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大视界（10）| “谈碳色变”与金融创新

贝多广

欢迎各位包容会的会员朋友再一次参与到我们的普惠大视界对话栏目中来。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各位嘉宾：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天星数科战略副总裁曹子玮，财联社金融部记者姜樊，前财经领域记者胡越。

我再来简要谈一下选择这个对话主题的背景。在我的印象中，关于煤电油运的话题在2004年的时候被讨论得很多，当时经济进入到一个发展高峰时期，因此用电量激增，国家为了缓解紧张局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再后来好像很少能听到能源紧张的消息，我国也从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电的供应似乎也是供大于求。但今年我注意到银保监会印发《关于服务煤电行业正常生产和商品市场有序流通 保障经济平稳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强调，保障煤电、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生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严防银行保险资金影响商品市场正常秩序，积极推动消费信贷规范健康发展等。

所以我请教几位嘉宾，咱们从这一次的煤电油运的问题说起，它的来龙去脉跟2004年的那一次相比有什么区别？

曹子玮

这一次煤电油品出现紧张的情况，可能对上一次不太一样，我们这一次是处于为实现双碳目标而调整经济和生活结构的进程中。出现紧张的原因大体上有3点，第一点，我们在重构资源结构当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的占比在不断上升，而煤炭发电的占比在逐渐下降。可是今年的气候较为反常，南方的雨水偏少，大量的水电站建成之后没有足够的能力开工；北方的降雨多，但是北方的水电站比较少，所以电力的供给和电力改革的结构之间出现了偏差。第二点，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北方的和中西部的小煤炭企业主要是关停，影响了煤炭供应。第三点，国际的煤炭股，特别是从海外像澳大利亚等进口煤炭出现了一些断档。这三条原因和以往有所不同，导致整个煤炭的价格创了历史新高，同时不断形成高额的生产成本。

胡 越

最近英国格拉斯哥召开很重要的气候峰会，讨论的是《巴黎协定》之后，怎么去进一步落实的问题。因为其实这段时间欧洲也出现了很严重的天然气危机，包括大家去抢油什么的，所以能源紧张的问题不是中国独有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一个问题。国内这一波煤电油运的问题出现后，可能很多人都把原因归咎于我们提了双碳目标，号召节能减排造成的结果。但是我也看很多分析文章，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中国每年都会有关于能源总量控制的目标，所以高耗能企业也存在想抓紧最后上马机会的情况；另外疫情期间很多海外订单挤到中国，导致中国在出口生产这块确实有了很多消耗和需求，再叠加一些煤炭的供应不足等，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欧洲的情况现在看来也是类似的，除了整个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也有天然气的供应商的库存不足的因素。

也有相关的人士担心，目前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电荒或者能源短缺会不会影响气候政治谈判的过程？前段时间也就这个问题跟一些学者和专家聊过，他们的看法是，暂时应该还是短期的气候转型，能源转型、期货增值的谈判进程不会受到这些短期的影响，但是确实会在一些层面上形成长期的博弈，整体来说能源转型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观察。

瞿 强

从宏观上，这是在新能源过渡当中发现的问题。中国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从政策制定上来说，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要不然企业会耗费大量的成本。互联网金融从大力发展到谨慎发展再到予以取缔，三五年前无数的硕士写相关的论文，现在看起来都是浪费了。

双碳目标本身是正确的，但需要经过测算来平衡，从而依据轻重缓急来做出判断。煤电油运、煤电倒挂遇上双碳目标的实现，不仅对小微企业有影响，对大中型企业也有影响。

姜 樊

从我的观察来看，从价格上来看，全球的煤炭价格都在上涨，从双碳目标实现上来说，全球都面临着能源转型的问题，所以会出现煤电油等资源紧张。对于小微企业而言影响有两个方面，首先是由于像是限电、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升，另外就是我们的银行承诺不再为海外的传统能源行业发放贷款，这种做法在另外一个层面是不是会去推动我们国内的一些新能源的发展，促进国内企业能源的转型。

