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3、2、1，起爆！”随着女播音员清晰地倒计读秒结束，我国西北大漠再次迎来一声巨响，接着便是一个巨大蘑菇云的腾起。原本被浓厚的紧张感包裹着的指挥所内外，瞬间变得嘈杂起来，有人大笑，有人欢呼，也有人不住大哭起来。
“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张爱萍将军立即拨通了北京方面的电话，告知这一好消息。
张爱萍上将
“你们确定是核爆炸吗？”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颤抖，或许是这一刻等得太久，这一天来得太不容易，周密些固然是没错的。而且7天前我们才刚刚历经了一次险象环生，最糟糕的结果，可能会让整个核试验基地变成第二个“广岛”。
因为在1971年12月30日那天，中国首枚实战氢弹的投掷失败了，两次应急投放也均未成功。于是在两难之际，请示电话便打到了身在北京的周总理那里。
“彝族雄鹰”任主飞行员
1958年，随着几大军区的多名指挥员在同一段时间内“神秘失踪”，我国大西北诞生了一个代号为“7169”的部队。他们将在这里开启一项神秘且伟大的项目，部队由上将陈士榘担任司令员兼政委。
特种工程指挥部，代号“7169”部队
1967年6月17日，一则喜讯从这里传出：中国成功试爆首枚氢弹。举国欢庆，世界震惊！中国终于完成了“两弹”，无疑是一次伟大的突破，但所有科研人员都明白，这代表不了什么。想要不惧西方的“核威胁”，中国光有“两弹”是远远不够的，得要具有实战意义。
想要实现氢弹能运载，能投掷，方法和工具的选择很重要，同时主飞行员的选择也很重要。
1970年4月，奉命宋占元师长的指示，杨国祥去到了302厂报到。一去就得知了强五被，携带氢弹完成投掷的消息，并且被通知接下来他将和科研人员一起，讨论对强五战斗机的改装设计方案。
定为
这一切他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很早之前国防科委二机部九院的设计师陈幼玲同志，就已经同他一起先后两次针对相关问题做过研究讨论，对于飞机选择也询问了他的看法。根据多年飞行经验，他当时建议的也是“强五”。
果不其然，在经过几个月的尝试与调整，改装后的“强五”通过了所有测试，并且在起降和低空条件下攻击目标这两方面，得出了超乎预期的优秀数据。两个月之后，杨国祥被任命为投掷首枚实战氢弹的主飞行员。
杨国祥
杨国祥出生于1929年，云南彝族人。19岁加入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与中国共产党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1949年12月，杨国祥正式获批加入共产党，次年6月，被保送至航院学习。经过层层选拔，杨国祥被送至牡丹江航空学校。
1951年，从航校毕业后的杨国祥被分配至航空兵团任飞行员，次年入朝参战。在朝鲜他切身体会了中美空军之间的差距，意识到自己曾经在航校时，排名第一的飞行时长和美军比起来，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所以，志愿军飞行员在没有先进战机的情况下，只能靠着心中“保家卫国”的那份勇气和信念与敌人硬拼。
所幸的是，杨国祥平安从朝鲜回来了，之后他便更加刻苦。在参加改装喷气战机的任务中，他总是早上最早到场，晚上最后离开的人。皇天不负苦心人，他也因成绩显著被记“三等功”一次，之后晋升飞行中队长。
杨国祥
这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是彝族人，与之不同地方的人听不懂他的彝语。所以他平日里除了刻苦训练完外，他还得加班加点学习普通话。虽然难，但他做到了，并且双管齐下，哪一方面都没耽误。
并且在1956年全军大比武中，一路过关斩将，从师部的第一名，闯到了沈阳空军的第一名。之后他代表沈阳空军上北京参赛，同样不辱使命拿下了第一名。至此，他是中国空军史上首位获得全国空军比赛第一名的彝族飞行员。
很快各大报刊杂志刊登了他的一些事迹，以“彝族之鹰”相称。
被任命为主飞行员后，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杨国祥开始了更加系统化的练习。前前后后，他驾驶装有与氢弹重量、大小完全相同的战机，已经完成了150多次的模拟飞行，并且能做到模拟投掷弹着点距靶心位置仅有12米。
这种精度，于当时而言已经很非常高了。所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投掷失败，险象环生
