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驾机起义，后“误杀”我军处长，周恩来大胆批准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受阅飞机示意图

前言

建国前后，一些国民党飞行员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追求真理，向往光明，毅然摆脱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接连不断地驾机起义，投向人民的怀抱。

杨培光便是继开国少将刘善本之后，在辽沈战役的序幕刚刚拉开的时候，便驾驶P-51战斗机从北平南苑机场起义的。

此人原本已是国民党空军部队的一名飞行军官，但因一个特殊事件，使他毅然离开国民党队伍，回到了共产党的怀抱。可就在起义后不到三个月，他却意外“误杀”了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方华。但最后还是经过周恩来的特殊批准，成功参加了开国典礼上的战机受阅。

杨培光

今天的正史观察，我们就来聊聊1949年开国大典上受阅飞行第2分队的领队飞行员——杨培光的故事。

参加陶铸同志的训练班

1919年8月26日，杨培光于湖北省应城县出生，汉族，祖辈以种田为生。到了祖父时，家里除了种田外，还开了一个做豆腐的小作坊，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

后来，因家中连续遭遇灾祸，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到杨培光上中学时，父母只得靠借高利贷替他交学费。

杨培光的乳名和在小学读书时的名字叫做杨天贵，因为高小未毕业要跳级考初中，就用他叔叔杨培光的小学毕业证去报了名。在家结婚时又取了个大号叫杨天藩。

杨培光初中毕业时，离家到汉口当了半年国民党的宪兵，但他觉得没有意思，就从宪兵团开小差回了家，从此就再也不用“杨天藩”这个名字了。虽然家里人和亲戚朋友都称呼他“天贵”，但对外则始终用杨培光的名字。

应城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儿童团闹得很红火，土地革命时期贺龙的红军曾在这一带活动。1937年4月，应城县中共党组织开办了一个失学失业青年训练班，是陶铸和当时湖北省建设厅长李范一主办的，杨培光报考被录取了。

陶铸

在训练班里，教师常讲一些时局形势和青年如何爱国的问题，杨培光在此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头脑中开始有了国家、民族的观念。

同年9月，训练班结束后，经老师介绍，杨培光到武汉大学工学院工厂当学徒工，有了固定工作。可好景不长，日本侵占上海后，武汉大学被迫迁往四川，工厂停办，杨培光又失业了。

这时，杨培光才切身地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种种苦难，开始仇恨日本鬼子了。于是，杨培光决定去参军，一来可以报效国家，二来也可以解决自己的就业问题。

侵华日军和跪着的百姓

那时在武汉可以报考的单位很多，如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中央航空学校、机械学校，还有陕北的抗日大学，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学等等。杨培光先报考机械学校，没有考取。后来又报考中央航空学校的飞行生（即飞行学员），这次被录取了。

1937年12月，杨培光入伍来到湖南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这里环境美好，游人如织。

第二年3月的一个星期日，中午时分，天空突然出现了9架日本鬼子的飞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岳麓山旁到处都是瓦砾、死人，景象惨不忍睹。杨培光看到这些，更加激起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立志要尽早学会飞行本领，替死难的同胞报仇。

1938年10月，杨培光正式进入成都中央航空学校军士分校学习飞行。1940年毕业，分配到飞行部队当飞行士，即士官飞行员。

飞行学员们

那时，国民党空军飞行士与飞行员的待遇大不一样。比如说，飞行士只能剃光头，飞行员则可留分头；飞行士在士官灶就餐，飞行员则在空勤灶就餐。而飞行士和飞行员都是从事飞行工作的，因此相互隔阂便越来越深。

有一次看电影，飞行士们在前面席地而坐，而飞行员则坐在后面舒服的椅子上。电影上映后，杨培光等人上厕所，影响了坐在后面看电影的飞行员，有的飞行员便破口大骂飞行士。于是，飞行士和飞行员之间大打出手。第二天，飞行士集体罢飞，不上机场参加飞行。

这时，正赶上第一夫人宋美龄来飞行基地劳军，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蒋介石联系，决定飞行士和飞行员在生活待遇上一律平等：可留分头，吃空勤灶，够条件的一律提升为飞行军官。

