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包烟篡改了他的人生：34年前的逃犯突然出现，原来是被人陷害

• 2017 年 5 月，一条消息在整个监狱里疯传开来。
• 这天的一大清早，狱政科接到了一通来自东北的“诈骗电话”。
• 接电话的是副科长周哥，一拿起话筒，对面就自称是辽宁警方，说在他们境内，抓到了一名从我们这儿越狱出去的逃犯。
• 周哥当场笑了。

现在的诈骗电话无孔不入，不仅我们监狱，公检法司一条龙部门，哪个没接到过几个骚扰？大家早已经习以为常。

但是那大多是误打。

明知道我们是监狱，还敢这么嚣张来诈骗，说什么抓住了逃犯的，这还是头一遭。

周哥那天心情好，没挂电话，反而煞有其事地跟对方调侃了起来：“我在这干了二十多年了，就从来没听说跑过一个犯人。你们是逮着神仙了？”

他正准备再冷嘲热讽几句，可这句话说完之后，电话那头不知道又说了些什么，他的脸色渐渐变了。

后来，据坐在他办公桌边上的小庄说，他从来没见到周科长这么紧张过，整个人坐得笔直，还拿起了笔，一边“嗯嗯”地点着头，一边飞快地在面前的白纸上记着什么，听到最后，眉头都深深地皱成了一个“川”字。

挂掉电话后，周哥坐在位置上，愣了半天。

小庄壮着胆子，小声问了一句：“科长，怎么了？”

周哥拿起记下信息的那张纸，举到额头，眯缝眼睛，反复看了三四遍，又重重地把纸拍在了桌上。

“辽宁那边说，抓住了一个从我们这儿逃跑的越狱犯。”

“怎么可能？”小庄笑了，“咱们监狱啥时候有犯人跑过来？”

“1983 年。”

周哥看着纸上记的几句话，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

“他们说，这个犯人是 34 年前逃走的。”

1.

我第一次见到张三，是监狱长亲自押解，从大门口森严列队的警车上，把他带了下来，送进了我们监区。

我们监区长李哥难得地换了一身锃亮的警装常服，在门口迎接。

从外面走进来的是整整一长列队伍：队首是一个老犯人，身后是监狱长，再往后，监狱各级干部一字排开，两侧是随行狱警。两名记者站在 5 米开外，拿着单反相机全程跟拍。

偌大的广场上鸦雀无声，只有闪光灯和快门响声一起交织。

老犯人弓着身子，刚理过的头发上冒着一层白茬。

他一身囚服，立在一群警服中间，左顾右盼，神态从容，像是荣誉校友回来视察母校。

万年板脸的监狱长，难得露出了一丝笑容。

“还能认得吗？”

他指着眼前去年新盖的监区大楼，问老犯人。

老犯人瞪大了眼睛，使劲儿摇头。

监狱长又伸出手，指了指整个监狱的大广场和鳞次栉比的一座座高楼：“这些都没见过吧。”

老犯人咂了咂嘴：“哪能见过？我当初跑的时候，监狱就是一堆土窝，围墙就只有那么……”他踮起脚尖，举高了手，想了想，又尽力扬了扬手指，“那么高。”

说着，他四下又看了几眼，连连摇头：“不认得了，一丁点儿都不认得了。”

四周欢声如潮，十几位领导干部适时地笑了起来。

记者反应飞快，连按快门，闪光灯纷飞，抓拍到了这一幕。

“监狱事业也在进步啊。”监狱长借题发挥，发了一通感慨，身后的随行干部连忙掏出笔纷纷记了下来。

他一边领着老犯走进我们监区，一边介绍着现在的监狱发展，从高墙电网说到全天候无死角监控，老犯连连点头，左顾右盼。

我最怕和领导照面，干脆躲到了监控室里，眼不见心不烦。

眼看着他们沿着整个监区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大门口，监狱长拍了拍犯人的肩膀，语重心长：“这次回来，要好好改造，有什么困难及时提。现在的监狱跟以前不一样了，一切都很规范透明，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

老犯连连点头，佝偻着身子，握着监狱长的手摇了又摇。

记者连忙抓拍住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这个犯人，老李你直接挂牌分管吧。”监狱长转过头，直接点名李哥。

李哥挺起胸膛，敬了一个分毫不差的标准礼：“是！”

“你主抓思想改造。日常生活，还得让一个年轻干部来负责，你们自己挑一个，要灵活细致点的。”监狱长话锋一转。

我心里咯噔一声，赶紧从监控室的门缝里闪了出来。

果然，李哥正左顾右盼地找我的身影，看到我之后，匆忙招手喊我过去：“小中，你跑这么远干什么？过来，以后这个张三，就交给你来分管了。”

