，协和从1953年起停招本科生，而成为一所专门的“医学师范”。因为早年协和平均每年才培养16名毕业生，取消淘汰制后也不过几十名，这种“小规模招生、高层次培养”的体制远远满足不了新中国的建设需求。直到1959年，协和才重新恢复了八年制医学本科教育。

因此，刘力生、朱元珏、袁玫、全如瑊、葛洪等实际上成为了“老协和”的最后一批毕业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医学博士。

那时他们常常要通宵工作，而且是随叫随到，每周只有一个下午可以请住院医师照顾休息半天（PMoff）。这种强力培训是协和教育的特点，以强化这样一种理念：医生的时间只属于患者，不属于他自己。

袁玫参加了团委，同时担任协和学生会主席。她认为，燕大与协和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而协和则是“以患者为中心，一切为了患者”。全如瑊也认为，协和与燕大是绝对的一家，都是美式教育模式，都强调人文教育。

1956年，袁玫等从协和毕业。班上42人中，有近半被分配在协和医学院，另一半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和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袁玫分配到军科院，朱元珏和全如瑊被分配在协和。

新中国政府接管协和后，很多骨干都被抽调去协和之外建立新的医疗机构。时任协和内科主任张孝骞认为此举是“拔萝卜”而非“割韭菜”，破坏了协和技术队伍的结构和完整。

袁玫说，班上同学大多认同这一观点。15名同学联名写信，反映军委瓜分协和力量，破坏协和建设。这封信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外，协和医院偏爱自己的毕业生，也引起了一些不满，为招致祸端埋下伏笔。

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袁玫班上42人，有10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很多分配到军科院和301医院的同学又被重新分配，发配到一些小医院，其中大部分都是写信者。

1958年2月，刚刚过完30岁生日的全如瑊突然被捕。审讯者开口就是两句词：“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并向他点明：“风乍起”是指匈牙利事件，“吹皱春水”是指反动思潮。对方列数了他的种种“罪行”，如说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意义大于反帝反封建思潮、把胡适称作五四运动的旗手、认为苏联政府支持李森科、批判西方遗传学说违反科学精神……这些都是他在跟同学聊天中说的话，但性质已变为“敌我矛盾”。他被作为“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北京服刑10年之后，“十年浩劫”来了。犯人间风传，要把“黑五类”赶出首都。全如瑊与800名犯人一同上了火车，去往新疆戈壁滩，修建平原水库。和在北京监狱的劳改比起来，那才是真正的炼狱。

20年中，在劳动之余，他常给犯人看病，监狱工作人员和家属生病有时也会来找他。他获得了一点特权，被允许买书和接受家人带来的书。定居加拿大的二姐给他订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但她不知道外文期刊弟弟是收不到的。

1978年，全如瑊获得平反，回到北京。那时他已50岁了。他婉拒了老师林巧稚要他去协和医学科学院情报所的邀请，进入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

他每晚12点睡，清晨5点起，全年无休，先后编纂了3本生物学、两本现代医学、1本中国传统医学共6大卷，以此感受到一个燕大学子终于能用知识回馈社会的巨大满足。他上学时最爱读的《科学的美国人》，已经二十多年没再读过。他将错过的原版杂志一本一本集齐，认真地看了每一篇文章。80多岁时，他还在做术语标准化方面的工作，并获得国际术语信息中心Infoterm和维也纳大学颁发的“欧根·维斯特特殊奖”，这是迄今中国唯一获得的术语标准化专业国际奖。

1984年，燕大首次校友返校活动在北大举行。全如瑊最初有些心理障碍，但感情基础还在，他还是去了。这是袁玫时隔近30年后第一次见到全如瑊，很多同学都对他怀着歉意。

每年的燕大返校日，医预系参加人数都是最多的。

燕大医预生中名医辈出。其中，1941级的胡亚美、1934级的吴阶平、1938级的张金哲、1948级的孙燕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外，1926年转入医预科的邓家栋是中国血液学创始人之一，1931级的周华康是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1938级的吴蔚然是中国杰出的外科专家，曾担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医院名誉院长，1948级的朱元珏曾任协和医院大内科主任和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2019年8月31日上午，近200位燕大校友由子女或晚辈陪同，齐聚北京大学，参加燕大百年校庆。其中医预科来了约30人，是健在校友人数最多的专业。90岁的袁玫是联络人，92岁的刘力生、92岁的全如瑊、88岁的朱元珏、89岁的葛洪也都来了。

前些年大家见面谈的是学术，现在见面谈的是谁得了什么病，在用什么药。好在这里谈这个话题格外方便。袁玫就向刘力生请教了自己的高血压病问题，刘力生曾任北京阜外医院副院长，是高血压领域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