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师长受制于副师长，当司令请不动副司令，难怪他要率部起义

王家善加入我国解放军之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将领。他在我国人民解放战争之时，成功地在辽宁营口率领国民党58师起义，为全国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早日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6年10月王家善担任了国民党独立第9师的师长。

但是，王家善只是有名无权的独立第9师师长，副师长许颖才是完全掌控独立第9师所有的军事计划、军事行动以及军事指挥的人。

王家善

心系祖国，成立打倒日军的真勇社

1903年王家善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康庄乡旭东村出生，后来王家善两次东渡日本留学。1935年，王家善从日本回到南京，特意求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国防部次长熊斌，他对熊斌说自己即将从日本陆大毕业，想要留在国统区任职。

熊斌直接婉拒了王家善：“东北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王先生答应回东北，搞地下抗日组织，准备将来配合反攻。”但是熊斌却将王家善吸收成为一名正式的国民党员，而且直接授予王家善陆军中校的军衔。

王家善记住了此番谈话。从日本陆大毕业后，他直接回到了东北敌占区。在伪满期间，王家善时刻保持着自身的清醒，保持着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具有的良心，他也时刻未忘正在遭受苦难的祖国。

所以，王家善和同仁、学生以及一大批爱国青年军人，共同筹备成立了一个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复兴祖国”作为宗旨的秘密爱国组织“真勇社”。

“真勇社”建立之初还未形成严密的组织纪律，这也导致了某些成员纪律松散缺少戒备心。在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一些组织成员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伪满当局立刻逮捕了他们。

为尽快救出被捕的“真勇社”成员，王家善极力与日本人周旋，并说“真勇社”不是所谓的秘密组织而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军事文化书社。被捕的“真勇社”成员这才被安全释放。可是王家善却开始成为了日本人的怀疑对象。

因此，“真勇社”暂停了一切活动。为使日本人放下戒心，王家善还假装自己不务正业，整天游手好闲，打牌抽鸦片，打造出一副自己贪图享乐醉生梦死的样子。

一段时间过去了，日本人终于放下了对王家善的戒心，“真勇社”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常的活动。后来王家善前往伪长春军校，担任学校的教授部长一职。王家善也和以往一样，在学校里寻找有志的爱国青年学生加入“真勇社”，为“真勇社”注入新鲜的血液。

抗战胜利前夕，王家善组织真勇社成员开会商讨苏联出兵时的行动，军区参谋刘启民则负责具体行动计划的安排。岂料苏联红军进驻佳木斯后，直接将王家善等人关进集中营管制了起来。

当时王家善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还没有产生正确的认识，依然想着国民党与中央军，还想方设法逃离了佳木斯。而“真勇社”的大部分成员此后也还是继续跟随王家善，并且在东北解放战争时候跟随王家善进行营口起义。

师长之权，竟然敌不过一个副师长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王家善接到国民党高层的命令，前往东北收编伪军部队、抢占物产颇丰的东北地区。后来王家善成功收编组成了一支伪军部队。

因为这支部队的大部分官兵曾经是日本人的“狗腿子”，所以国民党高层从来不曾重视王家善的这支部队。

1946年10月，王家善率领独立第9师前往岫岩、应河等地，警戒后方兵站和交通线等，为驻防在沈阳等城市的国民党中央军站岗放哨。然而王家善虽然名义上是第9师师长，实际上他却完全受控于新6军前线指挥所主任、该军第14师副师长许颖。

当时担任副师长的许颖不过只是一个上校，而王家善早已经是一个少将，加上现在又是独立第9师的师长。可是这个师长却完全受控于一个副师长。

光是听说就已经令人震惊不已了。别说寻常老百姓了，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内部，都有不少士兵在背后笑话王家善这个师长徒有虚名了。

