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赚钱的暴利生意背后，收割穷人的血汗钱

当众多商家将目光投向高楼耸立的摩登都市时，有那么一个角落，环境污染、商业落后、房价虚高，人杰与恶徒齐飞，富绅同赤贫相邻，众多矛盾的特质奇妙地冲撞融合。

若问此地经纬，俯首扫尘，展开地图，谁能没见过县城？是的，无论是贫困县、富裕县、“红色县”、“旅游大县”，都难逃脱一些行政级别和经济基础的固有限制。

人口较少，交通不便，工业基础薄弱，消息传播严重滞后，基本告别高科技产业……这些都是县城难以吸引行业独角兽来此驻足发展经济的原因。而现今的年轻人，如在县城工作，大多不出公务员、教师等薪资微薄的行业，至于“暴富”？

这其中自是不乏一些有知识、有能力、有思想的有识之士回乡创业，凤毛麟角之例激荡人心不假，但实事求是来探讨，大多数囿于能力不得不栖居县城的“暴富”之辈，又都是靠干什么快速发家，成为县城里数一数二的豪绅的呢？

今天，不谈有如神助的撞大运事件，也不论类似“罂粟村”、“器官买卖团伙”等骇人听闻的都市传闻，一同来走进那些你耳闻目睹，却不曾深思的人间真实。县城赚钱的暴利生意背后，收割穷人的血汗钱。

县城暴利行业的背后之——“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是利用通讯工具或互联网，借用公共通信网络拨打手机、固定电话或者发送虚假短信，对被害人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或许对于这类犯罪，只要没有真正降临到自己身上，人们都会认为在防诈讲座和培训中听到的都是八卦故事。

可事实上，电信诈骗的主要受骗群体正是小县城中老年女性，而犯罪团伙又恰恰多以县城青年为主。

通过对县城防备心理和防骗经验都十分薄弱的中老年人编造虚假电话、短信，发布虚假信息，套取这些爷爷、奶奶辈人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实施诈骗，或者骗取被害人向其提供的账户上汇款。

近几年来，电信诈骗案件才慢慢被重视，而在此之前，一些县城的诈骗犯根本不认为这是“犯罪”，待到公安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打击电信类诈骗专项行动后，此类诈骗犯又立马嗅到风声，早早金盆洗手，清白上岸，靠电信诈骗得来的本金开始做生意。

但尽管小县城广场中央的警车和武警部队实时待命，只等发现诈骗犯就立即出击，仍有部分县城无业游民怀有侥幸心理，幻想着捞两笔就上岸。这一心理首先取决于电信诈骗犯罪风险小，成本低的特点，其次，电信诈骗案件侦破难度大也是有目共睹的。

犯罪风险小，成本低。电信诈骗属于非接触式的远程诈骗，犯罪分子不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在小县城里，电信诈骗以“家庭式”为主，无业游民们只要买上几部手机和电脑就能组建一个诈骗窝点。

这些作案工具的价格不高，尽管有个别诈骗业务更为娴熟的团伙会租用网络电话，电信线路，但相对其获利空间来说，成本可谓是极为低廉。

同时，尽管人们防范意识普遍持续提高，但总会有少数人上当受骗，这些无所事事的犯罪分子就靠漫天撒网战术获得极高的回报。

通过网络群发技术或短信群发装置散布诈骗信息，一天之内可覆盖上万人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成功几率，也能从中获得低至几万，高至数十万的收益。

电信类诈骗案件侦破难度大，防不胜防，难以遏制。

从外部合作来说，若想侦破一起电信诈骗案件，公安机关需要同银行、电信部门通力合作，分别委派人手从“资金流”和”电信流”两个方面去查找线索，侦破案件；

从内部合作来看，需要公安内部的刑侦、网安、技侦等部门综合协调，分析研判，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踪迹。

尽管如此，电信部门对于一些手机用户非实名登记、改号软件使得任意显号种种情况也难以控制，高科技的犯罪手段常常给侦察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诈骗短信泛滥更使得公安部门很难追踪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

