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千万别跟着美国搞这套东西，否则就会掉陷阱里

（一）美国的变与不变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使出各种手段，妄图使中国屈服。建国初期，当时的美国政府就对新中国采取封锁、孤立的政策，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它险恶的目的，新中国反而在国际舞台上越发活跃。

进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冷战的加剧，美国感到它难以应对苏联的挑战，恰好这时苏联对我国的边境安全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美国开始寻求同中国接触，宣称对华奉行“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翻开了历史性的一页。其后，中美两国在共同反对苏联霸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一时期也成为两国关系中难得的“蜜月期”。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领导欲”明显上升，他们公开宣称：“历史已经终结”在国际关系中，美国挥舞意识形态的“大棒”公然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试图使全世界只存在一种声音，而这一行为自然遭到我国的反对。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稳步提升，让美国当政者越来越恐慌，他们在制定对华政策的过程中，也越来越不理智。

美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的政策，把美军的主要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在中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2016年，美国共和党人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入主白宫，在竞选时，他就多次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在正式就任后不久，更是挑起了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

特朗普政权奉行所谓“极限施压”政策，就是说，利用美国强大的国力，对不合美国心意的国家进行疯狂打压，直到对方扛不住压力妥协，接受美国的无理条件为止。

这一策略或许在其他国家身上有效，但是中国人民是绝不会接受美国这一套无赖把戏的。特朗普政府任期的四年里，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挑衅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核心利益。

2020年，美国民主党人拜登成为美国新的“掌门人“尽管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尚难预料，但可以预见的是，无论美国哪一届政府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都很难有什么质的改变。美国对中国，变的是策略，不变的是目的。

（二）美国对华政策的“迷局”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有过一番分析。郑教授认为，在当前的一些政客刻意操弄和美国媒体的刻意渲染之下，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反中、仇中“的政治正确，纵观历次美国总统大选，哪个候选人能对中国”放狠话“他就能获得选民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客为了迎合选民，他们之间互相比拼的不是政见的优劣，而是谁对中国更加强硬，美国的政治生态也越来越走向民粹主义。

但在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不得不寻求与中国进行合作，这就要求美国必须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要轻易惹怒中国，

尽管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一股力量，试图使中美关系完全陷入停摆，前总统特朗普更是狂妄地宣称“不排除与中国断交“，在美军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鹰派，叫嚣与中国进行战争。但是这更多的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恫吓行为，目的还是为了在同中国的交往中获取更多的筹码。

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内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但是中国人民捍卫祖国的意志是举世皆知的，与这样一个大国进行战争，美国得不偿失。

一方面，美国人不愿意放弃它“世界警察“的地位，与中国进行平等的对话，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就此陷入迷局之中。

用郑教授的话说：“美国的政策像是大杂烩，什么有用就装什么，有时候甚至自相矛盾”。

例如，美国领导人多次在外交场合声称，“不寻求遏制中国，欢迎中国崛起”然而在实际行动上，却采取另外一种态度，拉拢几个地区盟友，在舆论上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指责，在军事上，又不停的在中国周边进行演习，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抵近侦察。

再如，在国际舞台上，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遏制。但是，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众多的劳动力，美国政府出于它的资本主义本性，不可能完全关闭与中国交往的大门——这样做，对美国有害无益。

一方面要遏制，一方面要沟通，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由此可见。郑永年分析，这背后的可能有着复杂的原因，种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背后，可能是美国保守派利益集团，和军工集团互相博弈的结果。

纵观美国的历届总统，鲜少有在任期间不对外发动战争的，这背后就是军工集团在起作用，此外，如何驾驭美国国内的各派势力，把握好对华政策的方向盘，这些，都考验着美国当政者。

此外，种种矛盾性的背后，凸显的是美国对华恐惧心理。面对中国快速增长的综合国力，美国显得不知所措，其突出表现是：美国在早期的国际争端中，一般采取表面中立的态度，利用地区争端，挑拨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美国自己则退隐幕后，坐山观虎斗。

然而最近几年，美国越来越急于插手地区事务，而且在插手的同时，还用所谓的“民主价值观“做幌子，强迫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拉帮结伙，试图对中国进行恫吓，这背后正是美国做贼心虚，心中恐惧的表现。

让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本应根据其本国利益制定，反观现在的美国，却越来越在外交场合提出所谓“价值观外交”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

在美国的叙事系统里，凡是他的敌人，都是“不民主”的，而美国自己则以民主代言人自居，我们不禁要问，世上道路千万条，难道只有美式民主，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吗？美式民主是“万能药”吗？

每四年一次的“民主选举”选民似乎只有在投票日当天才被唤醒，而此后则进入一种不正常的休眠状态，每次选举之前，候选人扫街拜票，发表各种激情洋溢的演讲，宣称要改变国家，结果国家面貌没有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有白宫的主人。