因为许颖属于新6军，新6军属于国民党中央军的“五大主力”之一，同时更是蒋介石倚重的王牌部队之一。

相比之下，独立第9师就只是一个伪军拼凑而成的部队，官兵素质良莠不齐，因此也就注定了独立第9师会受到国民党其他正规部队的歧视。

所以，王家善气得破口大骂：“妈的，老子们后娘养的崽！”但是，王家善没想到的是，让他更加被人笑话、颜面尽失的事儿还在后头呢。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营口的国民党高官要员贪生怕死，早早逃离营口。逃离前还特意将营口的军政大权交予王家善。所以当时王家善既是营口地区的城防司令，还是营口市的市长。

王家善在营口任职期间，国民党海军部队的副司令桂永清曾经到过营口。

他也同样看不起王家善这个独立第9师师长，便想趁着营口之行羞辱王家善显摆自己国民党正规部队的身份。

当时“长治号”的舰长也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他为了得到桂永清的提携，在桂永清身边添油加醋煽风点火，还对桂永清说“都是王师长三番五次请求支援”，否则绝对不会把“长治号”开进辽河的。

桂永清听了之后，直接火山爆发：“他算什么东西！竟敢调用老子的舰艇？”然后桂永清就小题大做，以“一门主炮被炮火摧毁”作为理由问责王家善。

因此，桂永清直接当众甩脸，拒绝了王家善提议的接风宴，而且由始至终桂永清也没有走下舰艇一步。王家善又一次在众官兵面前颜面尽失了。

王家善身为营口地区的防守司令，在营口即将面临失守的危难关头，不过是按照部队正常的程序，请求海军战舰的支援，以求营口的安全。可是王家善却被一个海军副司令问责了，还被他以“一门主炮无意间被炮火摧毁了”为由大做文章。

战争之时，军事武器有所损毁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王家善真可谓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了。前有王家善受制于副师长一事，现又有一个海军副司令问责王家善一事。

在一个军队里，如果一个师长连自己的副师长都指挥不了，甚至一个司令都请不动一个副司令，那么这个师长、司令在军中还能有一点点的威望吗？还能让手下的士兵信服追随吗？这个军队还能有光明的前途和未来吗？

毕竟王家善曾经带领部队奋力保住了营口，而这也证明了王家善并非“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无用司令、无用市长。可是，营口守住之后，发生了两件让王家善瞠目结舌的事：

一是国民党52军前进指挥所立刻进驻了营口，还接管了营口城市警备的任务，这让王家善再次变成了一个有名无权的光杆司令；二是原来的营口市市长袁鸿逵竟然也去而复返了，趾高气扬地扔给王家善一张便签，要求王家善让出营口市市长之位。

王家善看着便签大怒不止，立刻发了一封电报询问杜聿明，杜聿明的回电简短却不容置疑“袁鸿逵已回到营口，可将市长兼职交出”。顿时电报就被王家善撕碎扔了满地，他还痛骂道：“危险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做官，妈的！妈的！妈的！”

此时，王家善已对国民党 “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做法大为寒心。而且抗战胜利后，王家善看到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无耻作为，已经震惊不已，他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方向和道路。

国民党是否值得他一生追随并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呢？古话有之，士当忠君爱国。但是，当所忠之党已经利欲熏心全然不顾初始之时所为“民众安于乐土”，罔顾四万万同胞之未来，唯权势在手腰缠万贯才是所求，是否还要继续忠诚下去呢？

于是，率部起义的种子悄然地在王家善心里萌芽了。

率部起义，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抗战胜利之后，在沦陷区内国民党的种种无耻行为，如接收变“劫收”等，使老百姓怨声载道。

相反，共产党却依靠自己的土地改革等政策获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与支持，赢取了民心汇聚了民力，共产党才是充满了希望与光明的未来，更是正确的未来。王家善的内心更加坚定了起义的信念。

其实王家善并非一时冲动而出现起义的念头。早年王家善在长春时，就曾经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王家善读完之后，大发感慨：“国民党反动派所作所为，是历代王朝暮年征象，靠不住了。但共产党那边没熟人，难以沟通关系，我进关看看吧！”

后来王家善辗转东北各地任职。辽南独立师秋季攻势之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心生吞并王家善部队之意，并且准备开始执行吞并计划。岂料王家善部队一个叫林春武的部下直接捅穿了他们的计划，甚至借酒发疯：“他们要撤换王家善，是逼我们去当八路军。”