蒋介石与宋美龄

杨培光因此很快就提升为飞行军官。他先后驾机参加对日作战30多次，立有战功。如1944年初，日寇进攻衡阳时，杨培光曾驾战机轰炸日军江上补给线，几度出生入死。

1944年10月4日，杨培光与张慕贤结婚，生有7个子女。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培光看到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内战，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愤慨不已。但促使他驾机起义投奔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原因，还是贩卖“黄色炸药”。

被“黄色炸药”事件“逼上梁山”

杨培光曾在自传里写道：

“说起来咱是逼上梁山的。”
“如果要说是什么人介绍我参加解放军的话，那就是黄色炸药，就是国民党军法科的法官。”事情是这样的。

TNT炸药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地盘越来越小，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3个孤立无援的据点，这样陆上交通就断绝了，生活用品极为匮乏，各地物价极不平衡。国民党空军的很多人，就利用自己飞行的便利大做买卖，香烟、金条、西药等物品，哪里价格高他们就往哪里运，从中图利。

在东北一些大城市里，日本投降后丢下了许多“黄色炸药”，即TNT，用一盒香烟就能换半面粉袋TNT，用飞机捎到北平就能一本万利。

杨培光所在的飞行中队，包括他和中队长在内的许多人都参与了“黄色炸药”的买卖。因为从东北运到北平、天津，可以弄到大钱的就是黄色炸药。

在沈阳买北京卖，杨培光搞个几次赚了不少钱。由于担心黄色炸药贩卖到共产党手里，所以这在当时是犯法行为。正巧沈阳城防司令部抓住了一个倒卖黄色炸药的商人，在审讯中他供出了杨培光的名字。

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随后，沈阳城防司令部几次传讯杨培光，叫他去谈谈情况。当时沈阳形势紧急，作战任务繁重，飞行中队推脱时间紧、没有空，未能让杨培光去。以后，沈阳城防司令部也不再追查了。

辽沈战役开始时，杨培光所在飞行中队驻守北平南苑机场，当时他任上尉分队长。1948年9月23日，正是济南解放的前一天，下午1点多，杨培光驾驶P-51战斗机从济南前线执行侦察任务回来。刚吃完中午饭，他想睡个午觉，却看见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的人，腰间带着手枪，由中队长陪同坐着吉普车来宿舍。

过了一会儿，中队长把那个家伙留在他的房间里，自己出来找杨培光，并且把一份要传讯杨培光到军法科去审问的公函交给他看。

杨培光看完后说：

“我走了！”

同杨培光关系密切的中队长关切地问他到那里去，家里怎么办？杨培光回答说：

“我自然有地方去，只是家里请你们照顾一下。”

国民党某空军机场

其实因为倒卖黄色炸药的事，很多人都有份，所以中队长也不便把杨培光怎么样。只是说：

“你考虑考虑吧，我把那个人留在房间里谈谈。”

杨培光没有回房间多穿件衣服，只拿了一张地图、一顶飞行帽、一个保险伞，就自己开着汽车上机场了。一到机场，杨培光就问机械士：

“飞机上的油弹加好了没有？”

机械士告诉他，全都加好了。

“我要把飞机滑到值班线上去！”

说完，杨培光就登上飞机，立即开启发动机，连飞行帽、保险伞都没有扣好，飞机滑进跑道就起飞了。这时，耳机里传来了指挥室的追问：

“你是谁？为什么上跑道？”

杨培光不作回答。起飞后，杨培光低空绕过北平城，一直向北飞行，到了顺义机场上空，又听见无线电里叫起杨培光的名字来，先是作战科长、大队长，最后副司令官陈嘉尚也叫开了，都是叫他回去，一切由他们负责，保证回来无事。可惜那时慌忙中杨培光忘记带上话筒，不然还真要痛骂他们一顿！

后来，他们又派飞机追击，但是把方向搞反了，往南追到石家庄去了。

杨培光原想到东北辽源机场着陆，但由于遭到地面炮火射击，就改变主意向四平飞去。天黑前，杨培光才飞到了四平机场上空，着陆时已经看不清跑道了，便打开了着陆灯。地面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并不知道这是架起义飞机，落地前曾开机关枪射击，幸好没有打着飞机和人。飞机落地后，解放军们得知他是起义来的，杨培光立即受到了热诚的欢迎。

当时，陶铸是东北一个省的书记兼军区政委，他听到杨培光归来的消息特别高兴，立即派人将杨培光接到白城县城，亲自接见并亲切交谈。原来10年前在湖北省应城，杨培光曾与陶铸相识,这次再次相遇杨培光心情激动。陶铸政委表彰杨培光驾机起义是背离黑暗，追求光明之举，鼓励他当好人民的飞行员。

