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警察的开枪门槛有多高？为什么抓一个匪徒需要出动几十个警察

在日常生活中，警察这个角色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分布于各个领域的200多万警察，默默守护着中华大地的和平与安康——烈日酷暑下，交通警察的汗流浃背；林海雪原中，森林警察的巡查防护；枪林弹雨中，缉毒警察的九死一生……

他们的默默奉献，保我中华国泰民安。中国成为全球最安全国家，警察群体功不可没！在国家政治层面，警察的角色地位也同样至关重要。在经典政治学理论中，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的出现与维系，是国家机器诞生的重要标志。

换言之，如果说军队是国家的“枪杆子”，那么警察就是政府的“刀把子”。持枪荷弹，震慑犯罪，铲奸除恶是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但在现实中，出于最大限度保护人民利益的根本原则，我国警察的“开枪权力”被限定地极为严格，甚至近乎苛刻。

除非是在“人命关天”的千钧时刻，警察是决不允许随时使用枪支。在美国大片中，警察动辄以“袭警”为名朝弱势群体开枪的情况，在中国绝不会出现。

甚至有些时候，抓一个普通的匪徒，就需要出动几十个警察。那么，中国警察的开枪门槛究竟有多高？我们共同探析之。

一、“现状揭示”——中国警察严格规范的持枪用枪制度

众所周知，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必须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否则众人七嘴八舌、我行我素，岂不要“天下大乱”？而任何强制性权力，又都必须以暴力作为后盾。近代社会科学巨擘马克思·韦伯就曾将国家界定为“在一定范围内合法垄断暴力的组织”。

作为国家的“刀把子”，警察理所当然地拥有“暴力使用权”。而在社会主义的法治中国，警察使用暴力尤其用枪的权力，是极其严格规范的，必须遵循特定的法律法规。

我国的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当社会公共安全或者警察自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才可以动用枪支武器。

首先，关于哪些警察可以配枪的问题。

现行法律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履行自身法定职责时，可以配备公务人员专用枪支。

这些人员想要持枪，都必须参加所在地市或县（市、区）公安机关治安部门和政工人事部门、装备财务部门，联合组织理论考试和实弹射击考试。

只有各项成绩都合格，政审过关之后，再由本人填写《配枪人员申请持枪证件审批登记表》，报告主管部门审查、审核、审批。

相比之下，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的配枪资格，则是需要经由县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审查、市级公安机关政工部门审核，最后由省公安厅政治部进行最终审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识和接触最多的配枪警察就是刑警。但即便是刑事警持枪，除了要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之外，其配备枪支的型号、样式，弹药使用情况都受到严格监督。其次，关于什么时候可以配枪的问题。

纯理论上讲，只有在执行公务时，警察才允许配枪。但职业特殊性决定，警察即便在休息时也随时可能遇到突发问题，需要履行职责。比如周末回家路上，遇上穷凶极恶的歹徒，此时再回单位，走各种手续取枪？时间当然来不及。

而且，警察配枪的目的既是为了打击犯罪，也是为了自卫，预防犯罪分子报复。难道暴徒只会在警察配枪执行公务时，才对其打击报复？所以在实际中，国家多数情况下，也是允许有持枪资格的警察随时配枪。

再次，关于什么时候可以开枪的问题，法律规定的更为细致、严格。

首先，警察开枪的总原则是“当犯罪分子危及警察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威胁公共安全时，可以开枪射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明确规定：“当遇到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使用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还对警察的开枪条件，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规定。该条例的第11条规定：

“在人民警察执行公共任务时，如果遇到有危害公共安全、警察本人人身安全，或者其他公民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公共财产等暴力犯罪行为时。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危险程度，适时适当地采取持枪戒备、出枪警示、鸣枪警告、开枪射击措施，有效预防、制止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避免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该法规第9条，更是直接框定了警察可以开枪的15种暴力犯罪紧急情形。

（1）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2）劫持航空设备、舰船、火车、机动车等交通工具，企图危害公共安全；（3）使用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品、剧毒危险品，危害公共安全；

（4）抢劫或抢夺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品、剧毒危险品，以实施犯罪或者利用这些物品威胁实施犯罪；（5）干扰破坏军事、通讯、交通、能源、防险等重要国家基础设施，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且警告无效，形势紧迫；

（5）实施行凶杀人、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危及公民生命安全；（7）国家明确规定的警卫、守卫、警戒的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袭击、破坏，或者存在受暴力袭击、破坏的紧迫危险；（8）团伙抢劫或者持械抢劫公私财物；

