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了，中国科学家当初不该与美国合作

作者：耿直哥

近10年前，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曾与一批美国的科学家，就探索冠状病毒对人类潜在危害，及早发现能引发大疫情的危险病毒，展开了平等信任的合作。当时，知道此事的中国学者，都认为这项与美国方面的合作，能为全人类的安全和健康做出贡献。

可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是，在几年后的今天，这项合作却成了美国一些人疯狂抹黑中国、抹黑中国科学家的“炮弹”。

那是2013年的一天。当时，美国科研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负责人皮特·达萨克（Peter Daszak）找到了他的老朋友、中国武汉病毒所的知名病毒学家石正丽女士，希望与她，还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科学与技术跨学科高等研究院的张树义教授合作，一起探索和研究冠状病毒，从而及早发现那些对人类存在潜在危险病毒，并及时预防和准备应对之策，以免再现2003年由非典SARS冠状病毒引发的可怕疫情。

当时，这项合作不仅得到了石正丽和张树义两位老师所属的研究机构的支持，更得到了中国上海、云南、广东三地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支持（如下图所示）。

不仅如此，达萨克还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给这一中美科研合作项目的赞助经费，项目编号为R01AI110964（如下图所示）

至此，这个计划前往中国云南等地的蝙蝠洞采集尚未被人类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样本，并通过科学手段预测其对人类危险性，以及早进行预防的国际合作项目，便正式开始了。

然而，恐怕中方所有参与、支持或了解这个项目的人，当时都不会想到，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对全人类的安全和健康有着重大积极意义，还有着国际主义精神的科研合作，会在几年后的今天，成为了被美国一众政客和主流媒体用来抹黑中国的“炮弹”。

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种很喜欢标榜自己“客观中立”的美国主流媒体，再到“The Intercept”这种美国的“专业新闻调查网站”，近来都在拿着这份中美双方始于8年前的科研合作，与美国的右翼反华政客和三流保守派媒体一道，为“新冠病毒来自武汉病毒所”的阴谋论进行着“煽风点火”的炒作。

其中，所谓的“专业新闻调查网站”“The Intercept”就在其9月底和10月中旬的两篇报道中宣称，他们获得了多达900页的文档，详细记录了美国“生态健康联盟”和中国武汉病毒所等科研机构自2014年以来的合作内容，而这些内容显示武汉病毒所进行了“高风险的冠状病毒研究”，甚至研究的对象还包括高致死率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ERS）。

当然，这种低级的炒作并不令人意外。自去年新冠疫情在美国失控以来，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面的美国政客，便开始不断地宣扬阴谋论，说新冠病毒是中国的实验室制造或泄露出来的，这才导致美国“措手不及”。

而美国一些新闻界乃至科学界的“投机分子”，为了吸引眼球或是自我炒作，也纷纷借着疫情失控给美国社会带来的负面情绪，鼓吹起了“新冠病毒来自武汉实验室”的阴谋论。

不过，耿直哥在这个周末详细检阅了The Intercept等美国媒体公布的两份总共约600页的美国“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所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文件后，发现这些美国媒体为了制造“噱头”，“再次”选择性地隐瞒了一些很关键的信息。

首先，这约600页的文件，其实是“生态健康联盟”自2014年开始与武汉病毒所等中国机构冠状病毒领域的科研合作后，为了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而在接下来的6年里陆续提交的项目文件。其中包含了每年参与项目的人员、机构、项目的介绍，经费的用途，以及科研的进展和下一步的计划等内容。这些内容还都通过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这家美国顶级官方科研机构的审批。

耿直哥查阅时也发现，这份文件里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尽管美国媒体在报道时有意在渲染那样的“意味”。

至于这个项目的目的，简单来说，是希望通过与中方的合作，在中国云南和广东采集蝙蝠等动物身上携带的冠状病毒，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科学分析，找出那些可能会通过进化或突变而感染其他物种，进而感染人类的病毒，提前为研制相关疫苗或药物做好准备。