“张三？”我走过去，从监狱长身后的周科手里接过档案袋。

“是，张三。”老犯低头哈腰，“郑队长是吧，以后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那天下午，大半个监区的民警都挤到了我的办公室里。

他们都是来听张三汇报思想的。

毕竟，越狱 35 年的故事，谁都好奇。

张三坐在我的对面，神态有些腼腆，似乎还不太习惯这种场面。

我给他一杯水：“说说吧，这一跑三十多年，是怎么回事？”

他站起来接下水杯，想了一会，似乎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最后弓着腰，讷讷地坐了下来，叹了口气：

“其实当年，不是我想跑的。”

“不是你想跑，还能是谁逼着你跑的？”

“跟您说实话，真是被人逼的。”

他无奈地笑了笑，开始给我们讲述起了那段记忆深处的久远往事。

这一天，是 2017 年的 11 月，张三越狱后的第 35 年，他重新回到了一切开始的起点。

2.

1982 年 3 月，张三因盗窃罪入狱，刑期七年。

那时候的监狱，往往地处深山老李，生活十分艰苦，犯人的工种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从鸡鸭养殖到水产经营，从开山砍树到挖煤炼钢，只要条件允许，什么劳动都可以做。

张三家里是做木匠出身，手巧，进来后没多久，就被分配到了机建队服刑，负责调配全监狱的机械，属于技术工种，狱中骄子。

张三干活利索，性子和善，从不违规违纪，深得民警喜爱。一个姓崔的队长许诺，刑满释放后，他可以帮张三争取一个名额，留在监狱里当工人。

工人不是犯人，而是和民警一样，正式上班领工资的。

在那个年代，工人名额本就是个香饽饽，竞争程度不亚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更何况犯人被释放后，在社会上很难再找工作。能留在监狱当工人，环境熟悉，人又自由，还有编制，是最遭人红眼的好差事。

就是因为这个名额，张三被人妒忌上了。

这天上午，张三和几个狱友在山里挖土做水泥。工地上只有一名看守民警。

30 多年前，一个民警带着几十名犯人出工的情况实属平常。

那时很多犯人是就近关押，多为监狱附近的村民，有些还和狱警熟识。逢年过节，跟狱警打个招呼，说回家吃个喜酒，也就直接去了。晚上回来，提着喜烟喜糖，腊肉腌鱼，往狱警怀里一塞，就算报了到，回床上倒头就睡。

如果就这么一去不回，也不奇怪。

那时很多监狱甚至有“越狱指标”，每年允许丢失犯人百分之几，不超比例，即平安无事。所以，很多时候犯人就算跑了，民警随便找找，找不到就往上报一下，登记在案，也就算了。

张三没想到，那一天，自己也成了那“百分之几”。

当天中午，劳动间隙，张三坐在树桩上休息。另外两个狱友突然凑近，说想抽烟了，让张三去外头搞几包回来。

平日里干活时，他们经常从山里的工地翻出去，走个几里地，去固定熟识的村子，找人换烟抽。

张三说自己没钱，两人直接塞来一个包裹。

他打开一看，直接吓得脱手——包裹里，5 张 10 元大钞叠在一起。

两人低声对他说，随便买点好烟和好吃的，尽管花就行。

对面俩人也是盗窃犯，三人刑期相近，平时关系不错。

张三没多想，就随口答应了。他找到工地后一个凸出来的小山头，搭梯子爬上去，翻出了工地。

他揣着钱跑到村子里，跟人换了烟和罐头。

可等他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梯子被人撤走，工地也已经收工，那几个狱友全都不在了。

他在附近找了两个多小时，还是没发现梯子，急出了一头汗。

天快黑时，张三才终于反应过来：他被人骗了。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从大门回到监狱，和转身越狱。

像张三之前那样的偷偷进出，买烟换酒，当时的干部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出事就装没看见。可如果是正大光明地回监狱正门自首，会被定性为“实打实的越狱”。不单要脱一层皮，工人名额也铁定没了。

如果转身越狱，他要当一辈子东躲西藏的越狱犯。

张三躺在监狱附近的树林里，花了一个小时做这道选择题。

天很快黑了，张三起身，原路回了换烟的村子，找了个草垛，睡了一晚。

第二天拂晓，他拍了拍身上的稻草，做好了决定。

他不回去了。

这是 1983 年的 3 月，距离张三入狱服刑，刚刚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也是张三正式越狱的，第 1 年。

3.

