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视察沈阳后勃然大怒，经调查42人被枪决，上万贪腐干部入狱

毛主席在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毛主席在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争取新中国应有的权益，毛主席于1949年12月乘专列直抵莫斯科，与苏联方面进行了艰难的谈判。

虽然过程艰辛，但好在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1950年2月签订了一系列相关协定之后，毛主席心情大好，一行人于17日正式启程回国。回程的专列途经东北等地，毛主席便决定借此机会在东北等地视察一番，看看地方的治理以及发展状况到底如何。

结果，这里发生的情况却让本来心情不错的主席勃然大怒，连发几次脾气，之后有42人被判处死刑，上万人被送入了监狱。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毛主席在这里发了这么大的火呢？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事？

从苏联回国的毛主席一行，视察的第一站是哈尔滨。

当时正好越南的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同志也在这里借道回国，于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便决定和其同行。听说毛主席、周总理以及胡志明同志要来哈尔滨，当地的领导十分激动，早早地便开始精心做准备。

毛主席一行抵达哈尔滨时，整个接待车站上站满了想要一睹主席、总理风采的热心群众，他们给予主席等人极其热烈的欢迎。毛主席是很喜欢贴近人民群众的，他积极地回应着群众，与他们招手问好，笑容满面。

当天下午，毛主席直接去了当地的工厂进行视察。刚刚在苏联参观了不少现代化工厂的他，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工业状况。看着工厂中工人在有条不紊地、热火朝天的努力工作，他感到欣慰和高兴。当然，也让相关负责人与工厂负责人交换了意见和建议，以助工厂更好地发展。

但是，当天晚上吃饭时，毛主席却突然紧皱起了眉头。

毛主席一早就强调不可搞的太奢华，然而，当地的领导还是将这餐饭，搞成了一顿豪华的晚宴。一道道佳肴被“请”上餐桌，各种名贵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市委同志还在一旁“贴心”的一一介绍。但是菜上的越多，毛主席的面色就越不好看，不过碍于有外国友人在场，他也没有说什么。

面对满满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毛主席紧皱眉头，紧抿双唇。一餐饭下来，毛主席和周总理几乎没有动筷子，只在几个盘子里夹了一些普通的蔬菜，只有在和胡志明同志进行交谈时，脸上才浮现出浅浅的笑容。

饭罢众人被安排进行休息，毛主席立刻叫来负责招待的人以及一众当地领导，神情不悦地说：“新中国才刚刚建立，你们这样搞太浪费了，实在没有必要！我们现在经济上还不富裕，一定不能浪费，这些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更是没有必要，吃些米饭和蔬菜就完全可以了嘛！”

这时大家才明白，为何主席在饭桌上吃的那么少，于是连忙表示知道错了，并表示一定会好好改正。

接下来的饭果然都只有家常菜，毛主席很高兴，赞赏道：“这就对了嘛，这样就蛮好的。”还为当地省委题下了用意深刻的“学习”、“奋斗”、“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词，可谓用心良苦。

结束哈尔滨的视察工作以后，毛主席一行来到了长春，在这里，毛主席刚一出车站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当时已接近正午，按道理来说应该正是热闹的时候，可一路上根本没见人，到了市区之后也是一片冷清。

小车在空旷的街道上孤零零地稳速行驶，毛主席问：“为什么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对此，陪同的人员解释道：“现在大家都在家中吃午饭。”

明显，这是句拙劣的谎话，毛主席当即脸色就变了，生气地说：“老百姓的行动还能如此地一致？简直比刻意训练过的军队还一致，还是说是都去一家吃饭了？”

陪同人员知道无法将事实绕过去，只好道出了实情，原来市委为了迎接主席视察，搞了临时戒严。听到了这个答案，毛主席狠狠地批评道：“搞什么临时戒严，我看这是要脱离群众，马上去解除了。”

长春的负责人随即按照要求，解除了戒严，看到清冷的大街又热闹了起来，老百姓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之后，毛主席这才消了气。

毛主席一行在长春没有久留，与地方领导见了面，了解了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情况，以及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之后，就继续南下到了沈阳。

结果到了沈阳，毛主席的怒火再也不能压制。那么，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本以为有了哈尔滨的前车之鉴，沈阳的同志会有所收敛，但令人没想到的是，沈阳负责接待的同志再次“精心”准备了比哈尔滨还要奢华的晚宴。

