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方国家大批民众拒绝接种疫苗？看完这篇也许就明白了

在全球新冠抗疫战中，中国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新冠疫苗接种已破22亿剂次，国内疫情态势稳定。

国外疫情水深火热，与此同时，反疫苗接种的声音却不绝于耳。

其实，西方民众间的"疫苗反对"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形成气候”。早在1885年，英国的莱斯特城就曾爆发过10万人规模的反对游行。

2018年6月，意大利新政府废除《疫苗法》相关规定，不强制儿童接种10种疫苗。新任内政部长萨尔韦尼表示，接种疫苗“毫无必要而且危险”。在这种法规政策的助长下，意大利在后来的新冠疫情中全面瘫痪。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欧美国家的民众即使在疫情惨重的背景下，也会拒绝接种疫苗？

其实，疫苗接种的问题非常复杂。它关乎信任——对从事疫苗事业的人的信任、对公权力的信任、对科学的信任。本质上，它关乎人。

它不仅涉及人类健康，政治经济，还涉及身体的“主权性”、人类对未知和过往经验的非理性恐惧等哲学的、心理的、伦理的因素。

《疫苗竞赛》一书的作者梅雷迪丝·瓦德曼，向我们道出了人类在与传染病抗争过程中的很多为今天的我们所憎恶的“黑历史”。

道德评价也许会因国别、地域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别，但人性的善恶、光辉和弱点，人类共通。

作者：梅雷迪丝·瓦德曼

01

风疹放过了母亲

却没有放过女婴

1964年10月9日，一名女婴诞生在费城综合医院里。她是早产儿，在母亲怀孕大约32周时来到人世。她体重3.2磅，身体发青，毫无精神，也没有呼吸。她仅有的生命迹象就是缓慢的心跳。然而，她还是顽强地活了下来，她17岁的母亲也给她取了名。

一个月后，这名女婴仍然在住院。医生用听诊器听到她的心脏里有粗重的杂音。胸部X光检查显示，她的心脏有个小洞，无法高效地泵送血液，因此肥大得很厉害。医生还注意到，她目光呆滞，不聚焦。于是他们叫来了眼科医生，检查后发现她患有白内障，双眼失明。后来，尽管没有进行正式的听力测验，但其他迹象表明她双耳完全失聪。

1965年1月，这名3个月大的女婴在接受手术，治疗了其中一只患白内障的眼睛后，被母亲带回了家。九天后，她又因为腹泻回到了医院。她住院接受治疗期间，呼吸系统反复感染。她增重困难，这种情况在有同样心脏问题的婴儿身上很常见。

1965年7月，在发现她心脏上还有一处缺陷后，心理医生对她进行了评估，确定她虽然已经有9月龄，但发育水平只与两三月龄的婴儿相当。她坐不起来，也抓不住放在手里的东西。

女婴如果想活下来，就需要接受心脏手术。就在她1岁生日前，外科医生在她的胸壁上划开一道7英寸长的切口，修复了心脏。手术后她继续住院。慢性呼吸系统感染仍未痊愈。

1966年2月18日凌晨3：30，这名只有16月龄、11磅重的女婴因肺炎去世。在短暂的生命里，她只有九天不是在费城综合医院度过的。

在把女儿送回医院时，年轻的母亲给医生提供了一些信息。怀孕一个月时，她患过德国麻疹，也就是风疹。

02

疫苗制备的瓶颈：细胞

1960年代初，对于包括风疹病毒在内的各种病毒——病毒是具有传染性的微小介质，会入侵细胞，利用细胞的系统进行增殖——人类的研究日趋成熟。

拥有新工具的生物学家争先恐后地从感染者的咽拭子、尿液，甚至器官碎片中捕获各种病毒，放在培养皿中培养。在实验室中分离出病毒，使得研制抗病毒疫苗成为可能，而抗病毒疫苗的研制，又使得对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等常见的儿童疾病，以及肝炎等不那么常见的致命疾病的防治有了巨大进步。

疫苗接种的原理很简单：一个人注射或者吞服特别少量的某种病毒——可以是灭活的病毒，也可以是减毒的活病毒——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他以后接触到野生的、具有致病性的这种病毒，抗体就会攻击入侵细胞的病毒，阻止它们致病。

然而，原理虽然简单，但制备有效的疫苗却绝不简单。1960年代初，才发生不久的多起悲剧能充分说明这个事实。

1942年，多达33万名美国军人暴露在乙型肝炎病毒的威胁之下，原因是他们接种的黄热病疫苗遭到用于稳定疫苗的血浆污染。一些血浆的捐献者携带了乙肝病毒。接种过受污染疫苗的军人中，约5万人患上了危险的乙肝，有100至150人因此丧命。

1955年，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卡特制药公司生产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包含活体致病病毒，导致192人瘫痪，其中包括许多儿童，10人死亡。参与监管卡特公司制药流程的所有高级别政府雇员，上至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与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都因此丢掉了工作。