除此之外，电信诈骗又常常是跨地域作案，不同地区甚至国家的犯罪分子的抓捕需要公安机关相应地跨地域合作，不同法律制度和执法理念会给追查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随着电信诈骗形式和手段的隐蔽化和多样化，受骗者的也从中老年人倾向流连网络但防骗意识不强的“00后”。在受骗的过程中，一步步被电信诈骗犯拉入深坑，最终导致原本就不算富裕的工薪家庭再度雪上加霜。

第一步是利益诱导致使决策简单化。受骗者一开始就处于高动机的心理状态，希望通过刷单等网络兼职来获得一定的佣金，高动机的兴奋状态会使人一定时间丧失清醒的决断头脑，很容易被电信诈骗犯带入圈套。

第二步便是营造“登门槛”效应，为了确保后续诈骗行为的成功，诈骗者往往会先给予受骗者一些小恩小惠，随即提出更高的要求。

比如，一开始确实能够赚到几块、十几块、几十块不等的小钱，慢慢地，该机制会要求受骗者充钱——为了消除其警戒心理，充到的钱一开始并不会立马被吞，但一旦“大鱼”上钩，受骗者连鱼线都不见踪影。

第三步便是激起拒绝沉没成本心理。沉没成本是指人们为某种商品或劳务支出的成本，有小部分受骗者并非只遭受了一次诈骗，而是遭受了多次同样套路的诈骗行为。而之所以固执地出现忍受连续被骗，是因为受骗者们希冀能够挽回之前的损失。

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之下，受骗者会继续相信诈骗者，从而导致后续的决策更加冒险。

而这些青少年受骗者普遍具有认知和个性心理弱点，上尚无主要收入来源的他们被骗之后，倘若金额较小，即使回头好说，若是搬用家中财产盲目地相信一夜暴富，最终实是将父母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县城暴利行业的背后之——“民间借贷”

近年来，县城的民间借贷市场无论是自发无组织还是通过民间借贷公司的借贷都十分活跃，广大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民借贷资金的主要来源正是此处。

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有中小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困难时转向民间筹措资金、村民和亲朋好友之间的借贷、发放高息借贷三种主要形式。

此处所指的“暴利行业”，集中于发放高息借贷的形式上资金相对富足的中小企业主和个体户，在暂时还没有新的资金流向的情况下，为了给闲置资金寻找新的出路，就向一些急需资金和资金匮乏的企业或个人提供高息借贷。

诚然，合法合规的民间借贷行为自是无可指责，但若是换了层皮的P2P，那又是另一回事。有一些不法分子，将发家致富的目光投向农村地区，打着在农村开工厂、办公司的名头，实行集资诈骗罪。

如某公司利用组办老年公寓的方式先成立公司，然后向100位老人借款，约定月利率为百分之三，在六个月内归还。一些缺乏法律意识的老人盯着人家的利率，却不知骗子盯着的是他们含辛茹苦半辈子挣下来的本金。

就这样，老人们被高利率诱骗，所谓的老年公寓又为老人们提供了短期住所，老人们纷纷借款给某公司，双方谈得好不痛快。

于是当即签订了总金额高达1900万元的书面合同，一开始一两个月公司按照合同所说的支付了部分利息。但随后就传出了公司总经理不见踪影的事件，余下一个空壳皮囊，对所借的款项再无偿还能力。

而农民的法制意识较为淡薄，法律意识淡薄，法律意识羸弱，难以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所谓的“集资诈骗”、“非法借贷”等法律和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问题，但是农民对此却知之甚少。

他们普遍不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对民间借贷涉嫌犯罪的认知知之甚少，普遍认为这种签订了合同仍然遭骗的经历只能自认倒霉，骗子正是瞅准了农民们对信仰法律公平、遵守法律的维权意识低下的弱点。

县城暴利行业的背后之——“制贩假证”