最初的半个月，张三揣着烟和罐头，还有剩下的几张碎票子，开始了他的逃亡岁月。

那一年的祖国大地上，动乱初定，百废待兴，处处可见那场席卷全国的大运动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但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风潮已经吹响，人间固然满目疮痍，却也开始抽出了欣欣向荣的嫩芽。

每个人都在忙着反思、重建和迷茫，在打破了旧有的秩序之后，新的秩序还未能建立起来，一切都像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未知数。

在时代的大潮流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人留心到这一朵不起眼的小小水花。

张三就这么下了山，他没有目的地，也不知道该往哪走，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离监狱越远越好。”

起初的时候是靠双脚走了几天，又累，也走不远。他胆子很快就大了起来，开始去公路上，见到大卡车就拦。上了车，他掏出两支烟，往驾驶台上一拍，再客气几句，车便继续发动了。

记不清给多少司机递过烟，张三就这么一程一程地捎着，没日没夜地逃着。困了就找个地方对付一宿，甚至在车上眯一会。在这段路上，他给自己找了一个新的身份，叫做“徐习”，是一个来自苏北的逃荒者，村子里遭了疫，他没亲没故，就带着点散钱出来讨生活。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他编得圆，没有一个司机起过疑心。

那时的他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随口编出来的名字，成了他之后四十年的真实人生。

终于，口袋里的罐头全部吃完，能散出去的烟也全部发空了。

1983 年 6 月，张三跳下最后一辆大卡车，落地一座县城。

他踩了踩脚下的地面，水泥路；又抬头扫视，街道，建筑，人群。他在心里告诉自己，就是这儿了。

他走到一家馒头铺，假意问了价钱。店主一开腔，张三放下心来——完全陌生的方言。

张三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三天。这期间他出门瞎转，得知这里是安徽西部一个县城。

他有点遗憾，原来自己并没有跑得太远，当初要是揣上十条烟，说不定能这么混到西藏。

第四天一早，他把自己仔细漱洗了一遍，出门找到老板娘，说想留下打杂，不要工钱，给包吃住就行。

旅馆老板娘问他从哪来，他把自己化名徐习的那一套人设搬了出来。

老板娘没说答不答应，只上下打量了一番后，让他先试着干一个月再说。

张三拿出坐牢里的那股子劲儿，干活勤快，少说多做，每天就是闷头打水洗盘子。老板娘很喜欢他，虽是说好了不要工钱，但偶尔还会给他发一点钱，让他去买点衣服，或者吃顿好的。

“自由”生活的头 3 个月格外难熬。

张三吃得极少，每顿只夹几筷子，晚上严重失眠，频做噩梦，梦境是自己被警察带走枪毙。每次半夜惊醒，背上都会被冷汗湿透。原本魁梧的身材，不到一个月，整整瘦了一圈，满脸都是胡子的青茬，整个人形销骨立。

老板娘看他吃得少，人又瘦，更生怜惜，给他的额外工钱更多。

躲在后院干活时，张三会竖尖耳朵，听到摩托或汽车的发动声就害怕，店里有穿蓝色衣服来的客人，他会心跳加速——那会让他联想到警服。

张三动过十几次自首的念头，可最后一次都没去成。

他不敢。

3 个月过去，一切平安无事。

他稍稍放心下来，开始准备给自己筹划下一个出路。

这儿说是小旅馆，其实更像是一个饭店，只是楼上空了几间房，如果有客人想要留宿，也能上来交钱住一晚罢了。平日里招待客人都在楼下的堂屋里，生意算不上好，但是那个年头里，个体户的旅馆不多，很多走南闯北赚钱的生意人，舍不得住正规招待所的，都喜欢在这儿凑合一晚。

刷盘子之余，张三留心起住店的客人，上菜端饭时，多听少说，尤其注意着那些从未听过的偏远口音客人。

过了大半年，张三终于遇见了自己一直在等的人。

一个 50 岁来岁的男人从客房出来，下楼吃饭。让张三引起注意的，是男人包里鼓鼓囊囊的一大兜工具。

张三家里祖传是木匠，会手工活。出逃路上，他就有意以此谋生。

给男人端饭时，张三随口搭了几句话。寒暄过后，他往男人腰间一瞟，问，“师傅，您这包里装的是木锉和墨斗？”

老师傅抬眼瞥了他一下，点点头。

张三又把之前的家乡瘟疫故事讲了一遍，又说自己会一点祖传木匠手艺。老师傅考了几句，他对答如流。

老师傅听他说得孤苦，心生怜悯，就问他想不想跟自己走，虽然到处奔波苦了一点，但木匠功夫是硬手艺，学好了就能糊口。

张三等的就是这句话，倒头就拜，行师礼结结实实地磕了九个，老师傅拦都拦不住。

老师傅姓秋，家在东北某县，这次到安徽是被人请来做活的，做完活正要搭车回老家。

张三跟老板娘辞行，老板娘恋恋不舍，想劝张三留下来，甚至给他开了高价的工资。

张三拉着老板娘的手，千恩万谢，可就是一个字也不应。

他去意已决。

第二天早上 5 点，张三收拾好了小包，跟秋师傅踏上了去东北的火车。

这一天，是 1984 年的 6 月，张三越狱的第 2 年，他从安徽前往千里之外的东北，开始了他从此崭新的人生。

4.