在国际舞台上，凡是顺从自己的，不管它采取什么制度，美国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包庇态度，宣称它们是“民主阵营”凡是主张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甚至仅仅是相应美国不够积极的国家，都是美国的敌人，试问美国口口声声宣称的“民主”又在哪里？美国大搞“认同外交”目的何在？

郑永年认为，这是美国人精心布置的一个“陷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来往日益密切，现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局面自然不是美国想要看到的，于是它逼迫世界各国做出选择，要么是美国的盟友，要么是美国的敌人，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美国的这一行动，给中国带来了严重挑战，中国如何破局？

（三）中国的应对之策

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不应该跟随美国的步伐行事，而应办好自己的事情，切勿掉入美国的陷阱之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虽然是西方世界的总盟主，但所谓的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甘做美国的棋子，例如德国经济部长就曾对媒体表示：“很多国家对人权的理解都不同”德国的国防部长也在国内多次发出对华理智的声音,称：“对华强硬只能让自我感觉良好”。

美国追求世界的单极化，维持他的超级大国和世界霸主地位，而中国则主张世界应该朝着多极化的目标发展，每个国家都有权力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发展道路，这是中美分歧的根本所在。

特朗普政权上台之后，对很多国际组织都“一退了之”反观中国，则始终捍卫国际关系准则，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应该有的样子。

如前所述，中国有庞大的市场，西方各国在追随美国的同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只要西方国家还想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还想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所谓的西方反华联盟就不可能组织起来。

我们应该在继续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同时，更加自信地把我国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世界的种种诬蔑之词终将不攻自破。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率先控制疫情，这背后是党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一起努力的结果，反观西方国家，疫情仍处高峰期，防控政策漏洞百出，甚至出现了种种反智行为，与之相比，中国恢复经济的速度，让世界惊叹。

郑永年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事情，还是抓住经济发展的机遇期，进一步做大做强，迎接“后疫情时代”的到来。

（四）后疫情时代中国的布局

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发展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国际市场也远比今天要开放，在当时一些人的认识里，似乎有了“国际市场”就什么都可以买到。

然而，近些年的事实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人们，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人家不会卖给我们，怎么办？郑永年认为，中国只能加强国内的技术力量，从而打破外国的垄断地位，这条路会很艰难，但舍此以外，别无他途。

而中国想要发展，就必须打开国门，用更加包容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当前，美国惧怕中国的发展势头，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同外国的合作，然而这些年，从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都可以看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妄图把中国同世界隔离，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美国越是要隔离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中国就越应该迎难而上，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看到，这个世界不是美国的“一言堂”各国的事物，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其他外部势力都无权干涉。

郑永年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借鉴老一辈领导人的智慧，当年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这两者之间的其他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中国无论如何发展，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不称霸。

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没有走国强必霸的老路，相反，我们在发展本国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同世界各国的关系，无论国家大小，中国都给予平等的对待，这一点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总而言之，中国要做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对外关系上，不必跟随美国的脚步，而要迈出自己坚实有力的步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发展的更好。

（五）外部挑战与中国的自信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发展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多方面因素，对中国的崛起绝不会听之任之，而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遏制，甚至是破坏，这就要求中国在坚定对外开放的同时，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

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对华遏制的速度与强度明显加快，在试图孤立中国的同时，又在领土主权等中国核心利益上疯狂挑衅。

虽然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废除了前任奥巴马的许多政策，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却被特朗普继承了下来，依靠地区盟友，对中国正当的活动说三道四，横加干涉，助推地区紧张局势。

而在香港、台湾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和它的盟友更是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

近些年，在美国的教唆下，一些不法分子在香港进行暴力活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此，中国中央政府果断出台《国安法》止暴制乱，维护了国家利益。

香港问题由来已久，众所周知，香港以前被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中华儿女的不懈努力，香港才回归祖国，然而一些香港青年，长期被英国殖民主义者洗脑，产生了严重的“恋殖情结”加上香港社会固有的一些问题，这就给了西方社会一个插手的空间。
对于香港问题的复杂性，邓小平早有预见，他指出：

“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

时至今日，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远见卓识，正是中央政府的及时出手，才确保了香港局势的逐步平稳。

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同样动作频频，岛内一些人和美国人互相勾结，致使台湾局势复杂严峻，中央果断出台多项措施，对这些分裂行径予以坚决还击。

如何在保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坚持和发扬传统文化，让人们意识到各国国情的不同？郑永年教授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在近代有着相似的遭遇，其结果却大不相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发展壮大起来，而清政府却日益腐化堕落。

考察日本在明治时期的举动，不难发现，日本人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本国文化的传承，当时的日本虽然“脱亚入欧”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经验，但是在一些事关本国传统的问题上，日本人从来没有改变，而他们这样的自信，甚至保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

对于西方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但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而绝不是跟着别人否定自己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日本的经验，不失为一个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