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瑰宝”汤飞凡：生物界的杨振宁，为实验亲身感染病毒

汤飞凡这个名字在上世纪中期曾响震海内外，他是中国第一代病毒学家，也是最早研究支原体的微生物学家之一，被称为生物界的杨振宁。

他一生建树无数，他研究出了中国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黄热病疫苗，和世界首支斑疹伤寒疫苗，并将沙眼发病率从将近95％降到了10％，丰功累累，堪称“国之瑰宝”。

世人总是健忘的，就算对伟人也不例外。在1958年汤飞凡逝世后，这个他的名字也渐渐被世人忘记了。

转眼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就当人们要将汤飞凡的名字彻底遗忘时，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找到了汤飞凡的家人，并向汤飞凡颁布了沙眼奖状和奖金。

“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

这是汤飞凡幼年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汤飞凡出生在清朝光绪二十三年，同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全国人民的抗议，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次年，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便拉开了序幕。

汤飞凡出生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从他记事起，就一直在经历变法、战争和灾荒，小小年纪的他，早已了解了民间疾苦。汤家是湖北醴陵的一个书香世家，祖辈都是读书人，所以不善理财，战乱时无奈家道中落。

为了维持生计，原本是乡绅的父亲汤麓泉只能到私塾去教书补贴家用，一家人都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过活，汤飞凡从小的日子就过得十分艰苦。

汤麓泉有一位挚友名叫何键，不仅学富五车，而且还是个十足的大善人。他的父亲在当地开了一家义塾，让穷苦的孩子们免费读书，汤飞凡6岁时，就进入了这家义塾读书。

汤飞凡进入义塾读书后，何健发现他性格踏实，学习也十分刻苦，便在课余时间为他辅导功课。

何健不仅给汤飞凡讲解数学和文学，还会给汤飞凡讲解新学，从何健口中，汤飞凡知晓了中国的落后，“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的信念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

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那时各地都在创办新式学堂，讲授西方知识，父亲汤麓泉决定将汤飞凡送进学堂。1909年，12岁的汤飞凡随叔父前往长沙，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那时候的中国，医疗条件极度落后，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很多贫苦的农民看不起病也抓不药，即使在城市，也没有几个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医生，汤飞凡想帮助中国人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他立志学医，但那时长沙并没有医学院，汤飞凡的梦想没有实现。

1914年，正在甲种工业学校读工业专业的汤飞凡听到了一个好消息——湘雅医学院专门学校要招收第一批学生！汤飞凡兴奋不已，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在向他挥手。

回到寝室后，汤飞凡无心睡眠，熬夜点灯复习考试，到了考试那天，汤飞凡信心满满地走入了考场，但考完后，他却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脸上挂满了沮丧。

原来，湘雅医学院的入学考试中还有一门英文，但汤飞凡却从没有接触过英文，因此一窍不通，只能交了白卷上去。

眼看着大好的机会就要从手中溜走，汤飞凡心有不甘，于是他找到了主考英语的主考官，要求录取后一年内补考，主考官也破格答应了汤飞凡的请求。

随后的一年里，汤飞凡无时无刻不在学习，寝室里、食堂里、路边上，到处都是他背书的身影，短短一年，他就扛上了一副800度的高度近视镜，但也正是因为这份刻苦，汤飞凡顺利通过了英语补考，正式成为了湘雅医学院的一份子。

“抛弃”哈佛，他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

读大学那几年，汤飞凡过得十分艰难。由于教育改革，私塾被废除，汤飞凡的父亲汤麓泉不得不解散了私塾，家中本来就只靠汤麓泉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这下子，汤家的经济来源彻底断了。汤飞凡和弟弟都在读大学，学费和生活费该从哪出呢？汤家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就在这个时候，汤飞凡站了出来，他告诉父母不用担心，他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弟弟。说到做到，汤飞凡先是在学校找了一份勤工俭学的工作，然后又在朋友介绍下当了一名英语家教。白天上课、晚上勤工俭学，这样的日子，汤飞凡过了七年，雷打不动。

