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士背着刘少奇领了两年补贴，刘少奇得知后坚决不同意：我要退赔

前言

刘源是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儿子，回忆起父亲时，他说：“父亲很少和家里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常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

家风严明

刘少奇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十分严格，他严于律己，家风严明。

为培养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那时，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能看到一位骑着木板包厢三轮车的老师傅，把刘家的三个孩子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中南海西门对面，住在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孩子。

然后，每到星期一的早晨，还是由这位老师傅把这群孩子再送回到学校。

在王光美亲生的四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铅笔铁皮盒，是姐姐用过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即便这样也没有换新的，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刘源上三年级以后，刘少奇就提议说：“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得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霖都认为刘少奇的这个建议很好，最后大家一致决定：上四年级以后的孩子不再乘三轮车，给孩子们买月票。从那之后，孩子们就自己去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倒10路公共汽车上学。

上学期间，虽说孩子们在学校不用为吃穿发愁，但也绝对算不上有多么宽裕。当然，在孩子们身上再增加一些开销也还是有余地的，可刘少奇夫妇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和普通群众的生活有太大距离。

那时，刘少奇家里几个孩子每年每人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做法看起来很公平公正，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是不平等的。因为男孩子要比女孩子穿鞋费一些，每年规定更新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的鞋子就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在刘源的记忆中，那时最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刘少奇夫妇当时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500多元，但却架不住家里人口太多，各项开支也多，这样一来，刨除必要的花销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总归是有些捉襟见肘。

在刘少奇夫妇的开销中，他们每月要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的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40多元，再扣除孩子们的生活费，和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已经剩不下多少了，但刘少奇还要用这些钱来接济和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说到刘少奇家里房租和水电的开支，这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会对自己进行照顾，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实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

重新测算后，刘少奇家里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的40元多出20元左右。刘少奇知道这件事情后，明确表态说：“既然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60年代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见面时，王后提出说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考虑到当时中央“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的精神，刘少奇很爽快便答应了这件事。

可孩子们的外婆听说这件事后却发愁了，因为她觉得几个孩子的衣服如果要登大雅之堂，实在有些逊色，而且有的孩子几乎每条裤子都有补丁，其中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

家里的长辈对这件事情很是犯愁，还有人想过要到北京市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不过，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将就处理了，心灵手巧的阿姨在那个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这才巧妙地掩盖了破绽。

从这些小事便可看出，即使作为堂堂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后来的国家主席，可刘少奇的家庭财政却如此拮据，即便如此，他也从未为自己和家人谋求过特殊待遇，这种两袖清风的品质弥足珍贵。

虽然，刘少奇在生活上给孩子们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很严，而且还有十分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

这个成长制度表是这样规定的：9岁学会游泳，10岁学会骑自行车，11岁要会自己洗衣服，13岁能够生活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当然，表格绝不是定完就完了，还需要严格落实，刘源对此很有话语权：“我们都依照 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自行车，除了拆洗被褥外，我10岁以后就没让别人洗过衣服。”

严于律己：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

放在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刘少奇的严于律己是不可想象的，而作为刘家的孩子，他们在对此最初也只有表面的感受，一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们才从父母身边人的嘴里，听说了其他的一些故事……

1960年春天，一位警卫员领回刘少奇的工资后，和大家说起了他的生活问题：“别看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生活也够紧张的，他们两口子的工资加起来尽管有500多元，可是扣除房租、水电和保育员的工资后，剩余部分既要支出8口人的全部生活费，5个孩子的学杂费，还要支援亲友，少奇同志抽烟喝茶每月要花几十元，即便是精打细算，也难以分配。”

另一位卫士说：“所以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处处要求节俭。”

“连孩子们夏天喝点饮料也抠得很紧，有个孩子说早就想买辆自行车，但光美说买不起”，保育员也跟着说。

“最为难的是我这个厨师，逢年过节想着改善改善，可稍一改善，就说超标准了，这样下去首长的身体会受到影响的，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

另一位同志也有些不平地说：“应该给少奇同志夜餐费，我们不是都有嘛！少奇同志平时出差从来没有拿过出差补助，这也是不合理的嘛，按规定该有的也应该给人家嘛！”

卫士长插话说：“你们说的这些过去都提过，可首长和光美同志不同意要。”

这时，有人提议说：“像这些生活的小事，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我看就以夜餐费的名义给他们点补助吧。”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也同意不向他们汇报这件事，并在后来与警卫局主管少奇同志行政工作的副局长商量，决定每月补助他们30元，每人每天补助5角，补助就这样开始了。

1962年夏季的一天，警卫局的一位领导对毛主席说：“中央几位领导也应该有夜餐费，但他们都不要，现在有的领导同志生活比较困难，准备予以补助。”

毛主席说：“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嘛，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陈云同志，靠他们生活的小孩多，应该补助，我就不需要嘛。”

后来，毛主席出于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关心，又在一次小会上提起了这件事。

开完会，刘少奇一回到家里，马上就把妻子王光美叫了过来，问道：“是不是给过我们什么生活补助？”

“我不知道”，对丈夫突然的提问王光美也感到很惊讶。

“你去查一查看”，刘少奇嘱咐说。

于是，王光美马上来到卫士组问这件事，卫士们以为别人已经告诉她了，瞒也瞒不住了，便照实说：“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工作到夜里12点就应该给夜餐费的规定，我们认为也应该发给你们两个人夜餐费，这样就……”

显然，卫士们还想再说些理由，但王光美此时已经清楚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便打断了大家的话：“别说了，总而言之是补助了。”