贝多广

刚才嘉宾提到了煤电价格倒挂的问题，可能大家也有点疑问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了，价格也都市场化了，但是电为什么就仍然是计划价格呢？为什么不能调？反过头来电涨价以后是老百姓去承受？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一些基本的生产要素还是管控的，价格还没有实现市场化，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

曹子玮

电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如果完全市场化，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特别大，所以生产者价格指数不断上涨的时候，要采取相应的一些措施。在这个基础上，煤炭价格不断创出历史新高，电价还保持稳定，电厂生产电的积极性也受到了很大制约，导致整个电力的供应也变得非常短缺，很多城市出现了拉闸限电的现象。电也是一个很难完全市场化的产品，因为它确实是关系到千家万户。

贝多广

原材料的价格已经完全市场化了，但产品的价格还受到管控，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好像就是会时不时爆发。既然由于煤价上升，电力企业没有生产动力，那么拉闸限电对整个消费的需求、动力会带来多大的影响？

瞿 强

关于消费好像大家都有一些直观的感受，似乎都陷入了一种消费低水平循环的状态。另外银行每年必须要完成普惠金融的任务，要发放足够量的低利率的贷款，但银行作为一个商业主体要保持它的基本利润，所以贷款利率下降，存款利率也就下降。居民的存量资本减少，消费肯定会少，同时对未来的预期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胡 越

英国电价是涨了很多，因为受到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电价一直上升。欧洲电价具有一定的市场化的程度，有交易员在市场上报价，但是最后监管机构也会介入。英国希望完全用可再生能源去发电，但现在光靠可再生能源供电已经不够了，所以他们冬天也会计划要恢复一些燃煤，一些原本关掉的煤电厂要重新开，才能保证他们电力供应。所以能源价格上升问题是比较国际化的。我看之前的一个报告，预测电价可能未来还得继续涨。

据我了解在电荒之后，国内最近也开始部分地放开电价的上浮了。不过煤电的价格越来越贵，大家用不起煤发的电了，将来可能反而有助于减少市场上对于煤炭使用的一个经济动机。因此在一些环境组织看来，很多年没有推动的电力改革倒是借这件事情推动了。

姜 樊

我觉得对于国家的消费需求而言可能受疫情的影响会更大一点，一些行业的员工的收入还是有所减少，比如像旅游行业、装修行业等，企业也不会辞退员工，但可能会直接停薪、减薪，鼓励自主创业。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如果因为疫情将企业所在的地区封了，那他们的收入、消费的水平都会直线下降。

贝多广

我们讲消费需求的时候，也会说消费信贷有助于稳定消费需求，或者说提高消费需求，为什么这一次银保监会发的这个《通知》里面讲到后面说，对于消费信贷的所谓“创新”还需要谨慎，特别不能去搞莫名其妙的墓地贷、彩礼贷，几位觉得这是什么样的关系？消费信用或者消费信贷对于社会到底是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

姜 樊

我可以结合自己的观察对之前的消费信贷的相关政策做个梳理，在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监管层就已经对过度信贷、消费信贷做出表态，尤其是对互联网的一些消费信贷业务，要避免过度信贷。在疫情之后，一些银行尤其是最开始的时候信用卡的不良率有所上升。但是现在就三季报的数据来看，大部分银行信用卡的不良率其实是已经有所下降的，那么我觉得可能还是主要因为减少了过度信贷。

曹子玮

其实煤电油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消费的影响有两个渠道，第一个渠道就是PPI现在的价格指数上升，导致CPI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整个商品的价格大幅增长，同样收入水平的购买力大幅下降。第二个渠道是原材料和能源大幅上涨，导致中小企业开工率不足、那么员工就业就不充分，所以收入下降，而消费是与收入相关的函数，收入下降必然影响消费。所以这两个维度都会使得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受到极大的冲击。所以这一次保监会出台要打击过度消费型的，核心目的就是让这些消费金融真正用于补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对一些墓地贷、彩礼贷，把资源配置到这样一种畸形的消费中。

另外我觉得关键点在于“过度信贷”，这一次银保监会出台的这一个这个《通知》核心是把有限的消费信贷资源，配置到能够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这种消费行为中，而不是不合适的消费行为上，包括彩礼贷，不合适那些完全没有还款能力的同时也没有还款意愿的，这是我的理解方式。