（9）聚众械斗、暴乱等严重扰乱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用一般方式无法制止；（10）以暴力的方式，阻挠或者抗拒人民警察执行公务，或者使用暴力袭击人民警察，严重危害人民警察生命安全；（11）在押人员或者罪犯企图聚众骚乱、行凶、逃跑；

（12）劫夺在押人犯、罪犯的；（13）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14）犯罪分子携带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的；（1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

出现以上十五种情形中任何一种，且经过各种警告无效时，警察就有权开枪。

例如曾经发生于海南海口的一起案件中，劫匪在抢劫后驾车逃跑，警察鸣枪示警之后，歹徒依然驾车冲撞警车，民警只能果断开枪击毙了劫匪。再比如发生于广东珠海的一起案子，一名歹徒因生活不顺心，而开车在街上随意撞人报复社会，警察同样依法将其击毙。

除了在配枪、用枪环节严格审批监督之外。警察在开枪之后，同样需要履行相应手续，接受严格的核查监督。按照相关条例规定，警察在开完枪之后，必须第一时间向所属配枪部门主要负责人口头报告，并在完成公务后二十四小时以内，向所属部门提交书面报告。

报告内容必须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1）开枪的时间和地点；（2）开枪时的具体状况；（3）开枪之前采取的警告措施；（4）用枪的必须理由和人员伤亡情况；（5）弹药的消耗情况；（6）使用枪支后所做的处置工作。

不仅如此，基于保障人权的需要，法律还特别规定，一旦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发现实施犯罪者为孕妇或者未成年儿童，即便符合用枪条件，警察也不可开枪。

但以下两种情形除外：对方（孕妇或者儿童）正在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暴力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在人员聚集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的，不使用武器制止将发生更为严重危害后果。

而且，即便在准备用枪的过程中，一旦发现犯罪分子停止犯罪，服从命令，或者失去了继续犯罪能力时，警察也应该停止用枪。

二、“原因透析”——警察的“用枪权”为何需要严格规范？

概而论之，中国警察开枪的门槛究竟有多高？一个总体的原则就是：警察开枪只能是被动的、被迫的、且受到一系列必要条件限制。

因为警察开枪的唯一目的，就是消除对方为害的能力，终止对方犯罪，制服犯罪分子，而非主观上故意对其伤害或击毙。

即便是开枪射击，也只有犯罪分子严重威胁他人及警察自身的生命权或者公共安全，且情况迫在眉睫，无法制止，仅仅击中非要害部位不足以接触威胁时，才可以考虑将其击毙。除此之外，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可以剥夺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的理由。

从理论层面讲，自从1982年世界上第一支近代警察队伍出现之后，“限制使用武力”就一直都是现代警察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尽管这一制度在很多西方国家，早已经“名存实亡”，但“最小动用武力论”仍然是当代“警察学”教科书中的最基本定律。

其实这也就是警察和军队最本质的区别。虽然同为“暴力机器”，但军队的职能主要对外。在打击敌人，守护卫国时，当然需要毫不留情地消灭之对手。

而警察的职能只要对内，犯罪分子即便是罪大恶极，在没有经过法院审理宣判之前，其身份依然只是“犯罪嫌疑人”，依然享有各种公民权，其生命安全等基本人权也受到法律保护。

在现代法治理念中，每一个人的生命权都是至高无上的。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因此警察不到万不得已就不能开枪。如果非要开枪不可的话，也不能够随便“一枪毙命”。

现阶段，关于中国警察的开枪门槛，究竟是否合理，是高是低的问题，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本着生命至上的原则，警察开枪的门槛理当严苛。“坐而论道”地谈人权理论，的确应该如此。

但实际上，警察开枪的门槛过高，导致十几名警察，追捕一个歹徒的事情时有发生，这难道不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浪费？而且，在同一些奸诈狡猾、穷凶极恶的匪徒斗争时，警察被许多刻板规定束缚住手脚。

倘若因此给公众安全造成伤害，岂不是更加“不人权”？

三、“冷静思考”——对警察的“用枪权”的管控必须与时俱进

值得公众反思的是，当前我国警察使用枪械虽然有法可依，但相关规定明显存在漏洞。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虽然规定了，警察可以在判定对方有严重的暴力犯罪倾向，经过郑重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使用武器。但如何才算是警告？其手段、方式、次数、频度、用语、有效性、规范性，又当如何界定？《条例》并未明确说明。