王光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马上把卫士长叫了去，非常严肃地批评说：“我的生活问题，为什么瞒着我？这些事过去我曾多次说过，通宵工作是我的习惯，一个人每天就吃三顿饭嘛，白天工作，夜间工作，横竖就是三顿饭，要什么夜餐费？你们可以要，我不要，比我困难的人还很多，为什么对我额外补助？”

刘少奇的语气中透着些许气愤和不平，停了一会儿后，他又追问道：“这是谁的主意？”

“这是开会大家一致同意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提高嗓门说：“开会为什么不让我参加？为什么不报告我？我的生活问题，应该让我知道。我有自己的工资，不能再要国家补助。请你们从补助的那天起到今天为止，算一算共补了我们多少钱，我要退赔，要把每次退赔的收据给我。”

王光美也说：“我们就是节衣缩食也得赔，以后凡是关于我们的事，不要瞒着我们，开始少奇同志以为我在瞒着他，你们是好心，可却帮了个倒忙。”

后来，大家计算了一下，这个补助一共领了两年10个月，每月30元，共计1020元。从当月开始每月扣30元，还得扣两年10个月，这样一来，每月从补助30元，到倒扣30元，等于每个月的生活费降低了60元。

对孩子的影响

在严格要求自己方面，孩子们从对父亲言行的观察上感受良多。

1956年以前，在甲楼一层秘书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军用发报机改装的收音机，体积很大，也很粗糙，但在当时，别的房间连这样的东西都没有，物以稀为贵，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经常到这个办公室来收听广播节目。

为了满足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一位秘书就与改装这台收音机的总参谋部联系，希望能用这台大收音机换两台小的。对于这个请求，总参那边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送来三台由他们组装的简易“小收音机”。

最后，秘书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留下了一台，送给卫士一台，还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们的房间里。直到刘少奇在孩子们房间里看到了这台收音机，便好奇地问：“这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们如实回答了这个问题，说是楼下的秘书拿来的。

从孩子房间出来后，刘少奇把那位秘书叫了过去，问明情况后，他面露难色地说：“你们怎么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呢？以后再不准随便接受别人的任何礼物，不准占公家的便宜，不准打我的旗号办不应该办的事，要来的这些东西，通通退回去！”

就这样，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就像人间蒸发般消失了。

作为家长，刘少奇夫妇关心孩子们的学业、政治进步，人格成长，这反映在对孩子们主课以外的多方面兴趣爱好上，比如说体魄的强健，审美情趣的积淀等，都给予关注和支持。

从那个时候开始，乒乓球就已经是中国的国球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喜欢打乒乓球，并且以乒乓球打得好为荣。不过，要想把乒乓球打好却离不开平时的苦练。

一次，李树槐的女儿李延梅到西楼会议室玩，会议室里有个乒乓球案子，刘源见有了对手，两个人直打得昏天黑地，甚至连回家的时间都忘记了，不知不觉便已经过了午夜。

王光美没等到刘源回家，心里很是着急，因为刘源平常一直都是个挺守规矩的孩子，还惊动了警卫人员四处去找，最后在西楼会议厅里发现：两个汗流浃背的孩子正在那里酣战。

刘源的午夜不归让王光美焦急不安，而且还影响了那么多人的休息，对此，王光美心里本来是有些生气的，可一想到孩子也没做什么不该做的事，只是在打乒乓球强身健体，便没有再因为这事过多地指责孩子。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刘源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有时大人在练大字的时候，他也跟着拿毛笔在废旧的报纸上划拉，王光美是第一个注意到儿子兴趣苗头的人。

一次，中南海门诊部主任郑学文因为医疗保健方面的事来到甲楼，她的丈夫是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丁井文，偶然发现刘源对画画感兴趣后，便在与王光美攀谈起这件事时，说愿意帮刘源找名师点拨一下。

于是，在丁井文的带领下，刘源先后见了李苦禅、李可染、叶浅予等中国画界的泰山北斗级人物，并有幸观摩他们的造化妙笔，聆听大师的开蒙之言。最后，刘源拜声望德行俱佳的黄胄为师，在他门下开始学习中国画。

11岁那年，刘源在巴黎国际儿童画展中拿了金奖，还在其他比赛中得过两次三等奖。

后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期间，刘源也跟着父亲刘少奇上了庐山。在山上，刘源画了幅画送给毛主席，并随手把自己的名字写成了元元。毛主席看过这个署名后，半诙谐半认真地说：“这个名字不好，不要圆，要有棱角嘛！”

刘源听了连忙解释说：“不是那个圆滑的圆，是源泉的源。”

毛主席听后笑着说道：“源泉的源么，那挺好！”

经过那次庐山和毛主席的对话，刘源开始认真琢磨起自己的名字，越想越不满意，他觉得源源是小孩子的名字，要是长大了大家还这么叫他难免有些难为情，就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请求。

刘少奇对刘源说：“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遇事不应简单视之，要加以鉴别，求实求真，要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不要人云亦云，要勇于坚持真理。”

王光美把丈夫对儿子说的这番话记录了下来，并从“求真”“坚真”“持真”这几个意思中，联想到了“鉴真”，准备拿它来做儿子的名字。

没过多久，在首都的文化、宗教界举行了一次纪念鉴真和尚的活动，活动提醒了王光美，“鉴真”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和尚同名，这样一来，王光美觉得儿子的名字这样改不太合适，就把改名的事情搁置了下来。

虽然名字没有改成，可父亲的谆谆教诲却深刻烙印在了刘源的心里。

刘少奇之所以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家事，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父亲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刘源后来常常说起的一句话便是：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