姜 樊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三胎贷，当时在我们政策上面刚刚放开三胎之后，江西的某家银行就出来了这样的一个所谓三胎贷，有一条就是你是公务员，如果生了三胎，用于三胎养育生育的花销可以贷款，我记得好像是20万至30万是上限。有一些银行的专家也会说到，其实不管是墓地贷、彩礼贷还是这个三胎贷，确实是有一部分的客群。

瞿 强

消费信贷不应该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那类人群。要是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那类人群需要的应该是财政的救济，而不是消费信贷。

有些事情的背后是我们所不了解的风俗、民间的约定俗成，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但可能对于当地他们的交际圈子来说就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比如说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可能娶媳妇那就是天大的事，对于娶媳妇需要支付的彩礼那就是刚需，而且当地可能支付大额彩礼还蔚然成风。所以我想敢于用这笔彩礼贷的大部分人心里对于偿还还是有谱的，而且移风易俗的事情其实也不是银行的事情。

胡 越

据我了解的国内的情况，就像刚刚说的墓地贷、彩礼贷、医美贷，包括出问题比较多的培训贷等，引发了跑路风险。首先如果能够有很好的管理模式，那这种贷款是有可能起到正面作用的。其次就是国内目前居民的负债率一直上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贷，所以这也是监管部门有意去压价的原因。第三，目前国外的情况跟国内不是完全相似，比如疫情期间也出现了BNPL，就是buy now pay later，先买后付、免息分期付的这种服务的兴起在疫情期间是特别明显的。原本欧美国家的信用卡体系很强大，他们在电子支付刚兴起的时候并没有显著增长。但疫情使得一些更加适合年轻人的电商消费场景出现，电子支付的手段也变多了。另外欧美政府也发了很多补助，大家有了钱来消费。他们的电商消费、电子支付服务跟国内比还是略有不同，国内的此类服务确实息费偏高，再叠加上消费欲望，确实给国民造成负债的压力。但是国外的“先买后付”并不对用户收取高息，很多公司甚至根本不对用户收取任何息费费用，他们主要是跟商户收，因为他们觉得我是给商户提供了这样一个服务，是帮商户提高了转化率、引流等。有财报显示，大概国外电商平台的50%的收入都来自商户服务成本，本质上他们没有加重用户端的息费负担。

除此之外，我认为国内之前消费贷的高速扩张，有个很大的原因，其实是借助于联合贷和助贷的规模扩张，但是在原来助贷模式中有很大的问题是，风险收益不对等，很多助贷方、联合贷的提供方的出资比例是很小的，就是他们做借贷业务完全不用出钱，这就导致了真正享受收益的那一方可以无限去扩张消费信贷，而不分担风险。但是这一点在目前欧美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健康，比如一家没有放贷资质的机构想去提供这种服务怎么办？那需要首先把客户推荐给合作银行，形成债权之后，过一段时间再把债权买回来，相当于国内的信托通道，同时要付给银行一部分通道费用。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承担风险，就会一定程度上克制住无限扩张的欲望。

曹子玮

每一种金融形式的出现都会有饱和的情况，供需两端其实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借贷行为其实就是供给方和需求方达成的共识。我不能说某一种信贷产品就一点合理性也没有，信贷资源是稀缺资源，配置到某个合适的人群、某个领域上才能是相对合理的，才是监管层、社会管理者希望看到的方向而已。

这段时间我们小米的消费信贷还是主要对“米粉”做主要的服务。一方面我们to B，服务小米的上下游供应商；另一方面是to C，C端就是小米的消费群体。消费者在购买小米终端数字产品的时候可以享受到一定的信贷服务，消费信贷的模式还是应该在提升生活水平的消费场景中比较好。

关于彩礼贷，我个人认为是过度的，要是借钱送了彩礼，即便是娶了媳妇，这沉重的债务负担，最终还是要落在这位女方身上一部分，会影响未来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是过度的。所以借贷还是有个“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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