经此一闹，国民党不得不暂停吞并王家善部队的行动。后来李殿儒也劝

王家善早日起义。可是王家善却认为攻势刚刚取得胜利，官兵身带骄气不宜起义。

王家善语重心长地对李殿儒说：

“林春武把消息递给我，说明赞成起义的人数不多，一个连长月薪（加空额）100多万（当时通货膨胀严重），正是享福的时候，谁愿意携家带口跟我们去受穷？我们要起义，有人振臂一呼表示反对，谁还肯听我们的？即使你能保我出去，成了光杆司令，人家要我们有啥用？”

王家善认为，起义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局势紧张之时：

“预计东北丢掉半年之前，局势一定非常紧张。外边有了压力才能起义，大部分人才会跟着我们走，时机一定要把握准，国民党与我们无缘无德，何苦陪它殉葬！共产党与我们无仇无恨，肯定会走到一起去的。”

1948年初，解放军进攻辽阳，王家善又对李殿儒提起了原先提到过的“压力”：

“辽阳陷落之后就是鞍山，鞍山之后就轮到营口。我敢说，营口守不住，撤退到锦州，沿途追杀最多剩下一个团。锦州同样守不住，再退到关内，国民党绝不会再给我重编一个师。我所说的这些就是压力。”

几天之后，王家善召开了一次商讨当前的形势和部队的退守问题的军事会议，参会人员全部都是连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上各人莫衷一是，王文祥说：“既然这样就死守，当军人走到这步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只怕前面打，后面先撤走了。”

之后数人又相继发言，最后梁启章说：“我们从‘真勇社’起，跟师长十几年了，听你的吧，请你临机决断。”

王家善听了，便说：“既然诸位信任，我一定领你们走一条有前途的路。”会议结束后，王家善便先后委派了刘凤卓和王文祥、梁启章作为谈判代表前往解放区，与解放军的谈判代表进行各种起义事宜的谈判，最后两方顺利地达成了起义协议。

准备起义前几天，王家善提前邀请营口市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到自己的师部共商城防布控问题。到了1948年2月25日这天，营口市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陆续到达王家善师部。

王家善在会议中途按照既定计划以接电话为由离开了会议室，随即提前安排好的官兵冲进会议室，顺利地控制住会议室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并将他们押进了58师的地下作战指挥所。到了晚上7时整，营口市上空如约升起了暗示起义行动开始的3颗信号弹。

王家善的58师立刻开始按照起义计划开始起义行动。

参与起义的解放军部队与王家善的58师里应外合，将交警总队逼到了营口市区西部繁华闹市区，僵持之下，郑明新和李安就向退守到闹市区一隅的残余官兵喊话：“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顽抗者自灭，赶快停止战斗！”

退守闹市区的残余官兵在听到喊话之后，全部都陆续放下了武器投降。

到了2月26日零时，战斗基本上都结束了，营口也正式迎来了解放的日子。同时解放军也安排了部队连夜抢运在营口仓库内的炮弹、子弹等军用物资，并顺利接收了国民党1艘满载弹药的军舰。

王家善也将保持了完整编制的58师共一万多官兵全部交到了党和人民的手上，这也意味着王家善率领国民党58师成功地进行了起义。

营口起义是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的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起义。成功起义后，王家善与他的58师共同被编入了东北野战军。随后王家善积极响应了党的号召，毫不犹豫地加入到解放大西南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

回国以后，王家善先后到黑龙江省和热河省任职。1955年，王家善申请转业回到地方工作，他积极投入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事业中，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1979年1月23日，王家善病逝于北京，享年75岁。

结语

在王家善75年的人生里，他既见证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逐步倒台，又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还见证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人民，一步一步地过上了不受压迫、吃饱穿暖、自由美好的新生活。

王家善虽然曾经误入歧途，但是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选择了光明的道路，选择了走向人民的正确的道路，选择了走向真正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历史选择，也更是无比正确的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