毕竟，自然界中冠状病毒的种类，要远远多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而且这些病毒都在悄悄地进行着基因的重组、进化或突变，例如新冠病毒就是由一种我们人类此前并未发现过的冠状病毒进化而来。只不过这种重组和进化往往需要数年时间，但科研人员希望在这一自然过程发生前提前找到这些隐患，好提前预防。

那么，为了锁定那些对人类有潜在危害的病毒，该项目其中一个实验目标，是由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团队，将前方团队从蝙蝠洞等区域采集到的冠状病毒样本进行分析，提取出这些病毒的基因序列，然后通过将这些毒株的骨架部分及其它们用于侵入其他物种细胞的S蛋白进行替换组合，来判断经过组合的相关病毒是否具有跨物种传播的能力，是否会侵入人体细胞。当然，这里用于验证病毒会否侵入人体的可不是活人，而是培养皿中的人体细胞，或是经过改造携带人类细胞受体特征的老鼠。（注：一个冠状病毒感染人类的前提，是其S蛋白能够与人类细胞的受体结合）

可悲的是，恰恰是这一实验目标，成为了如今美国媒体用来制造“噱头”、将新冠病毒源头说成是“来自武汉病毒所”的“依据”。比如下图中这几个美国媒体的新闻标题，就在拼命炒作武汉病毒所进行的这些实验是“高风险”的。

具体来说，该项目引起美国媒体炒作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个是该项目为了进一步研究在云南新发现的几种蝙蝠SARS类冠状病毒的是否具有跨物种传播的潜在风险，便在将这些病毒基因的S蛋白，与2013年时石正丽等人在云南发现的一种名WIV01的SARS类冠状病毒的骨架部分进行了组合，结果发现两种组合后的病毒能对人体细胞的ACE2受体产生反应。

这一实验是在武汉病毒所进行的。石正丽等人在2017年11月30日发布的一篇名为“Discovery of a rich gene pool of bat SARS-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的论文中也提到了该项目中所涉及的这一实验过程，并公开了大量的实验信息。

而第五年（2018-2019）的项目文件则提到，石正丽的团队还在第四年（即2017-2018年间）把MERS病毒的骨架，与在中国南方发现的多种HKU4病毒毒株的S蛋白进行了组合，以判断其对人体细胞的DPP4受体是否会产生反应。

耿直哥相信，对于许多并不了解分子病毒学的人来说，这些涉及基因组合的实验乍一听是挺吓人的。美国媒体实际上也是利用了公众的这种不了解情况的心态在“带节奏”，说这些实验是危险的，甚至还说这种实验属于学界充满争议的“功能性增益”实验，能导致病毒对人类的毒性或传播性增加，危害人类。

但不论是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女士，还是来找她进行合作的项目牵头人、美国的“生态健康联盟”组织，乃至批给他们科研经费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都表示美国媒体渲染实验“很危险”，甚至暗示这种实验创造了新冠病毒的操作，都是失实的。

首先，石正丽女士和“生态健康联盟”组织的总裁达萨克，自去年起就曾多次澄清他们涉及的这些分子病毒学层面的研究并不是美国媒体炒作的那种危险的“功能性增益”实验。

石正丽在今年6月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还特别强调，她所进行的实验并没有增强病毒毒性或是传播力的增加，她的研究并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了解病毒是否有跨物种传播的隐患，会否对人类存在隐患。

曾经在武汉病毒所工作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安德森（Danielle Anderson）在今年6月接受一家美国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武汉病毒所没有对病毒进行“功能性增益”实验。

今年7月，中国国家卫健委亦强调武汉病毒所没有开展过病毒增益研究。

同时，耿直哥查询相关科研资料后发现，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病毒“功能性增益”的认定标准本身也存在争议，但此前引起学界争论的“功能性增益”研究——比如2012年外国一起涉及禽流感H5N1的实验——是研究人员将原本通过食物传染的病毒，改造成了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明显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途径，增强了病毒的传播能力。比起武汉病毒所的研究，这一实验不论在目的和结果上，显然都更符合“功能性增益”的相关定义。

