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为何爆发在1937？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据了解，《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职业教育，显然是“制造强国”之本！

文：中外管理传媒社长、总编 杨光

来源：摘编自中外管理出品《10年扛与变：谁将笑到最后？》本文首发于2014年9月

这一段，反思甲午战争的文章很多。其实国人更没齿难忘的，还是甲午43年后的全面抗日战争。围绕抗日战争的研究已比较充分，而且评价日益客观。但是有一个这场战争之外的关键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重视，更缺少思考。

那就是：为什么日本要在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

是什么让日本非打不可？

我们中学教科书里会说：第一，日本政府早就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并有战略规划；第二，日本政府希望用战争来转嫁1920年代末严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尖锐社会矛盾。但细推敲，其实都不全面。“日本野心论”只能证明侵华之早晚必然，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1930年代，而不是之前或之后；而“转嫁危机论”貌似对战争的爆发时间有了解释，但依然存疑：众所周知，那次经济危机集中爆发在1929～1933年，而日本为什么要在危机过后4年才去“转嫁矛盾”呢？显然，这些分析的偏颇在于只剖析了日本，却忽略了另一方：中国。

因为日本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说“来不及”？在于日本自1894年甲午战争、1905年日俄战争、1910年日韩合并后，确立了东亚霸主地位，而中国一直处于腐败、贫困、割据和动荡中，弱态毕显。但是，我们多年一直忽视的是：从北洋时期到抗战爆发前的20年，中国经济特别是民族工商业，其实取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1927-1937年，在列强一片凋敝中，中国工业成长率却达到7.7%以上，并陆续收回大量租界及权益，而有“黄金十年”之誉。

我经常问那些熟读中学教科书的朋友：“东方的巴黎”上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结果哑然。因为课本里没说，抑或不愿说。其实“大上海”的崛起，就是20世纪前30年民国经济迅猛发展，进而国力迅速提升的一个亮丽名片，和坚实写照。

是的，1930年的中国虽然仍不强大，但已不是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下的中国了。一千年都跟在中国屁股后面的日本，好不容易压倒中国站到了亚洲老大的位置上，它怎么可能坐视这个沉睡的“手下败将”迅速国力恢复，重新威胁乃至抢回龙头位置呢？而到1936年，又正是民国以来经济最好的一年。于是，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现代化戛然而止。

是什么在决定战争胜负？

我想和大家探讨的，并不是战争，而是追问：中国在貌似兵荒马乱（至少在我们印象里）的年月里，为什么会有让日本人“寝食难安”的经济成长？经济快速成长，当然来自工商业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中学教科书虽不肯正面论述，却从侧面佐证了——占去书本大量篇幅的工人运动，恰恰说明了中国民族工商业在20世纪前30年的快速发展。

那么，又有一个问题了：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夹缝中的中国，盛产的应该是鲁迅笔下的愚昧阿Q和木讷闰土，从哪儿来那么多干练的产业工人？

这就不能不提三位大人物。

一位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先生之所以名垂青史，并不在于他在培养出了多少“状元”和“博士”，而在于他使得多少两手空空的赤贫百姓，拥有了生存的技能。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陶行知很快就发现，从传统教育体系培养出的学生，往往到社会上因身无实技而无法立足。一毕业即失业的现状，让四处奔走苦苦说服那些穷困家庭让孩子上学的陶行知充满了负罪感。痛定思痛，他意识到真正的教育不是子曰诗云，更不是标准答案，教育应该切实解决民生，切实推动经济，即“生利”。“好教育应当给学生一种技能，使他可以贡献社会。换言之，好教育是养成学生技能的教育。”基于此，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工学团”，“工”即是生产。他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而职业教育，必须以职业岗位为切入点，以职业活动为导向，实现职业教育与实际工作的无缝对接。

山海

另一位，是一位大企业家、大管理学家穆藕初。《中外管理》2010年第5期曾做过封面介绍，他是中国最早将泰罗制科学思想引入中国并加以实践的大人物。他的“大”，不仅在于他在自己的棉纱企业里率先实践科学管理，而且还与陶行知等民国精英有殊途同归的认识与行动——1917年捐出巨款，与1907年首开中国职业教育先河的张謇，以及黄炎培、蔡元培、梁启超、陶行知等48人共同发起了影响深远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中穆先生将为祖母祝寿的礼金用于了建造该社大楼。他指出：要说到财富应该如何使用，才是对国家社会最有意义的，我所认同的就是教育。可为呼应的是，之前日本人将甲午战争所获得的2亿两白银赔偿，绝大多数也用在了教育上。

穆藕初所践行的道路，得到了另一位更大的人物，“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杜拉克（也译作德鲁克）的佐证。杜拉克曾在评价泰罗制时指出：科学管理最大的价值，并不是改善工厂现场的运营效率，而是用在职业教育培训上——使得具有同等技能的工人可以大批量产生。进而同样围绕战争，杜拉克更有惊人结论：“二战”纳粹的失败，不是失败于气候、石油或巴顿，而是败于美国先进的培训体系。

因为泰罗制使美国可以迅速培养出大批技工去熟练操作机器进行大批量军需生产，从而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而这，是纳粹德国当时不具备、之前更从没预见到的。

是什么成就了“德国品质”？

德国人虽然在职业培训上一度失算，但最终他们正是靠着随后建立起来的坚实职业教育体系，使“德国制造”最终笑傲全球。可以说，陶行知一生所“知”的，正是德国人半世纪所“行”的。

在2014年6月考察德国精密制造业时，我们了解到：与中国截然相反，在德国，熟练技师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非常高。而培养熟练技师的职业教育培训，则非常看重课堂与车间的对接。学生在校的一半时间，其实都在工厂实习。

因此，德国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已是可以直接上手的熟练工人了。这也与中国应届生“眼高手低就业难”对比强烈。于是，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感慨：“同样的设备，同样的流程，我们工人做出来的产品，和人家德国工人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而优秀的“职业教育”，不仅仅意味着技能，更包括素养。

讲一个故事。就在考察德国时，我们荣幸受到了我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的热情接待。在造访结束时，梁建全总领事和邢伟平副总领事一起站立在大门前，坚持目送我们一行离开。深受感动之余，我们不忍继续占用他们宝贵的时间，于是就通过翻译告诉德籍司机赶快开车。谁想，这位“方脑袋”就是不理睬，而是坚持埋头做当天驾驶数据和未来行车路线的录入。直到他做完了，才从容发动了马达。那一刻，我想了很多……

我们可以基于中国文化的“灵活”，去埋怨德式思维的“呆板”。但是我们更应该反思：开车直接事关安全，面对“人命”，难道“礼仪”是更重要的吗？推而广之，面对“有条不紊”做完一件再做下一件，难道“随意多变”是更能实现运行效率和品质保障的吗？

就在回国途中，我在飞机上看到《华尔街日报》在敏锐地报道习近平、李克强两位中央领导“前所未有”地强调要改善中国落后的职业教育，并由衷地高兴。因为我坚信，职业教育将决定未来“中国制造”能不能像一个世纪前“德国制造”一样摘下“伪劣次品”代名词的帽子，而成为顶级产品的象征；同样，也将决定假如再与日本沙场相逢，中国能不能一雪甲午前耻，成为21世纪无可争议的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