除却上文提及的两类危害极大的县城暴利行业之外，“养生玉床”、“低价旅游”——399元海南七日游、899元巴厘岛三日游等等套路都是一些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法之一，只是因为县城属于城镇集结但信息流通的最底层，所以诈骗犯们纷纷瞄准了自己的县城老家。

其中，有一种“暴利行业”，时常以亲属联同大规模犯罪为表现形式——制贩假证。

制作假证的是什么人不必多说，可为了资本不惜被缚上绞刑架之人，那么购买假证的都是什么人呢？犯罪分子？实际上，根据调查研究发现，有大概87%的假证购买者都是“良民”，他们大都为了个人生计和发展打算，而非购买假证用以犯罪。

在中国社会中，特定的身份具有资源分配和占有的关系特性，对于一些希望获得超越自身资源分配标准和条件，通过购买假证件来改变自己的身份标识，跨越制度性障碍获得资源的人来说，购买假证是其成本最低的选择。

需求市场的旺盛刺激着制贩假证者，这些假证犯罪主体又主要集中在县城、乡镇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和亲缘性。

“地域性”是指同一籍贯的人集中的在一起，共同实施犯罪的特征；而“亲缘性”又指代犯罪主体间呈现的以亲属关系和乡邻关系为纽带聚合在一起实施犯罪的特征。

在172宗案件的侦查卷宗中所记载的犯罪嫌疑人，同村的就占到了48.8%，同镇的所占比例到达了89%，团伙成员间存在近亲属关系的有45.3%，这使得制贩假证团伙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和紧密性。

对于其实施犯罪，一是亲缘性使得其行动起来不易被发现，组合简单，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二是团伙组织形式较为稳定，外来人口很难取得各种成员的信任，即使是招募人加入犯罪团伙，也仅限于张贴广告，拉揽“客户”等“外围”业务。

同电信诈骗一样，制贩假证也属于低成本的暴利犯罪行业。假证的成本非常低，投入小，制贩假证的罪犯的装置往往只是：一台电脑、一台电脑刻章机、一台扫描仪、一台打印机、一台缩印机。但是出售一本假证却可以得到十倍不止的利润。

同时，制贩假证的窝点十分隐蔽，交易格外谨慎，犯罪人员为了警惕便衣警察伪装成买主上门，他们经常更换居住地点和制贩假证地点。假证贩子大多租房居住，少数落脚旅馆，经常常驻网吧。

制作假证的窝点一般与居住地点相隔较远，大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聚集区、管理混乱的城中村、车站或码头的老居民小区，方便警察抄上门来能够快速潜逃。

其次，在招揽顾客，交易假证时他们也不会在制作假证之处，甚至会刻意选择远离制作窝点的码头、车站、超市、加油站、人才交流市场等人流量较大的场所。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交易假证时，假证贩子表现出“人证分离”的特点，他们不会直接同买主见面交易，而是将假证藏匿在交易地点附近，然后同买主通话，通知其自取。

因此，制贩假证都分为了“粘活”、“收活”、 “送活”、“做活”四个不同的步骤，上下线之间采取单线联系，同等级之间不会直接联系，上线始终监控下线的行动，一旦下线出现丝毫不对，上线立刻便会分散逃遁。

倘若长期放纵县城的制贩假证犯罪发展，将分化出更多的“假证村”、“假证镇”、“假证县”，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动摇建设诚信社会的基础，甚至于对城市的形象乃至国家形象造成损害。

无论是电信诈骗还是民间借贷、制贩假证，这些所谓的暴力行业背后的实质都是违法犯罪，当真是应了那一句：“致富的妙招都写在《刑法》里。”

但纵观现实生活，便会发现一个十分讽刺的现象，致富的确不等于犯罪，但走了所谓的终南捷径，一夜暴富之人必有不可告人之秘密，这些行为有的的确被钉死在法律的耻辱柱上，有的则专钻法律疏漏的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