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为什么没有进攻重庆？内部的政略分歧和短视的战略眼光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先头部队冲入汉口城区，历时三个多月的武汉会战落幕。此役中国军队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略，极大吸取了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因此虽然付出较大伤亡，但没有一个师级部队被整建制歼灭，同时在长江两岸仍然保持了近100个师的兵力，威胁着侵入华中的日军及其脆弱的补给线。

东条英机剧照

在广袤的作战地域上，武汉会战也使日军伤亡超过10万人，其进攻势头明显衰减，尽管在之前所有大型会战中日军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包括中方台儿庄短暂取胜的徐州会战），然而其后劲不足的短板也暴露出来。对于是否溯江西上继续进犯重庆，日本政府和日军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从而使华中日军在近两年时间里，处于只有战术动作而没有战略目标的状态。

因为武汉沦陷后，日军已经沿着长江深入到距离中国海岸线1200公里的区域内，冈村宁次的第11军犹如一个深入中国腹地的大脑袋，而从武汉到华东沿海的“脖子”又特别细长，日本人叫嚣“三个月内”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美梦已然破灭，而下一步怎么搞，日本人之前根本没有预案，东京和前线为此出现了矛盾和争执。

冈村宁次剧照

日本内阁表示有点打不动了，因为一年多的战争已经损失兵力20多万和耗费了80亿日元的军费，对日本旧币大家可能理解得不太直观，这么说吧，该数字是日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参加一战和“九一八事变”所有军费开支和的1.6倍！比如1937年，日本黄金储备约为13亿5千万日元，将近20个月的侵华战争后，在国际上购买战略物资已经花去了9亿6千万日元，快破产了。

日本军部也懵圈了，因为没有想到会打这么长时间，日军连续两年已经扩编了17个师团，师团总数翻了一番，兵力则翻了两番达到120余万人，精壮和有经验的兵源开始短缺，到1938年底，侵华日军的原现役士兵只有11.3%、预备役士兵为22.6%、后备役士兵高达45.2%，其他已经开始使用第一补充兵了。即便如此，兵力仍显不足，军备生产也力不从心，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说什么都要喘口气。

近卫首相剧照

于是日本政府、军部和前线将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战略上的分歧，以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长今井武夫为一拨，决心改变方略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意即用最小的军事代价来迫使重庆政府乞降。一方面，他们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代理人：“起用中国第一流的人物，建立反蒋反战的政府”，另外一方面，又派员与蒋氏的代表秘密接触，同时发布严令，限制前线日军扩大作战地域。

以冈村宁次为代表的前线昭和军阀们算一拨，他们不认为板垣等人的诱降会有作用，胡说什么：“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重庆政府要人之意志，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军，而只在以黄埔系为主体的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因此这帮人强烈要求增兵添将，一举攻入四川推翻重庆政权。

剧照

胳膊那是扭不过大腿的，毕竟是板垣这帮家伙掌权，于是1938年底开始日本开始拉拢未来的头号汉奸汪精卫，前一年的12月汪某人就曾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由此被日本人视作可以扶植的对象。汪精卫于1938年12月叛逃、1939年赴上海、1940年3月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南京汪伪政权，日本政府和军部认为重庆政府必然因此垮台，无需大动兵戈了。

在这一时间段里，日寇第11军在战略束缚下只能做有限攻击，比如1939年攻陷南昌、1940年西犯宜昌，却始终没有权力和实力继续深入川陕，尽管这几次进攻战役在战术上都颇为成功，也造成了中国军队较大损失，但根本不能动摇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冈村宁次期间不停争辩，板垣等人一发火，1940年3月干脆把丫弄回东京坐冷板凳去了。

秘密谈判剧照

从1938年底到1941年初，中国抗日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度过了战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军队也以三分之一顶在前线、三分之一为预备队、三分之一在后方整训的方式得以整顿。而当日本人两年左右发现汪伪政府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时，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战略资源越来越少、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距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为时不远了。

直到1942年初，日军参谋本部才终于制定了进攻川陕的“五号计划”，拟动用八个以上的主力师团从南北两向攻入川渝，然而还未及实施，美军轰炸东京的事件又使日军匆忙发动了“浙赣会战”，五号计划被扔在了一边。

东条剧照

到了1942年秋季以后，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大败，不断从中国战场抽出部队，图谋川陕的战略计划事实上已经破产，只能陷入持久战的汪洋大海之中，战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二战时期的日本军部是标准战略上的侏儒，而无论前线日军凭借素质和武器取得多少次战术上的成功，都无法扭转日军在战略上的失误和失败，再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和战略资源的匮乏，最终的结局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