1961年夏，美国人得知，用于制备著名的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肾细胞里通常含有猿猴空泡病毒40（SV40）。数千万美国儿童已经注射了受污染的疫苗，而在陪审团还未确定受污染疫苗对健康的长期影响时，未知风险就已经让美国及其他地方的监管者忧心忡忡了。

海弗利克在威斯塔研究所实验室查看正常的人胎细胞

1960年前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研究院海弗利克，开始了一个宏伟的实验计划——他希望能够培养一批将会革新疫苗研制的正常人类细胞。

02

野心和成功

海弗利克的上司正是赫赫有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研究先驱——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然而，这位著名的科学家显然没有注意到年轻小伙的才华和野心，海弗利克仅是被雇佣来为研究所的骨干生物学家提供一瓶瓶实验室培养的细胞。

1962年6月，一个下着蒙蒙细雨的早晨，海弗利克像往常一样来到威斯塔研究所上班，平静外表下创造一项新纪录的野心在蠢蠢欲动。他等待一个机会已经好几月，而这一天，这个机会就在眼前了。

研制抗病毒疫苗需要细胞，因为病毒在细胞外无法增殖，而且，生产疫苗也需要大量的病毒。而现在，两叶泡在粉色液体中的紫色的肺，即将抵达实验室。这正是他准备用于研究新型细胞的器官。它们放置于冰块上，来自遥远的斯德哥尔摩。赠送者是科普罗夫斯基的一位同僚——一位顶尖的病毒学家。

几天前，一位生活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妇女做了堕胎手术。尽管大多数瑞典医生都不赞成堕胎，这位怀孕十六周的妇女还是找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妇科医生为自己做手术。她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而且丈夫是个酒鬼。

手术后，八英寸长的女胎包裹在无菌的绿布里，被送到斯德哥尔摩西北部的国家细菌学实验室里。实验室所在的这栋建筑里还养着用于研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猴子，被戏称为“猴屋”。由年轻的医学生解剖出流产胎儿的肺，寄送给威斯塔研究所。

海弗利克坚信，与经常携带着许多潜藏病毒的猴肾细胞相比，正常人细胞在用来制备抗病毒疫苗方面更洁净、更安全。

他知道自己所处的这个岗位很“特别”，有信心生产出能够持久供应的正常人细胞。为此，他已经花费了三年时间来完善实现这个目标的生产流程。

海弗利克带着装有小片肺叶的瓶子，走进了无菌室。他拿起镊子，先在酒精里浸泡，再用本生灯灼烧。镊子冷却后，他轻轻地将两叶肺依次从瓶子里取出来，放在皮氏培养皿上。两叶未发育完善的肺每叶至多只有半截拇指那么大。他组装了两把手术刀，调整好它们的相对角度，开始细心地把肺叶切碎。他一直把它们切成了针尖大小的无数碎片。

海弗利克轻轻地将这些碎片推进广口烧瓶里。烧瓶里的半透明粉色液体看上去很纯净，但是其中充满了从处死的猪体内提取的消化酶。这些生物钻机会凿碎细胞之间的“砂浆”，将数百万细胞释放出来。

随后，他将得到的细胞转移到几个方形玻璃瓶里，再往里面加入营养液。他把这几个瓶子装到托盘里，送去实验室旁边的孵化室，小心地关上门离开了。

细胞开始分裂。而海弗利克早已经为它们取好了名字：WI-38。

年轻的WI-38细胞装在安瓿瓶中冷冻 1962年

在1962年这个久远的夏日，海弗利克建立了WI-38细胞系，这些细胞被用来生产疫苗，接种给超过3亿美国人，其中半数是学龄前儿童。一些使用海弗利克开创的方法制备出来的细胞，被用来生产了另外60亿支疫苗。

所有这些疫苗保护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免受一系列病毒性疾病的侵扰，包括风疹、狂犬病、水痘、麻疹、脊髓灰质炎、甲肝、带状疱疹，以及常见于近距离接触中由腺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美国的每名入伍新兵——自1971年以来有超过900万人——都要接种用WI-38细胞生产的腺病毒疫苗。）

03

人性的弱点：利益的争夺

海弗利克在1962年夏冷冻了800支装着WI-38细胞的安瓿瓶，每个瓶子都容纳着300万到400万个细胞。这些细胞在冷冻时不会分裂，但是在解冻后——即使过了几十年——仍会顽强地开始复制。而且，平均每个细胞都能够分裂大约40次。依照海弗利克的计算，这800瓶细胞，实际上可以无穷无尽地使用。

巨大的细胞储备量，使WI-38细胞在制备疫苗外还用于癌症研究，成为了第一种可供科学家探究细胞生物学奥秘的非癌正常细胞。因为对许多病毒易感，所以在更先进的技术还未出现的1960年代，它们对于追踪病毒的疾病侦探来说很重要。

如今，生物学家在需要正常细胞来对照癌细胞，或者来测试可能推出的新药是否有毒时，仍然会使用WI-38细胞。这些细胞还长期用于老化研究，因为它们在实验室器皿里的老化过程很可靠。它们得到了科学史学家的高度关注，最初装WI-38细胞的安瓿，以及装用WI-38细胞制备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安瓿，都被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收藏。