这年夏天，张三一路向西，在绿皮火车上颠簸了几十个小时，横跨半个中国，最后在东三省的一个县城下了车。

张三站在车站的门口，头一次觉得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

在这里，被监狱抓回去的风险已经无限接近于零。可是新的问题开始出现。

头一个就是户口。

刚来到这儿的第二天，他就被当地派出所叫了过去，是有人举报，说秋师傅家来了个陌生男人。

警察问他姓名籍贯，张三又讲了一遍瘟疫逃荒的故事。他自己都几乎把这段经历当成了真的，讲的时候，两眼冒着泪花。

80 年代初，正是严打开始的年头，张三险些直接被打作盲流，强制遣返。幸好县城偏僻，秋师傅在当地又颇有些声望，托了人送了礼，说尽好话，才把这个徒弟保了下来，登记在了秋师傅家的户口上。

可户口能糊弄，身份证却必须要核实后才能办理。

张三干脆装聋作哑，只字不提身份证的事情。派出所也嫌麻烦，来了个心照不宣。

就这样，张三变成了“徐习”，有户口，没身份，算是这儿正式扎根落地的“半个人”。

半个就半个，张三也不在乎。能躲起来活着，不被抓回去吃枪子儿，他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想，之后的半辈子，他就在这安生过，跟师父学手艺了。

张三勤快，能吃苦，又有根底，加上一心学艺，没有杂念。旁人要学十年八年的本事，他不到三年就出了师，秋师傅也对他很满意，开始让他自己接活了。

可没接了几次活儿，张三就铁青着脸又回来了。

正值改革开放的时候，百废待兴，木匠手艺算得上是顶吃香的，谁家打个柜子，修个桌子，乃至于老房子补个梁柱，盖房子上个新椽，都得求着木匠师傅的心情。

旁的木匠师傅敢耍横，敢发脾气，敢端着架子给人脸色，张三不敢。无论到哪儿，他都跟人陪着小心，生怕闹出点什么矛盾来。

可人生就是这样，你越怕事儿，事儿越来找你。

头两次干活，他还算顺利，小徐师傅脾气好的名声也就传了出来，结果到了第三次，他给邻镇一户人家做完活，辛苦了一周，自己拉车把桌椅运过去。那户兄弟仨直接围过来，看都不看他一眼，直接说，你雕错了花样，就不让你赔了，自己滚吧。

张三想跟他们讲道理，他们却不想跟张三讲，兄弟仨一人扛着一个锄头，站在门口，就这么睨着眼看着张三，说要钱没有，要挨揍管够。

张三低着头，浑身发抖，差点把手骨给捏碎了。那兄弟仨以为他是怕了，谁也没想到，张三是恨。

他想起了在监狱里，那曾经跟他称兄道弟、却把他骗到了外头的几个人。

他红着眼，脑海中腾地一下升起了杀人的念头。

——反正已经是逃犯了，不在乎多背几条人命。

可下一秒，他就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坏了。

他满背都是冷汗，没敢抬头，就这么匆忙转过身，在那兄弟仨的奚落笑声里走了回去。

回去后，他没敢告诉师傅。秋师傅性子刚烈，肯定出头给他讨个公道，他担心两伙人起了争执，闹到派出所里，警察追查到他身上。

之后的日子里，他经常是干活没多久，就被人看出软弱，被百般刁难，克扣工钱。周围村子里都传遍了他的故事，说他给那兄弟仨打了一整套家具，结果被骂了两句，就不敢要钱，灰溜溜地跑了。谁都想来占这个便宜。

他就不再在临近接活了。

东北偏僻，山区村子又多，路程颠簸，少有木匠师傅愿意入山接活，村民们要打家具，必须运好木材下山来订，再把打好的家具带回去。一来一回，又耗时又耗力。

别人不去，张三去。

这一年，已经是 1987 年了，张三越狱的第 5 年，人善被人欺，东北边陲也容不下他，他就这么背着一个大包，进了山里。他什么都不敢求，只想能安稳地活着。

5.