陶铸夫妇和毛泽东

随后，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1000多人，冒着会被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在四平剧院召开了欢迎大会，祝贺杨培光驾机起义归来。

那时，东北老航校正急需飞机培训飞行学员，便立即派人赶赴四平接收起义人员和飞机。杨培光由驻军安排，飞机则由部队现场看守。在既无牵引车又找不到平板火车皮的情况下，只好动员当地军民把这架飞机隐蔽在附近的农村。待长春解放后，这架飞机才用火车运到了牡丹江航校。

杨培光则在哈尔滨东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休息了一段时间,同年12月被任命为东北老航校飞行教员。

新中国最早的试飞员

1948年冬天，沈阳解放后，以东北我军第一所航校的地勤干部为主，组建了沈阳飞机翻修厂（后来112厂的前身），专门翻修各地缴获国民党空军的P-51战斗机。

美制P-51野马战斗机

为了尽快组建第一个防空飞行队，中央军委航空局向沈阳飞机翻修厂下达了加快翻修P-51的任务。因此，杨培光到达牡丹江航校没有过夜，就由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刘善本率队赶到了沈阳。

到达后，只见北陵机场南停机坪上整齐地摆放着3架刚刚修复好的P-51战斗机。地勤人员已经提前两个小时把飞机所需的油、气、电，全准备好了，经过地面试车，一切都处于良好状态，万事俱备只等试飞。

杨培光目睹了地勤人员试车的全过程，他请地勤人员把飞机发动机试车的各种数据，如转速、压力、温度等，向他介绍一下。地勤人员一字不漏地一一做了回答。杨培光从心里感到：这样的地勤人员维修的飞机信得过。他觉得自己好久没有飞行了，很想飞，当即主动要求承担试飞任务。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满意地点头同意，并特意举行了隆重的首次试飞典礼。

P-51战斗机

机场上数百名飞机翻修厂的职工和参加试飞典礼的首长，都瞪大双眼看着P-51战斗机的一切动态。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空军开天辟地首次组织战斗机飞机试飞，杨培光应该是人民空军的第一个战斗机试飞员。

只见杨培光熟练地把飞机滑进跑道南头，又从南头滑到跑道北端，先进行地面滑跑试验。机场塔台无线电里传来他的声音：

“飞机、发动机工作良好，请求起飞！”
“可以起飞！”

经指挥员同意，在一阵雷鸣般的吼声之后，杨培光驾驶飞机冲到4000米的高空，连续做完了几套特技动作，每做完一套特技，都报告：

“工作良好。”

P-51野马战斗机

约40分钟后，飞机平稳着陆。很多人围着飞机问杨培光在空中的情况，他只是说：

“还可以，还可以！”

接着，杨培光又试飞了第2架、第3架，其评语都是“还可以”。

大概这3个字就是杨培光最满意的形容词了，这3个字也让在场的人喜出望外了。因为一些国民党空军遗弃在各机场的破烂，正是经过沈阳飞机翻修厂七拼八凑，一批批地翻修，一批批地试飞，一架架地从沈阳空转飞往北平南苑机场，成为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仅P-51飞机最多达到19架。

驾机滑行意外撞死航空处长

1949年8月的一天，东北老航校领导通知杨培光乘运输机赴北平南苑机场，到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报到。杨培光想到自己从那里驾机起义到东北解放区还不到一年，现在又要重返北平了，心情无比激动。

南苑机场

一下飞机，杨培光看到机场的营房、设施虽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这里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机场的天更蓝，树更绿，阳光更明媚。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的队长徐兆文、政委王平阳待人特别亲切，大家关系很融洽。

8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成立，杨培光被任命为飞行中队第2战斗机分队分队长。

同年10月1日，杨培光驾驶自己试飞出来的飞机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飞行时，仍为空中第2战斗机梯队分队长。说到杨培光参加受阅飞行还有一段插曲，令他终身难忘。