然而，很快这些炙手可热的生物医药资源就成为了各方力量追逐的热点。1960至1970年代，围绕WI-38细胞，在各方力量之间展开了一系列争端。

最初争论聚焦于用这些细胞来制备疫苗究竟是否安全，后来争论则指向了所有权的问题。海弗利克对这些细胞有着超乎寻常的占有感——他曾经说它们就像“我的孩子”——这促使他带着所有WI-38细胞傲慢地逃离威斯塔研究所，去了3000英里外的斯坦福大学任职。他的离开惹恼了威斯塔研究所的所长科普罗夫斯基，因为科普罗夫斯基有自己的计划——他想用这些细胞赚钱。

海弗利克的逃离最终引来了曾资助他研发WI-38细胞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这场调查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到1970年代后期，在激烈的所有权争夺战中，对于谁可以用生物学发明挣钱这个问题，人们的态度和国家的法律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前，人们对于生物学家普遍的期望是领一份不错的薪水为着心中的更高愿景努力工作，而在短短十年间，这些生物学家所任职的大学、研究机构及政府已经开始鼓励他们将发明成果商业化，为任职的机构、美国的经济，以及他们自己谋利益。

制药巨头默克公司，通过使用WI-38细胞生产风疹疫苗赚了数十亿美元——风疹疫苗是美国婴儿和学龄前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确保每年注射疫苗700多万支，这并不包括在其他4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和使用的疫苗。

直到1980年代末，威斯塔研究所还一直因源源不断地获得丰厚的专利使用费，其源头就是使用WI-38细胞研制的多种疫苗，包括一种经大幅改良后风险降低了的狂犬病疫苗。

04

进步与倒退：伦理的反思

WI-38细胞的故事所涉及的远不止金钱。

它还涉及那位没有发声、身份不明的瑞典女性：在没有得到她同意的情况下，她的胎儿被用来制备WI-38细胞。

它涉及那些临终患者和弱势群体：科学家们为了验证WI-38细胞不会致癌，将细胞注射到临终患者的手臂上，而黑人早产儿被用作脊灰质炎疫苗实验。

它涉及疯狂的科学家和没有硝烟的政治斗争：科学家斯坦利·普洛特金使用WI-38细胞研发更优的风疹疫苗，在费城大主教的默许下，用那些1-3岁的孤儿试验风疹疫苗。

它涉及人，所有为疫苗牺牲、即将使用它或反对使用它的人，以及那些研发、生产、销售疫苗的人：反堕胎人士一如既往地对任何使用人胎细胞制备的疫苗都怀有深深的道德憎恶！

它还关乎讽刺：风疹疫苗防止了数百万例流产、死产和婴儿死亡，而生产这种疫苗的细胞却来源于一个流产胎儿！

这些令人噤声、逃避面对的疫苗试验大部分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文明岌岌可危的战争时期，美国医学界盛行着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心态，要尽力保障前线士兵的健康。每个人都要为这项事业贡献力量，甚至包括福利机构中那些身体有严重缺陷的人。

战争结束了，这种心态却没有结束。

战后二十年，以及在1970年代的几个案例中，医学研究人员还在用人——他们几乎都是弱势群体——来做实验，这让他们患病，有时甚至死亡。

人们认为，这些科学家也自认为，他们参与了击败疾病的英勇战斗。他们雄心勃勃，锲而不舍，还从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了丰厚的资助。而且，他们也取得了成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其后二十年中，儿童死亡率明显降低，主要是因为抗击传染性疾病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直到1966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意义深远的论文，揭露了许多实验给弱势人士造成的伤害，于是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新的保护措施。

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要求，当事人知情同意后才能参与由美国政府的卫生机构资助的研究项目，而研究人员得到一个独立委员会的批准后才能进行人体实验，这个独立委员会负责审查实验参与者面对的风险和收益。

后来，这些保护措施得到加强和扩充，并且写入了美国法律。如今，针对受试者的保护体系并不完美。实际上，该体系有严重的缺陷，受到激烈的批评。但是，比起半个世纪前那种无力的状况，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

我们不可能将人类剥削的历史从战后研发的疫苗和药物中剥离。我们也绝不应该回避这些可怖可憎的事实。

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

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那些儿童和无名人士，仅有的办法就是继续使用疫苗来预防疾病，从而让他们的牺牲和贡献变得有意义，以此来告慰良心。

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实施和完善保护受试者的法律法规，确保不会再次出现类似的虐待行为。在评判那些利用弱势群体来增进人类健康和促进自己职业发展的人时，我们要记得他们受到其时代的局限，正如我们也生活在自己的时代中一样。

与抨击他们相比，更有用的做法是自问：有哪些我们今天所做、所接受、所避而不谈的事情，会让我们的孙辈在看待我们时质问，你们当时怎么能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作者：梅雷迪丝·瓦德曼

本文摘选自《疫苗竞赛：人类对抗疾病的代价》，译林出版社，罗爽/译，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