张三在山里走了大半年，磨破了八双鞋。

山路险陡，路程遥远，每次接了活，张三像是个游方郎中一样，背着自己木匠活计的大包，往山里一钻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一个个村子走过去，挨家挨户地接活干。

运气好的时候，能打一两个新家具，运气不好的时候，三天就补了个破柜子，还差点累晕在了路边。

他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钱是赚了一些，可命都快走没了。

这年的年三十，他冒着一路风雪，终于赶回了秋师傅的家里。陪师父吃完年夜饭，放完炮仗，他就回到了自己临时住的小屋。

他点好灯，打开工具袋，把里面准备了很久的东西一样样摆在地上：几块厚木板，一口袋从附近木料厂捡来的小滑轮，螺丝钉，螺丝刀，一些木活工具。

张三就着这昏黄的破灯泡，花了半个晚上，做出了一辆谁也没见过的便携滚轮车。

用现在的话，那是一块标准的滑板。

其实张三最早的打算，是给自己买一辆自行车。可他不会骑，那个年代自行车价格又高，他舍不得这个钱。

他就有事没事地趴在旁人的自行车边看，寻思着给自己也做一个类似的代步工具。

在脑海中构思了很久，他最后终于捣鼓出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张三踩上滑板，左脚发力，右脚滑行。他从家门口一直平稳地滑到村口大路。

第一次试滑圆满结束。

张三惊喜地发现，这东西比想象中还要省力得多。

之后的日子里，张三出门干木匠活，上身薄棉衣，军绿色裤子，提着板子，脚下一踩就能出门。山区陡峭，到了上坡的时候，他把滑板一拿，夹在腋下就走，到了下坡的时候，踩着就能下去，比风还快。

更重要的是，这玩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到哪儿都随身一背，不像自行车那样易丢，谁也偷不走。

平日里路上遇到穿警服的人影，远远看到，他掉头就能滑走，又快，还不显眼，谁也抓不住他。

80 年代的中国，滑板还远远没有到传入的时候，甚至连北京城里都见不到一块影子。

这么看来，张三可能是新中国第一个滑手。

就这么风里来雨里去，踩着滑板熬了几年，他手里终于也攒下了些钱。

秋师傅想给爱徒商量一门亲事。张三虽然能赚钱，手艺好，在村里的口碑也不错，但他毕竟是个来历不明的外乡人，至今还是秋师傅家的黑户，连结婚证没法办。

好人家里的姑娘，没有愿意跟他的，张三也从来没动过高攀的心思。

其实张三一直有看中的人。

秋师傅几次三番地问下来，他才交了底——张三看上了一个寡妇。

寡妇姓原，比张三大 3 岁，老公前些年出车祸去世，她自己带着个 8 岁大的儿子。

张三不嫌她有孩子，她也不嫌张三是个外乡黑户，张三平时没少给她家做些零碎活计，两人早就情投意合，只等秋师傅点头。

秋师傅没难为两人，反而高高兴兴地打了一双新衣柜，算作是给他俩的成亲礼物。

那年夏天，张三和原寡妇成了亲。

两个人没去办结婚证，只是小范围地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喝了场酒。

张三答应妻子，两人不要小孩，他把原寡妇的孩子文加当亲生孩子来抚养。

张三不知道自己会在这片“自由世界”待到哪一天，他想得很明白，一旦自己被发现是逃犯，会马上自首，绝不让杨家母子俩受到半点牵连。

而 30 多年后，他真的是这么做的。

那一年，是 1989 年，张三越狱的第 7 个年头，他有了个家，有了个老婆，还有了个儿子。张三过上了他从来不敢想的生活，结婚的那天晚上，他心里暗暗发誓，就算累死苦死，也得给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6.

婚后生活波澜不惊。

原寡妇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前夫的赔偿金过日子。张三担起了一个父亲和丈夫的全部责任。

徐文加从记事起就知道，“徐习”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张三和原寡妇都没有瞒着孩子。

可徐文加并不在乎，对于他来说，这个过早佝偻和苍老的中年木匠，是他唯一肯认的爹。

刚结婚时，张三不打算让徐文加改姓，坚持的是原寡妇。

原寡妇说，孩子不改姓，村里的孩子都欺负他，还以为他没爹呢。

张三想了想，就答应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反正自己本来也不姓徐，文加改了就改了，他也没有什么负担。哪怕以后被抓了，也影响不到孩子。

