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许世友将军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他的功过早已盖棺定论。关于他的一生，在他逝世时，以中共中央、中顾委、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的《讣告》就是最权威的发言。
但是，仍有许多人对他的性格贬褒不一，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各自不同的视线评价他。
有人曾说，许世友打仗的时候太粗暴了，“你给我冲，不冲我就毙了你！”这是许世友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也有人说，认为他打仗只靠猛冲，那是最大的误解。许世友将军非常重视了解敌情和地形。很多干部都怕他，怕他什么？怕他严！他常说，带兵不严不能打仗。为什么强将手下无弱兵？就是强在严上！
许世友
许世友的一个老部下曾直言不讳地说：
“你们不要以为许司令是个粗人。他是倚粗卖粗，粗中有细，特别精明。他的精明，别人不容易看透。许多干部都很精明，在对待具体人、具体事上精明。跟许司令比起来，比不了，不在一个档次上！”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可以说是许世友一生的“政治宣言”，经常挂在嘴边上讲。
许世友公开讲“忠”，讲“孝”，自然要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事实上，作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世友，怎么会同旧中国的“忠臣孝子”联系在一起呢？
有人认为，许世友早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曾经是一支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军队，许世友始终是中国农民的儿子。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虽然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终究没有能够彻底摆脱掉中国农民那种世俗人情的深深烙印。
许世友
事实上，世故人情有时难以用政治概念箍住它，它可以超越某个政治集团的限定，一纸行政命令更奈何它不得。因为它渗透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就连许世友这样的铁血男儿也难以摆脱它的束缚。
其实，翻开一部二十五史，历朝历代，红尘滚滚之中，有多少文臣武将发出这样的喟叹：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
许世友这样的铁血男儿，当然与封建时代的“忠臣孝子”截然不同，他赋予“忠”、“孝”全新的色彩和意义，他严格界定了自己的解释：
“活着尽忠，忠于毛主席；死了尽孝，为老母亲看坟。”
这种特定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悲壮。
许世友
许世友的第一次“政治宣言”
许世友一生革命实践的轨迹确定了要把忠于全党的领袖毛泽东，与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视为一体，是血肉相连的。而在老母亲面前，许世友要当一个凡夫俗子，要当一个普通的“孝子”。
在一次小型的学术交流会上，有一位研究学者曾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见解：
“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这句表面上涉嫌犯忌的话语，许世友敢于挂在嘴上讲，除了强烈的性格色彩之外，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他政治上的机警和精明，他对政局的透彻了解和驾驭局面的高超技巧。
这便是许世友的第一次“政治宣言”，话中有话，却又表白得清清楚楚：他没有野心。
许世友
1980年起，许世友开始作政治上的“隐退”。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五中全会主要是解决组织路线。
邓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
“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
邓小平指出：
“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
“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精力就比过去差多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
最终，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一批年事已高的领导干部陆续退出党、政、军各界的负责岗位。其中，有些人比许世友年轻几岁，有些人比许世友年长些。这是党中央关于干部制度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
这一年，许世友七十五周岁。
许世友
许世友虽说不再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但并未一退到底，他奉调北上，到首都北京，专任中央军委常委。这一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之一。他依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他被告知，党的十二大以后他将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正是在这种时刻，在这种背景下，深思熟虑后的许世友主动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政治行为：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呈送了一份报告，他要求请假，住到南京去。
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他不适应北京的气候；二是打算由南京军区抽调人员帮助他写回忆录。
许世友一家人
许世友的这份报告的内容，被严格限定在一个极小的圈子内。除了他的秘书以外，未向其他人透露。他生性遇事不好张扬，而这一重大的政治行为更是反复强调要保密。
如同许世友事先的预料，这份报告很快得到批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华国锋、邓小平均在报告上作了“同意”的批示。
于是，许世友在中央的批准下，名正言顺地远远避离了中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北京，一头扎进南京东郊他曾经住过的中山陵八号，开始了“稻香村”村长的生活。
许世友
许世友的第二次“政治宣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选出了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许世友在担任了三届共十四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正式退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一党的核心领导机构。与此同时，他被选进了新设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新的头衔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邓小平，副主任依次为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
1975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讲了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就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一个纲领性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和许世友
他说：
“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新的东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虽然也有类似的组织，但像我们顾问委员会这样的组织还没有。这个组织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
邓小平还明确提出：
“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的规格是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
身为中顾委第二副主任的许世友在这次会上也讲了话，这个讲话也就是他一生中的第二个“政治宣言”。不过，许世友的这个讲话并没有按惯例逐级传达。
许世友
快人快语的许世友在他的“政治宣言”中，讲了三层意思：
一、你们选我当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我这个副主任是一不“顾”、二不“问”的副主任；
二、我不住在北京，住到南京去；
三、我向党中央请了假，找几个人帮我写回忆录。
许世友干干脆脆把“退”的决心公开化了。
“退”，就是从拥有权力的位子上下来，就是变原来的“说一不二”为“说一不一定是一，说二不一定是二”，就是让别人的“说一不二”来决定原来“说一不二”的你。
杨得志（中）、许世友（右）
真心实意地退，实实在在地退，一退到底，不能说没有心中波澜，不能说没有思想和情绪转换的痛苦，所以“退”，说说容易，真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
但许世友的性格却是说到做到，他来真的，要么不退，要退，就退个“一步到位”。
许世友将他的“政治宣言”袒露得直率而坦诚。这种直率和坦诚没有勇气是做不到的。
正当党的“三套班子”（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査委员会）在十二大刚刚选就的情况下，许世友的“政治宣言”似乎有点不适时宜，不和谐。
许世友
然而，现在我们重读历史，却发现邓小平在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作政治交待时，讲过这样的话：
“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还有个过程。下次党代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
邓小平曾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也说过：
“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
邓小平还说：
“我们需要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
邓小平
身为中共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认为，一个庙里挤满了老菩萨，新菩萨就进不去，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是不可改变的规律。
果然，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公开宣布：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重温历史我们便能发现，许世友的“政治宣言”的不适宜和不和谐，正高度体现了极富远见的、更深层意义上的和谐。
许世友
一般情况下，随着中央全会的召开，而同时召开中央顾问委员会会议。
除此以外，中顾委没有其他相对固定的活动方式。根据一些中顾委委员的建议和要求，党中央于1983年底批准中顾委在京委员建立临时机关党委和京外委员编组集会活动。
京外委员编组按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华北和东北地区、西南和西北地区分别编为四个组。各组每年集会活动几次，由委员轮流主持。必要时，中顾委办公室派人参加。各组集会活动的情况，包括委员们提出的意见、建议等，及时报告中顾委。集中活动的会务工作，请当地党委协助安排，费用由中顾委报销。
许世友
许世友编在华东组。华东组共二十人。华东组举行的前四次集会，分别在南京、杭州、上海和青岛举行。
华东组这四次集会，许世友都参加了，不是作为领导到会指导，而是作为普通成员到会座谈讨论。
许世友除了这少数几次华东组集会和列席中央全会，以及一些重大节日庆典活动以外，他与政务活动似乎彻底“脱钩”，在报纸、电视上很难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见到他的文字。许世友真正做到了离职离岗，一步到位。
许世友
许世友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假来南京，理由是为了写回忆录。当回忆录写好，并且出版后，他依然住在南京，一直住到生命的结束。
许世友一生中的两个“政治宣言”，也可以说是两次重大的政治选择，无疑是极其精明和睿智的，是一般的“精明人”所不能企及的。
所以，许世友的“粗”，其实也是一种高超的“精细”啊！
参考资料：
《许世友和他的一家》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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