而且《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中也谈到：“人民警察在使用武器或其他警械实施防卫时，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必须注意避免伤害其他人”。

这段话看似“滴水不漏”，实际上也是一笔和稀泥的“糊涂账”：如何才算是“必要限度”？但凡需要开枪，几乎都是千钧一刻之际，警察是否有时间和精力，去判断何为限度和尺度？

再有，几乎所有关于警察开枪的限制性条款条例，都提到一个条件“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很显然，是否威胁警察人身安全，又是一个极具主观性的判断标准——作为受到特殊训练的警察，民警有专业人士的职业性判断；

作为一个“肉体凡胎”的普通公民，民警也理当有自己的常识性判断。那么，法律又当以哪个为准？毋庸讳言，尽管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成就巨大，但在警察开枪权方面，我们的法律存在滞后性。

无论是《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还是《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等，都是在2000年之前制定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治理态势的演变，许多规定已经不合时宜。

因此，每年都会有法学界学者公开呼吁：国家应该尽快着手制定专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警械和武器使用法》，明确规定警察可以使用武器(包括开枪)的情形。

换言之，即便是受过专业化、特殊化训练、素质过硬、意志坚定如铁的警察，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普通人的弱点，因此，在高度的压力之下，要求警察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正确的判断，谈何容易？

如果再遇上恐怖分子、肆意行凶等亡命之徒，警察畏首畏尾，不敢放手斗争。如果造成了严重后果，事后波涛汹涌的舆论风暴，再去指责警察“失职无能”，是否有失公允？在现实实践中，我国警察智勇双全，巧妙化解危机的例子也有很多。

2010年7月19日，河北邯郸县河沙镇发生了一起歹徒劫持人质的恶性案件。歹徒拿着刀子威胁人质，情况危在旦夕。为了保护人质安全，警方经济调遣了一名狙击手随时待命，准备伺机击毙歹徒救出人质。

但就在关键时刻，一名女子冲入警局，请求不要开枪。经过询问得知，歹徒和人质原本是一对夫妻，因感情不和反目成仇，一时激动铸成大错，女子正是他们的女儿。

“人间悲剧”一触即发，警察立刻改变了战术，将“强攻”改为“智取”。一方面，由专业的谈判人员对歹徒晓以利害，屋外女子喊着爸妈泣不成声。屋内的歹徒一时间方寸大乱，警察则看准时机将其制服。邯郸警方处变不惊，拿捏得当，收放自如，令人称奇。

然而，这样的事例，毕竟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个案。面对法律严格而又模糊的规定，陷入“生死两难考验”的中国警察着实不易。我们既不能容忍个别警察滥权，更万万不能让警察流血又流泪。

再从国际范围内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对于警察何时、何地可以开枪的规定，就更为细致、可操作。

首先，使用枪支要谨慎，避免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其次，用枪指着犯罪分子，但起不到威慑作用时，可以先朝天空的安全方向开枪鸣示；如果犯罪分子还不停止犯罪，警察需要大声告知对方“我要开枪了”，然后就可以开枪。

当然，其开枪之后，也需要向上级做出详细的汇报。这些有益的国际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参考。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警察使用暴力，尤其是开枪打人的门槛是极高的。如果与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警察的“傲慢与偏见”相比，中国警察开枪的条件近乎苛刻。这也就导致了，有时候抓捕一个普通的歹徒，就需要出动数十名警力，付出巨大的辛劳。

为何会有这种现象？刨根问底，正本清源。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的职责权力由国家的性质决定。按照列宁同志的经典定义，所谓国家就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包括警察在内的国家机器，本质上就是少数大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多数劳动人民的工具。他们的警察甚至可以说是资本家的“雇佣打手”，所以美国警察动辄朝黑人开枪，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首先就体现在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多数当家做主的人民，对少数敌对分子的专政。

因而，社会主义中国的警察早已“脱胎换骨”，成为了人民意志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党指挥下的任何一支“枪杆子”，都是国法所寄，人民所托，岂可随意用之？

正如歌曲《中国警旗》所唱的那般：“中国警旗，高高举起，百万铁军，所向披靡。警旗跟着党旗，忠诚力量凝聚。警旗国旗，一路奋勇搏击”！

警旗高悬，警歌嘹亮，誓言铿锵！

在中华民族崛起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我们的人民警察，将继续举旗奋进，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