张三没想到，改了这个姓之后，他再看到文加的时候，打心里就亲了很多。

他开始渐渐地真的把他当作“儿子”来看了。

原本自打跟原寡妇好上了之后，张三早就不去山里了，有了滑板，他大可以顺着公路，跑临近的几个县城里做活，市场渐渐规范了，很少再有干活不给钱的情况，张三手艺又精巧，收费还不高，搏了个好名声。他能赚到些轻松的钱，自然不愿意再去辛苦，宁可多空些时间，去帮原寡妇做做家务，干干杂活。

可真这么成了亲，多了个儿子之后，张三又开始接一些早就不接了的大活，或者比较偏远的活了。有时候一跑，就要在外地一个月。

他疼文加，比原寡妇还疼。村里孩子喜欢玩什么，他就给文加买什么，还做了一些精巧的木工小玩具。

张三还专门做了一副小滑板，没活儿时就陪儿子在村口玩滑板。人影和滑板，一大一小，相映成趣。

学校里没有孩子再提文加没有爹的事情，他们都羡慕文加，说文加的爹是全世界最好的爹。

只有张三自己知道，他的噩梦里，从此之后又多了一样。

他没梦到过原寡妇，却梦到过文加——他梦见自己被抓，然后文加又没了爹，被别的孩子欺负，他在牢里喊文加的名字，可文加听不到，孩子就这么孤零零地站在家里，手里拿着小滑板，哭成了个小泪人。

从那时起，他的脑袋里冒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念头：以后文加长大了，让他念军校，当连长、团长、甚至司令。

张三认定一个观念：军人比警察大。

如果他有了一个当军官的儿子，就不用那么怕警察了；而文加如果进了部队，即便自己被抓走，也不用再担心孩子在外头被人欺负了。

张三没让他像别的穷人家孩子一样，早早地辍学务农打工赚钱。他说服了原寡妇，一直让徐文加读书。

张三婚后第三年，秋师傅病逝。

张三专门穿了孝衣磕了头，跪着给秋师傅抬的灵车，哭了很久。旧社会的木匠活是家学手艺，世代相传。可张三不传，他不仅不教徐文加，甚至也不收徒弟。

镇上许多人挖空心思，托人送礼，想把家里孩子送到张三这来学本事，但他的嘴从来没松过。哪怕有人找原寡妇说情都没用。

张三夹着自己的滑板，站在家门口，跟前来拜师的父母们说，我要把这门木工手艺带到棺材里，谁想学的话找秋师傅的亲儿子，那是秋家正统。

木工活的师徒，往往情同父子。张三不想自己东窗事发时，再多连累人家孩子。他宁可什么都不教。

除了妻子和孩子，张三抗拒任何亲密关系。家庭已经是他最大的赌注。

这一年是 1992 年，张三越狱的第 10 年，外头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张三对此一无所知。他躲在这么一个偏远的小镇上，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儿子”规划着未来的一切。木匠赚钱不易，都是一钉一刨的血汗钱。张三踩着滑板，背着工具，走街串巷，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么一滑，就滑了十几年。

7.

次年夏天，时代的春风终于吹到了这个边陲小镇。张三开始交起了好运。

90 年代初，经济腾飞，先富起来的商人开始追求品味，高等家具成了热销品。手工打造的家具，和“匠心”、“订制”挂钩——也就是贵。

张三活儿精细，人踏实，十几年来早就在镇上传开名声。

附近家具厂的人特地拎着烟酒，还有扛着录音机来的，请张三给厂里手工打造贵重的红木家具，这些人开完价格，直接把一大摞“老人头”钞票拍在张三眼前。

此后，张三打一个红木柜子，连带雕花、上漆、做成成品， 一次能赚 1000 多块钱——在 90 年代，这相当于他过去半年的收入。

做出名气后，张三身价越来越高，到了最后，一件上好的家具，从他手里走出去的，最贵能拿到一万五千块。

张三发了财，不存银行，不告诉妻子和孩子，把所有赚来的钞票都锁进箱子里，埋在床底下。

他准备把钱花在刀刃上。

1998 年夏天，徐文加高考成绩公布，成功被西南地区一家军校录取为地方生。

原寡妇骄傲之余，担忧起接下来的学费。军校地方生不比正式生，不仅没有学费减免，花销反而更大。

她穿戴整齐，想拉着张三一起找娘家亲戚借钱。

张三没言语，把原寡妇拽到里屋，掀开了床板，拿出了里面所有的钱。

原寡妇没想到，自己和这么多人民币睡了四五年。

张三推开门，把徐文加喊进屋子，指了指床铺，说，“这些是你爸存下来的钱，够不够你上大学？不够的话，爸再给你挣。”

