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法拟更名“期货与衍生品法”，场外市场规则明确、监管加强

10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关于期货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据新华社消息，此次草案二审稿根据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将期货法名称修改为“期货和衍生品法”。

名称的修改体现出立法理念的转变。“二审稿采用了对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分别定义的方式，并将法律名称修改为’期货和衍生品法’，立法技术上更加科学，也更体现出了我国对规范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重视，事实上将该法定位为我国衍生品市场的基本法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钟维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此背景下，该法对场外市场的监管无疑大大加强。

厦门大学金融工程学教授郑振龙告诉记者，无论在学界还是业界，期货都不是衍生品的代名词，无法涵盖所有衍生品，特别是像期权这样既是非线性、权利和义务又不对等的衍生品。

“从全球范围来看，期货交易量只占全部衍生品交易量的不到1/3。因此更名非常有必要。”他称。

加强“衍生品”立法

此次审议的期货与衍生品法草案中，增加期货交易的定义，即以期货合约或者标准化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增加衍生品交易的定义，即期货交易以外的，以非标准化期权合约、互换合约和远期合约及其组合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明确期货合约、期权合约的定义。

“在全球范围内，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从场内标准化期货和期权合约延伸至场外衍生品，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钟维告诉记者，我国期货法（草案）一审稿在内容上其实已经涉及了对标准化合约以外的其他衍生品的规范。

但是，在立法技术上，是用广义的期货概念来涵盖期货和期权合约在内的标准化合约，并且在法律名称上更是用了期货一词来涵盖前述广义期货概念和其他衍生品。

他认为，二审稿对期货合约和期权合约分别定义，并改名为“期货和衍生品法”，更加科学。“该法对场外市场的监管无疑是加强了，诸如对其他衍生品交易进行集中结算、增强透明度的要求，以及反操纵、内幕交易和欺诈规则等均适用于其他衍生品，这就要求行业加强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钟维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审议的草案取消对除信息技术服务机构外的其他期货服务机构的备案要求。但是，草案进一步强化了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加强风险监测监控、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责任。

修法节奏大大加快

期货和衍生品修法节奏在近两年明显加快。

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境内期货市场逐步发展，监管层就开启了期货相关法律的立法工作。然而，直到2006年前后，全国人大才启动了期货法的立法调研工作。

期货法的起草一直较为谨慎。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2013年底曾在公开发言中表示，期货法的制定是一项法律制度的创新，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特别是解决好法律制定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比如，期货法的基本定位是什么，是否应包括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其他商品衍生品、金融衍生品市场，是否应既覆盖场内衍生品市场，又覆盖场外衍生品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当时就认为，“期货法制定的市场基础、制度基础、监管基础已经具备，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此后监管部门一直在反复呼吁、表态，加快期货立法，但期货法起草推进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作为分管期货的证监会前副主席姜洋曾在多个场合呼吁加快期货立法。2014年，他在第十一届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再次呼吁加快推进期货法立法。“为了使期货市场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使一些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更好地维护交易者合法权益，促进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稳妥发展场外衍生品市场，迫切需要尽快制定期货法。”姜洋称。

分管期货的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同样一直在推动期货立法的进程，他多次对外表示，期货法立法正在进行，“要把这项工作抓好”。

在立法部门、监管部门、学界以及业界多年的反复探讨之后，终于，期货法草案成形，并在今年4月迎来第一次审议，又在10月迎来第二次审议。

4月26日至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期货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证监会随后在发布会上表示，这“标志着期货法立法工作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立法进程取得了重大突破，期货市场法治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一审草案在现行《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基础上，统一规范场内、场外衍生品，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市场基础制度，规定期货交易及结算、交割基本制度，加强对期货交易者的保护，规范期货交易场所、期货结算机构、期货经营机构、期货服务机构稳健运行。

此次二审，则“根据有的常委委员和有关方面的建议”，将该法名称修改为“期货和衍生品法”，提升法律覆盖范围，提升法律的市场适应性。同时，也补充了更多细节内容。

“期货和衍生品法的进展整体比较顺利，据了解，之前的一些争议基本已经解决，共识不断增加。”钟维告诉第一财经，目前应该主要是立法技术完善方面的工作，预计会比较快能够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