1971年12月27日，周总理主持中央专委召开了会议，确定了首枚实战氢弹最后的各项安排，时间定在了三天之后。
12月30日，边境警戒等级提高。为了防止敌机偷袭，边防雷达全部开机，时刻监控搜索空中目标。中午还不到12点，杨国祥就提前抵达起飞地点做准备工作。
“砰——砰——！”20分许，机场塔台响起两声枪响，随之一架携带实战氢弹的“强五”战机，从博斯腾湖畔某机场起飞，径直飞向西北大漠深处。
按照此前的模拟流程，四十分钟之后，大漠深处会再次响起一声巨响，并腾起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然而结果却是不仅没有迎来了喜讯，反而让整个核试验基地陷入一场巨大危机中，从飞行员杨国祥，到核试验基地指挥所，再到北京指挥室，所有人都面临着巨大考验。
杨国祥驾机进入预定地点后，收到了塔台的给出了投掷信号，便立即拉下防护遮光罩，然后将手伸向推脱装置的开关处，用力推了下去。但是，投掷装置没有任何反应。杨国祥百分百确定拉杆是到位的，这让他不免倒吸一口凉气，然后向塔台呼叫：申请应急投！
晚年的杨国祥
得到许可后，杨国祥驾机再次绕飞了一个“S”字形，重新校正了航线等一切数据后飞进了投弹圈，再次将手伸向推脱装置，用力拉下去。然而装置依旧没有反应……
杨国祥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明明是寒冬腊月，他的额头上却不断冒出汗珠。怎么办？没有办法，只能同样的应急措施再来一次。
又是一个“S”形，又是一次重新校正，又是一次拉杆，但那枚氢弹依旧死睡在飞机腹中，就像个难产的胎儿一样，不肯出来。
“强-5”飞机
杨国祥越发紧张，看了看油表，估计航油也就只能飞半小时了。氢弹顺利投出皆大欢喜，反之现在它就如一枚不定时炸弹，温度、气流和速度这些微妙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爆发。一旦结果如此，整个基地就可能变成第二个“广岛”，后果不堪设想。
思虑片刻后，杨国祥按下了通讯按钮，讲了三点：
1、他一定尽可能地完成任务；2、如果实在无法完成投掷，他尽可能将氢弹带回去；3、如果无法安全带回，他便在沙漠中处理掉危险，绝对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一字一句都刻进了指挥所里所有人的心里，塔台上的同志们当场就湿了眼眶。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最坏的结果是他宁死不跳伞，与飞机同归于尽。
而这时候不仅杨国祥紧张，指挥所里的人紧张，坐镇北京指挥所的周总理同样怀着忐忑的心情，坐在电话机旁等待着。
周恩来
终于电话铃响了，但那头并未传来令人惊喜的消息，并且整个大西北都在等着周总理做决定。
新中国一路走到现在，他当然知道此事的严重性，如果带弹返回着落失败，损失的不仅是一枚氢弹，还有中国核计划又得往后推迟，并且飞行员也凶多吉少。但是，他也曾了解过杨国祥，知道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既然敢抛开自己生死申请带弹着陆，肯定是有一定信心的。
于是思忖再三后，周总理做出了决定：除开塔台指挥员外，所有人员全部撤出核爆区。并且还特意强调，说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要帮助他树立信心，平安返回地面。
眼见飞机越来越近，指挥所里的人和杨国祥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但还好没有再次发生意外，杨国祥带着没有投出去的氢弹平安回来了。
飞行勇士，再次出发
事后，周总理肯定了杨国祥的勇敢，称他创造了奇迹，但对于这次意外一定要好好总结经验。
经过相关部门的检查后，找出了问题所在，是推脱装置的变形导致了拉杆后没有任何反应。
1972年1月7日，杨国祥再次驾机起飞，直奔大漠深处。靠近靶点，拉下推脱装置，一枚白色的氢弹径直落下，换来了一声巨响和一个巨大的蘑菇云。
很快，各大新闻就刊登了相关消息：1972年1月7日，北京时间15时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实战氢弹！令中国人民欢呼雀跃，令世界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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