徐文加和原寡妇都不敢相信，这些钱都是张三做木匠活赚到的。

只有张三自己知道，是时候把钱都取出来了。

军校录取通知书邮到家那天，张三给自己开了一瓶酒。

越狱十多年，张三没碰过烟酒。

他不敢抽烟，香烟是张三的心理阴影，是自己“被越狱”的源头。不喝酒，是怕自己喝多了，把不该说的话给说了出来。

那天晚上，他偷偷摸摸到厨房里，给自己开了一瓶酒。挑了一瓶之前家具厂送的最贵的酒。

白酒入喉，张三呛出眼泪。他就端着一盘花生米，一边嚼着，一边喝酒，喝得眼泪流了满脸。但即使这样，他仍然没说一个字。

前几口还清醒的时候，张三努力告诉自己，如果喝多了，直到酒醒之前，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说话。

第二天早上，徐文加在厨房的瓷砖地上，找到了熟睡的张三。

张三的手里拿着酒瓶，地上散落了很多花生米，嘴里被自己塞了一块脏兮兮的抹布，硬生生地堵住了嘴。

1998 年初秋，徐文加去军校报到，临行前，带上了张三给他做的小滑板。

这一年，张三越狱的第 16 年，他忽然觉得，自己心里的一块大石放了下来。送徐文加去坐车的那天，他站在车站前很久很久，看着火车轰隆隆地驶向远方，忽然觉得，像是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初夏的自己。

8.

徐文加读大学后，张三很少再接木匠活，赋闲在家，和妻子看电视，侍弄花草，每周定期踩滑板去镇上集市买东西。

步入 50 岁后，张三渐渐冒出了一个念头：也许到了自己该回去的时候了。

让他产生这个想法的，是两件事。

第一件，2002 年夏天，徐文加从军校毕业，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部队服役，成为一名军官。

第二件，是人口大普查。

迄今为止，全国人口大普查一共进行了 6 次。张三越狱之后，经历过其中 3 次。

1982 年的第二次普查，他刚刚判刑入狱，在劳改队里做的调查。等到越狱出来之后，普查已经结束，却赶上了严打的风头，幸好秋师傅仁义，照拂了他，让他落户在了自己家里。

1990 年那次，他已经结婚，有家有口，当地派出所和他也熟识，走了个形式后，把他的户口和原寡妇的迁在了一起。

2000 年这次，情况发生了变化。

派出所的户籍警开着桑塔纳，驱车来到杨家，进门直奔张三，说这次必须说清自己身份。

张三一口咬定，老家生了瘟疫后，自己无亲无故，村子没正经名字，就叫徐家村，他也不知道是归哪个县哪个乡的。

派出所的调查陷入了死局。单凭“某某省徐家村”这个 6 个字，什么都找不到。

户籍警无计可施，第二次找到张三，说给他办个假身份证。

张三一时没懂。

户籍警说，在我们这个地区，能用，我认你这个证，出了啥事来找我。但是你到了外地，这个身份证就是假的，联网查不到。给你办这个证，一个是为了人口普查工作继续开展，二个是方便你有个身份，但是你绝对不要在咱们这个地区以外的任何地方使用。

张三拍着胸脯答应了。

户籍警没怀疑，他也是县城里长大的，从小家里就用着“小徐师傅”打出来的木具，只当他真是逃荒过来的，便又交代了两句，转身走了。

张三却觉得很疲倦。

他厌倦当“假人”了。

张三早看新闻里说，现在科技发达，所有通缉犯的资料，不论年限，一律录入到电脑，而且现在街头巷尾都有摄像头，自动识别，如果发现是通缉犯，立刻通知警察来逮捕。

他听得神乎其神，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

2000 年以后，城市建得完善，路更通畅，把附近的村集都连成了一个整体。从那之后他再去镇上赶集，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东北夏天炎热，他出门仍然戴着帽子口罩，遮住大半张脸，踩上滑板，矫健飞驰。

这身行头、年纪，加上滑板，很难不引起路人的注意。

张三看到路边行人飘来的眼神，都会觉得对方要去报警了。

徐文加劝了父亲很多次，到了这个年纪了，不要再玩滑板这么危险的东西了，可张三总是不听。

有时候说急了，张三还会骂儿子，是不是嫌我老头子这个滑板给你这个大军官丢人了。

老来如顽童，徐文加无话可说，只能尽力叮嘱母亲，平日里多看好一点，千万别让张三出事。

运气好的是，之后的十几年，一直平平安安。

徐文加扎根在部队里，成就斐然。2014 年，升职为副团级干部，娶妻生子。

2016 年春节，徐文加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来家里过年。

张三和妻子炒了一大桌菜，一家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张三喝了好几杯酒，头稍有些晕时，他走出房间透气，看到了院子里的花板。

他想起多年前的春节，秋师傅家偏房里，自己在灯下做出第一个滑板的夜晚。

张三对自己低声说，也许是时候该歇一歇了。

后来，张三说，日子过久了，连他自己都忘了，原来这一年，都已经是他越狱出来的第 34 个年头了。

9.

