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振
最近，有人请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安排在贵宾厅，几十个座位，真皮高枕座椅，还可以扫码按摩；周围墙面黑黢黢的，据说用的是高档吸音泡沫隔板，防火又吸音；四周环绕着立体声音响，犹如身临其境……但不知怎的，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上世纪70年代在老家大别山里看电影的情形，一幕又一幕。
上世纪70年代的大别山农村，没有通电，没有通水，夜晚照明靠柴油灯，吃水靠肩挑。生产、生活方式原始落后，乡村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看电影成了山里社员们每个月唯一的一次文化生活。
那时候，公社里有一个电影放映组，专门给几十个大队轮流放映。放电影的设备装在几个大箱子里，由各大队派社员去挑，常常是几个大队同时去抢放电影的设备。那时候，我十二三岁，正是懵懂少年，立志长大后就当放映员，走遍各处放电影，多美好！
大队放电影之前，往往事先通知各小队，再由小队通知到各户人家。我们大队的大队部就在我村里。村里小学前面有一个篮球场，电影基本上都是在篮球场上放。每当几个装电影设备的大箱子被社员们挑进来放在大队部时，我和小学的同学们一定会跑去“确认”一遍，并一定会打探放什么电影。在大别山里放电影，不叫“放电影”，叫“打电影”。探听到今晚要“打电影”，我们一天的学习心思早已跑掉了；尤其是下午，盼望老师早点下课，好回家督促父母早点做饭吃，去篮球场占个好位置。
父母要在生产队挣工分，往往天黑才能歇工回家，我和妹妹、弟弟们着急了，便自己动手做饭。饭菜无鱼更无肉，往往炒一个腌菜和一个青菜就应付过去了。天黑了，父母满脸疲惫地回来了，我们几个小家伙自己打好自己的一碗饭，夹几筷子腌菜，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呼呼啦啦”吃了起来，不到五分钟，一扫而光，放下饭碗，扛起长条椅子就去电影场占位置了。
此时，电影场已有十几条椅子整齐地摆好了，各家各户都是由小孩子先来占位置的，大家争先恐后，都想要放映机旁的好位置。远处村庄的人来看电影，基本上是站在后面，一场电影下来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虽然很辛苦，但是每个看电影的农民脸上却是喜笑颜开的，大家都很在乎这一个月才有一次的精神享受。
白幕布架好了，天幕也完全落下，天地间漆黑的幔帐，让周围的群山已完全隐退在夜色之中。电影发动机启动，扩音大喇叭里放出革命歌曲，歌声激昂，在山谷中回荡，三里、四里远的社员们听到广播歌曲，赶紧放下饭碗，加快脚步赶来。一般播放革命歌曲半小时左右，再放五分钟幻灯片，才会正式“打电影”。
正式放电影前，大队干部往往还会声色俱厉地讲几分钟话。此时，我们一些不太懂事的小孩，便到处钻人群捣乱，或利用调片灯光在白幕布上扬手，制造闹剧；有时还会跑到一百多米外电影发动机那儿闻汽油味，觉得那是种独一无二的“香味”。
我的父母总是在电影放映之后才匆匆忙忙进场，看不到电影的开头，便不停地问电影名字。有时候，母亲用小手帕包一些瓜子、花生，给我们兄妹一人一把，边看电影、边嗑瓜子。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享受，我们家穷，边看电影边嗑瓜子，属于奢侈“高配”了，偶尔一两次，到今天依然忘不了。
每次放电影前，我们总要多搬几张椅子留给远处来观电影的一家人，虽然不是非常亲的亲戚，但就是因为我与这户人家的儿子性格相投，两家大人也特别热络。每次在放影前，在几百人中，我总要搜寻那家人的身影，想方设法把他们拽过来坐下看电影。这个习惯一直坚持了十几年，后来我参军了，这一“光荣任务”又落在了我妹妹和弟弟的头上。
现在，虽然大家再也不用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了，但那份温馨的记忆始终留在两家人的心头。时至今日，我们两家人也一直保留着热络不变的关系。我父母依旧在大别山里生活，他们时常去看望，每年把自己辛苦生产出来的稻米送给两个耄耋老人品尝……我时常想，电影院里虽然放的是别人的悲欢离合，但同时我们也在观看我们自己演绎着的人生故事，人间的温情与欢乐也一直在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里持续弥漫和悄悄氤氲。
大别山里看电影，跟在广州电影院里看电影，各有不同感受和思悟。其实，每个人看电影都希望从电影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痕迹、影子和情感共鸣点，看的不是电影，而是自己的成长凭据、心路轨迹和人生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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