1921年，汤飞凡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顺利毕业，去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那时候汤飞凡的导师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日本教授，他带学生都是从洗试管等小事带起，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太过琐碎，跟实验没有半毛钱关系，因此总是消极对待教授布置的任务。

但汤飞凡却不一样，每次当导师布置任务时，他总是能完成得很好，面对那些重复性极强的工作，汤飞凡也总能耐心对待。汤飞凡的出色表现让日本教授非常满意，三年之后，这位教授将他推荐到了哈佛。

1925年，在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的实验室里，汤飞凡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偶像，著名细菌学家H·秦瑟，一想到能跟世界上最出色的学者共事，汤飞凡就兴奋不已。

十几年的学医经历让汤飞凡打下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和理论基础，因此，在他与H·秦瑟的合作也非常顺利，H·秦瑟很欣赏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认为他前途无量，将来一定会比自己更加优秀，他甚至多次邀请汤飞凡留在美国加入他的实验组。

一开始，汤飞凡是想留在美国的，直到1928年的秋天，一封信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那年秋天，汤飞凡收到了来自恩师颜福庆的一封信，在信里颜福庆提到希望他能回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回国任教没有什么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但是我想你明白，祖国需要你。”

颜福庆曾在湘雅医学院担任校长，同时，他也是汤飞凡最敬重的一位老师。一面是老师的真诚邀请和祖国的呼唤，另一面是进展顺利的项目研究，汤飞凡动摇了，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第二年春天，汤飞凡从哈佛顺利毕业，成为了中央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副教授。

硕果累累，他被称为生物界的杨振宁

汤飞凡刚回国时，条件十分艰苦，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一间，更不要提显微镜等精密仪器了。为了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汤飞凡就将自己珍藏已久的显微镜带到了办公室。一个显微镜、一个人，就这样，一个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实验室诞生了。

虽然条件很差，但是汤飞凡依旧保持着热情的工作劲头。白天，他在教室里教授学生知识，晚上就投身到自己的小实验室里做研究，没几年的功夫，他就发表了几十篇论文，科研之路可谓是顺风顺水。

可好景不长，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他的研究进程被打断了，同时，他临危受命，担任了中央防疫处的处长一职。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央防疫处条件简陋，但他依旧每天带着白手套，尽可能地保持室内的整洁。

每当员工们用鸡毛掸子打扫卫生时，一向温和的汤飞凡就会立即变脸，劈头盖脸地把他们训斥一番。也正是因为如此，汤飞凡的实验室才造出了我国第一批临床级青霉素，供应了后方的防疫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汤飞凡第二次主持了中央防疫处的重建工作，并改进了疫苗生产中的各种问题，保证了疫苗供应，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为新中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中央防疫处的工作步入正轨之后，汤飞凡想恢复自己的研究工作，上级经研究后同意了他的请求。汤飞凡首先恢复了自己对沙眼的研究，在当时中国的西北地区，很多人饱受沙眼的困扰。

1955年，汤飞凡首次分离出了沙眼衣原体，成为了第一个发现重要病原体的中国人。为了进一步研究沙眼，1958年元旦，汤飞凡命助手将沙眼病毒滴入了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

随后，他又将研究方向转到了麻疹和脊髓灰质炎上，那时候，汤飞凡的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十分高兴。

可是没过多久，一场悲剧就发生了，汤飞凡在特殊时期遭受到了莫须有的批评，在1958年9月30日的清晨，他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当噩耗传来时，人们都十分悲痛。谁也没有想到，一代医学大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热爱一生的医学事业。

1981年5月，国际沙眼防治组织为故去汤飞凡颁发防治沙眼金质奖章，1982年11月，国家追授汤飞凡成功分离沙眼衣原体科学发明奖。

英雄早逝，但他的精神和研究成果却永垂不朽，在时间的长河里闪闪发光，为无数新中国的医学生们指明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