张三踩了 30 多年滑板，滑活了一家人，把儿子滑进军校，把自己在“自由世界”滑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最后，他也是因为滑板去自首的。

2017 年春天，张三踩着滑板，路过菜场门口的十字路口时，一个没留神，和旁边疾驰而来的电动车重重地撞在了一起。

徐文加得知消息之后，连忙从部队里赶到医院。

他匆忙地推开病房的门，一进屋，张三神情严肃地端坐在床上。

没等徐文加开口，张三直接说：“儿子，带我去自首。”

徐文加以为父亲把头脑摔坏了，急得不行，连忙要去找医生。

刚一转身，张三拽住他的手腕。借着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讲了一遍。

张三说，这几十年来，他从来没敢来过医院，这还是头一次。等会一抽血，身份肯定就暴露了。他让徐文加赶紧在警察发现前，带自己去自首，这样儿子算立功，不会影响前途。

“不信？你去查查，我根本不叫徐习，我大名叫张三”

说这些话时，张三一直死死拽着徐文加的手腕，说完就要下床穿鞋。

徐文加完全懵掉，他先把情绪激动的父亲劝得平静了一些，然后掏出电话，打给了当地公安局的副局长。

副局长是他军校里的同学，对方答应马上就查。

5 分钟后，对方回了电话，说确实有个记录，事儿在 1983 年秋天，有个叫张三的，从某监狱里跑出来后人间失踪。

副局长描述了长相。听到“眉梢有一颗痣”时，徐文加感觉身上没了力气。

徐文加缓了几分钟，脑子里闪了一遍父亲古怪的地方——内向寡言，滑滑板，不传木工手艺，不出远门。

他回过头，透过病房的玻璃窗口，看向屋里的父亲。

张三看向窗外的天空，脸上浮现出他从未见过的如释重负的淡淡笑容。

这是他越狱后的第 35 年，藏了大半辈子的实话，终于说给了自己的儿子。张三已经做好了接受命运的准备，他说，那一刻他很平静，像是流浪了这么多年的游子，终于要回家了。

10.

2018 年 1 月，张三被正式收监后没多久，我就见到了他儿子本人。

徐文加很魁梧，1 米 85 左右，举手投足间都带着军人的方正。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千里迢迢从东北一起赶来看张三。

家属接见时，张三对着话筒，看着玻璃外的儿子一家，笑得合不拢嘴。

考虑到张三的特殊情况，最终以脱逃罪定刑，加上之前未执行完的余刑刑期，一共判处 7 年有期徒刑。如果他在里面表现良好，最快 4 年半左右，就能出去和家人重逢了。

张三的表现一直很好。

他能吃，能睡，精神头健旺得丝毫不像是这个年纪的老人，我觉得这 7 年刑期，倒像是张三真正获得自由的时刻。

通过监狱，我们联系到了张三原本的家人，他的父母 90 年代末就去世了，剩下一个弟弟，却不愿意来见他，只是通过狱警告诉了他家里的一些基本情况。

张三对此很释然，他说两世为人，最对不起父母家人。如果有来生的话，他亏欠父母的，做牛做马都要补上。

张三入狱没多久，有个已经退休了大半年的老狱警，从家里特地赶回来看张三。

两人一见面，张三愣了几秒，直接喊，崔队长？

他们在监房里相谈甚欢。偶尔提到一些老名字的时候，张三会恍然大悟地连连点头，激动得脸都红了。

两个头上布满白茬儿的老人，在监房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到了收工的时间，崔队长才恋恋不舍地从监房离开。

临走时，崔队长突然说，老张，我还欠你一个工人名额没给，你还要不？

张三爽朗地笑了一声，崔队，只要不让我出去买烟，我啥活儿都干。

一星期后，监狱长特意来过问张三在监狱的服刑情况。我站在一旁，监狱长背着手，在监房里，问张三，狱内生活是否还适应。

他哈哈大笑，说别提多舒心了。

他现在能吃，能睡，什么都不用再躲了，剩下唯一的盼头就是熬过这几年，早日回去，赶在死之前过几天家人团聚的好日子。

他还说，他不仅要回去，还要坐一坐高铁回去，就用真的身份证，光明正大地去坐，啥都不怕。

说着，他拍了拍大腿，像是有点遗憾地低声嘟囔了一句：

“就是可惜这腿撞废了。”

“不然回去之后，要是还能再滑一次滑板，得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