就连为美国政府操持防疫工作的美国资深传染病学专家福奇，也表示武汉病毒所进行的病毒研究并不属于“功能性增益”。

其次，也是最打脸的是，美国媒体口中武汉病毒所那些所谓“危险”实验里涉及的冠状病毒以及组合后的病毒，都与新冠病毒相差甚远。

一份2020年由意大利科研人员进行的研究就发现，包括武汉病毒所在研究中组合出的冠状病毒毒株在内的多种人造毒株，不论是全基因还是S蛋白，都与新冠病毒差别很大，有的甚至差出了20%之多。

至于美国媒体炒作MERS和HKU4相关的重组病毒，更是无知的体现，因为MERS病毒和HKU4病毒与新冠病毒根本不是一个亚属，其入侵人类细胞的靶点也不一样，MERS和HKU4是DPP4，新冠则是ACE2。意大利的那篇研究也指出，MERS病毒及其相关的人造重组病毒与新冠病毒差得更远了。

这也是为何，就在美国媒体这一波“哗众取宠”的炒作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弗朗西斯 柯林斯（Francis Collins）都坐不住了。这位美国顶级的官方科研机构的“掌门人”、同时也是美国德高望重的资深科学家，近日就在一则署名声明中亲自澄清说，他的机构通过分析美国“生态健康联盟”和武汉病毒所的科研项目，已经证实该项目中所涉及的蝙蝠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在基因相似性上差得很远，不可能是导致新冠疫情的原因。

这份声明还特别强调，任何与这一结论相反的论调都已经被证伪。

然而，柯林斯这些表态以及其他证明武汉病毒所无辜的声音，并没有让疯狂炒作此事的美国政客和媒体闭嘴，反而被这些美国媒体“埋”在了他们继续炒作此事的报道之中。美国的政客和学术投机分子，甚至还在断章取义和歪曲柯林斯、福奇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相关表态。

比如，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给美国国会发了一封信，澄清说武汉病毒所的病毒研究根本不可能导致新冠疫情，其研究的病毒与新冠病毒相差甚远后，美国一些政客、媒体及学术投机分子，却完全选择性忽视掉了这些重要的信息，反而是抓住信件中提到“生态健康联盟”未能及时提交一份报告的瑕疵而大做文章。尽管“生态健康联盟”方面表示这个瑕疵本身也是一个误会，他们的数据和报告都已经上报了。

（《纽约时报》就将柯林斯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澄清内容埋在了报道深处，并在标题中继续制造武汉病毒所有问题的噱头）

总之，在美国这种充斥着反智主义、反华政治的舆论氛围下，一项原本中美两国的科学家出于崇高的科研目的而开展的国际合作，就这样成为了美国政客、媒体和科学界的投机分子，出于他们自私的目的，用来诋毁中国科学家、污蔑中国科研机构，抹黑中国的“炮弹”。

对于当年支持这项科研工作的中方机构和人员来说，这一局面无疑会让他们深受背叛和深感痛心。一些有良知的美国和西方科学家也对这一局面感到痛心和愤怒，然而他们只要稍微表达不满，就会被境外网络上一股可怕的网络水军势力围攻，甚至遭到死亡威胁。

更令人揪心的是，这样的事件势必会对中美科研的互信和合作形成重大打击。今后中国科学家会不会因为害怕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害怕自己的科学精神遭到美国方面这样侮辱和诋毁，而抵触与美国的合作？而这会不会令世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对美国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翻脸无情”心生忌惮？就看美国的媒体和政客们接下来还要怎么“作”了。

只是，请你们不要到时候又把“损害国际科研合作”的大帽子扣在我们中国人身上。那样就太不要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