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系列—礼和万方（圆鼎之尊）

‬《礼记》谓“礼者，天地之序也”

国家博物馆

鼎，是古代用于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并有认为古代最早一统天下的权力的观念就与鼎的诞生有直接关系。鼎又是歌功颂德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后都会铸鼎，以记盛况。

圆鼎之尊

子龙鼎（左）大盂鼎（中）大克鼎（右）

商周时代青铜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圆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方鼎更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岭方鼎”是为人熟知的镇馆之宝，而圆鼎中的翘楚则非“大盂鼎”和“子龙鼎”莫属。加上上海博物馆藏的“大克鼎”三尊大型圆鼎，考其体量和历史、艺术价值，称为“圆鼎之尊”实不为过。

• 大克鼎

大克鼎 西周中期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

大克鼎 西周中期

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 西周中期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大克鼎铭文拓片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 子龙鼎

子龙鼎 商代后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子龙鼎 商代后期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入藏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 商代后期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子龙鼎铭文

子龙鼎铭文拓片

在子龙鼎内侧的器壁上，清晰地铸有“子龙”二字铭文，子龙鼎的名字由此得来。“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除了铭文中出现龙的形象，从子龙鼎上腹部的纹饰中，也可以发现对龙的描绘。

• 大盂鼎

大盂鼎 西周早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

大盂鼎 西周早期

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

大盂鼎 西周早期

大盂鼎宏伟凝重，造型特征为圆腹、立耳、柱足，器身各部分比例适度。为了增强器物的体量感，鼎的口沿内缘呈斜面，外缘很宽，光洁的鼎腹下部微微鼓出，三足粗壮，在颈部有一圈兽面纹装饰带，足部上端也饰以兽面。这种造型样式最初出现于商代晚期，到西周以后成为大型铜鼎的主要样式，大盂鼎就是这类鼎的代表作。 并且，制作于西周早期的大盂鼎，是迄今所见西周最大的青铜器，弥足珍贵。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铭文

大盂鼎铭文拓片

大盂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大盂鼎内的铭文铭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的史实。铭文的主要内容是：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能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铭文中说明盂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