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和军统两个特务组织哪个权力更大？从谍战剧《局中人》说开去

刚刚收官的谍战剧《局中人》恶评如潮，不过唯一的亮点，是能够侧重揭示了“中统”特务机关的能量和危害性，而不是其它神剧里面“军统”特务满天飞的情况。尤其是展现了当军统（保密局）处长沈放被怀疑身份有问题时，中统（党通局）那也是可以上门兴师问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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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大特务组织当中，中统的历史当然更长，它的前身是陈立夫1928年就成立的“党务调查科”，而戴笠的特务处直到1932年才挂牌。再加之二陈是元老、“CC系”在党政军中势力庞大，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戴笠特务处的权力和势力、以及对地下党的危害性，都远远不及升格后的“党务调查处”。

在1937年组建的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局长是陈立夫兼任的，它把两大特务组织首次整合到了一起，并且从处室名称也能看出来分工：徐恩曾的一处为“党务处”、戴笠的二处为“军警处”、丁默邨的三处为“邮检处”，包括副局长也是警察系统的陈焯，因此从职务、排序和能量来看，在1937年之前，显然是“中统”的权力更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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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老蒋扶植黄埔系的戴笠特务处，本来就是有制衡“党务调查处”的深意，他不能允许陈立夫、徐恩曾一家独大的情况出现，戴笠的势力和权力于是迅速增大，陈立夫这个局长已经很难驾驭他了。所以1938年不得不分家，徐恩曾的“党务处”独立出去升格为“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此时“中统”的称谓才正式出现。

而戴笠的“军警处”则继承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称和衣钵，也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军统”。由于处在抗日战争时期，军事情报和敌后谍战的分量加重，以及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和扶植，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的势力膨胀极快，权力也被扩张到更多的领域，除了不能插手党务以外，戴笠的军统已经渗透到军队、警察、特务武装等若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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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分工，“中统”是不可以插手军队事务的，同样，“军统”也不可以在政府机关和党务系统培养势力，老蒋的意思就是“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所以两家内斗不止。不过戴笠虽然政治地位不高，却利用老蒋的支持和战时便利，哪里都插上一脚，所以到抗战中后期，“军统”的权势滔天，已经渐有压垮“中统”之势。

其高潮事件就是在戴笠的设计下，中统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徐恩曾被“撤职查办，永不录用”。也就是说，戴笠居然把对手的实际控制人给搞掉了，因此从1938年到1945年春，确实是军统势力和权力为大。然而戴笠的一家独大，又让老蒋心生疑惧，加之陈立夫、陈诚等政敌的不断呼吁（还有唐纵的秘密报告），抗战末期又决心抑制军统的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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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有了裁减军统机构和人员的“八人小组”，然后戴笠意外摔死，然后军统被压缩为“国防部保密局”，其公开机构和大部分人员都并入了郑介民的二厅，所以保密局的势力和权力从1946年起大大缩小，只担负秘密任务。而中统则被改组为“党员通讯局”（党通局），任务性质没有变化，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双方的权力已基本对等，这也是老蒋希望看到的局面。

理论上来说，中统有权调查所有国民党员（哪怕戴笠不是，军统局绝大多数也是），属于党务机构，权力应该凌驾于其它军政单位之上，而军统不过是一个军事单位（军事委员会）的下属现役机构。但是老蒋那是独裁政权，所以真正哪家权力更大，其实是看老蒋的宠信程度，于是才出现了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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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恩曾垮台后，接手中统的是陈立夫的大学同学、老牌CC分子叶秀峰，1947年4月改名称为党通局、1949年2月再改内调局（内政部调查局），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你看《北平无战事》里面徐铁英拿出南京党部的命令时，保密局北平站也无可奈何，所以不可低估中统以及后来党通局、内调局的权力，《局中人》里面如果怀疑保密局的某某人有问题，党通局长叶秀峰一样亲自出马要人。

但是比较而言，在那三年战争中，老蒋对毛人凤更加倚重些，召见的次数也更多些，毕竟是战时状态下军情第一。再加上叶秀峰心胸狭窄和能力一般，所以也不敢公开跟保密局叫板。双方基本维持着一种权力平衡和“斗而不破”的状态，逃台后再次被整合到一起，这其实也是两大特务组织真实的关系，不要被那些谍战神剧带歪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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