1949年6月28日上午9时，东北老航校1大队2中队在东北公主岭机场改装P-51的飞行训练结束，教官杨培光准备操纵P-51飞机从机场滑行道滑行回机库。

南苑机场

华北军区航空处长方华原来在这架飞机上，与教官杨培光交流操纵此种飞机的经验，当该机开车要滑走前，方华即披着大衣离开飞机由滑行道北侧向南横行通过。

由于是改装学习，方华特别用心，他一边走路还一边阅读P-51飞机操纵讲义，当走到滑行道中央时，因机械主任田杰、教官杨培光均未能注意飞机前面已拿去轮挡，飞机即向前滑行20米左右，待方华发现飞机向自己滑走，已来不及躲避，方华当即被螺旋桨（螺旋桨转速为1分钟1500次）打中，伤处为由右上胸至左肩全部，右腰至左腰两处，当即牺牲，造成一起极其严重的地面事故。

事故发生后，航校副政委薛少卿等即从长春赶到公主岭，着手处理善后工作，并进行调查此事情的真实情况。

方华烈士纪念碑

方华同志年仅33岁，出身贫苦之家，童年时期给地主放羊，13岁就参加了革命，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身经百战的长征老干部。方华曾任红30军88师267团政委，在西路军西征的石窝战斗中，267团掩护全军后撤,绝大多数指战员壮烈牺牲。方华与敌人拼到最后纵身跳下山崖,幸而未摔死，在一个山洞里躲避数日，待敌人撤退后，历尽艰辛化装回到延安。1938年受党派遣赴新疆学飞行，是一位飞行事业心很强的领导干部。

建国前夕，方华担任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为了创建人民空军，方华同志向军委代总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写报告，请求批准参加驾驶P-51飞行训练，得到聂司令员的同意。

而那时候的杨培光则只是一个驾机起义还不到一年的飞行员。

当时，干部、战士对此事都十分气愤，但当时的东北老航校以及军委航空局领导，通过亲自驾机调查研究，做出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处理结论。考虑到P-51战斗机起落架是后三点式的，即前面两个大轮胎，后面一个小轮胎，在地面滑行时飞机抬着头，不便观察，以至地面试车时要专门发“离开螺旋桨”的口令，才准于起动。

方华烈士简介

当时一些规章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航校党委在听取群众意见，冷静思考后认为，这次事件不是政治性的，是飞行组织不严，飞行员马虎大意观察不周造成的，属于偶然误伤致死，遂把事故定性为行政责任事故。

据此，组织上决定给杨培光行政上撤职处分，同时保留其飞行资格，鼓励他继续做好工作。

周恩来大胆批注参加开国典礼

杨培光一生其实有很多值得引以自豪的事情，比如他驾机起义，不仅自己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也为“黄色炸药”事件承担了责任，使当年不少在国民党空军工作的同伴得到解脱，为此上世纪末常有台湾老兵专程来看望他。

林虎（左）、杨培光（右）

起义后，杨培光首次参加试飞翻修的P-51战斗机，并且驾驶自己试飞岀来的飞机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曾经带教过的飞行员林虎、孟力、阮济舟等，后来都走上了人民空军的领导工作岗位等。

然而，也始终有个阴影伴着随着他，成为“终身的一大憾事”，就是他驾驶的飞机螺旋桨意外打死了方华同志。

后来，杨培光在《自传》中，再一次谈到自己的认识：

“无论如何我不是有意要打死方处长，旁人不相信，可我自己是肯定的。”
“我认为最后找出的根源也只是一个，那就是在工作中不在乎，粗枝大叶。”

杨培光列举了方处长的革命经历后说：

“这样一个同志牺牲在自己同志的工作错误当中，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这种损失是无法估计，无法补偿的。”

此次事故后，不足3个月就面临着开国大典，对杨培光能否参加受阅飞行的问题，军委航空局还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请示报告，后经周恩来的批准，还是大胆地让杨培光参加，并且担任受阅飞行分队长机，胜利地完成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飞行任务。

周恩来

1950年7月26日，南苑飞行中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独立第1驱逐大队，下辖2个飞行中队，1个机械中队，杨培光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空缺）。

1951年1月，杨培光任空军某航校飞行检查员。3月，任空军军训部飞行检查员。以后还去河北省沧州空军某航校任过职。1959年6月，任空军某航校3团副参谋长。1962年7月停飞。1977年12月，任空军某航校副参谋长。1982年12月按师职干部待遇离休，曾经是河北省政协委员。

1949年开国典礼上的飞机

2001年4月17日，杨培光在北京病故，享年82岁。

参考资料：
《飞过天安门：寻访新中国开国大典受阅飞行员》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