刚刚三令五申地强调了，不要浪费，不要大吃大喝，结果到了沈阳之后，这里的情况竟然比哈尔滨有过之无不及，这下主席彻底怒了。

饭桌上，他没有动筷，但同样因为胡志明同志在场，他没有大动肝火，只是沉默着一个劲儿地抽着烟。

之后，毛主席召集了沈阳的市委同志到会议室开会，他生气地说：“我在哈尔滨的时候就提过不要大吃大喝，结果到了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同志们，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本应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按照你们这么吃喝起来，那将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天晚上，毛主席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一件事情反复多次出现，那就不是偶然了，这还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那在他看不到的地方，奢侈、浪费的风气又会有多严重？况且，此时百废待兴，民众生活尚没有保证，这些人究竟有没有将人民群众放在心里？

第二天，毛主席在沈阳召开了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了第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提醒同志们要保持廉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警惕糖衣炮弹。

还十分严肃地说了句：“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想当李自成！”

李自成辛辛苦苦攻克北京打下了江山以后，就从为百姓谋生路的闯王，变成了剥削百姓的大顺皇帝，他领导的下属之间也是各种腐败盛行，于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就从北京被迫撤离了，最终死在了逃亡的路上，成为了历史上做皇帝时间最短的帝王之一。

毛主席经常会用李自成的典故，告诫党务同志们保持警惕，牢记革命初心，一定不可忘乎所以。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外交和经济建设上，但这次东北的考察之行，让毛主席觉察到全国各地存在的干部因吃喝造成的腐败问题，他深感党内腐败问题或许已经到了事态非常严重的地步。为此，主席忧心不已，下令严查此类现象！

期间，毛主席做出了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为了支持志愿军战士们抗美援朝、保卫边疆作战，全国各地开始增产节约运动，而毛主席则意识到反腐败运动可以在同期展开。

就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准备的过程中，一件大案摆到毛主席的案头。

这个案子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刘青山，曾任天津地委书记，时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张子善时任天津地委书记。两人都是河北人，并且都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我党以后，两人的表现一直非常亮眼，积极参加革命工作，并且两人先后经历了抗日和解放战争，并为党和祖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党组织曾对两人曾经的工作成绩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难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建立过功绩。”

但就是这样的革命大功臣，在建国后却任由享乐主义滋生，最终没能抵挡得住功利的诱惑。

建国之初，百废俱兴，地方财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此，党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扬当年在延安的艰苦奋斗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可以自筹财政进行生产发展，即所谓的“机关生产”。

刘青山和张子善二人便秘密掌握了一些“机关”，而支持二人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的是，二人利用职权盗用的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区造船贷款、河工款干部家属救济粮，总计高达171.627亿元（旧币，1万元旧币约合1元新币，下同）。

1950年到1951年，两人先后在兴修潮白、永定、大清、海河等工程时，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还将民工的食品价抬高，先后剥削民工以及窃取粮款共22亿元。造成大量民工因食品恶劣、劳动过度致病、致死。

被享乐主义完全侵蚀的两人，大肆挥霍、浪费，通过贪腐、盗窃和非法经营得来的巨款。买汽车、盖别墅，刘青山甚至染指了毒品。当下属看不下去，对其进行好心劝诫时，他们自持革命有功，“理直气壮”地说：“老子为打江山拼过命，现在享受一点又算什么？”

随着这一贪腐案件调查的深入，相关人员还发现，刘青山、张子善二人作为地方的重要官员，在贪污、腐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时，还形成了官僚集团。

张子善让他的属下称他为“英明领袖张专员”，甚至大放厥词：“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

由于刘长青、张子善二人敛财无数，又位高权重，许多官员和商贩不仅不揭发检举，反而与之同流合污，逐渐地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而遭受压迫、剥削，没权没势的百姓们则是敢怒不敢言。

最后将两人揭发的是李克才。

李克才建国后被派到天津任是天津行署副专员，是刘青山、张子善的副手。作为两人的副手，李克才对他们的行为自然是有所了解的，但他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屡次规劝无果之后，他找到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反映两人的问题。

但这位领导早就被两人买通，他不以为然地摆着手，打断李克才的话：“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的，革命时期累出来的毛病嘛！再说，他不是早就已经改掉了吗？”李克才正打算接话，这位省委领导又语重心长地“劝说”道：“小李呀，你要注意和老刘、老张搞好团结啊。”

李克才走了之后，这位领导还跟旁人说：“卖主求荣，不好。”

而李克才举报完刘长青、张子善二人不久，张子善便派人送了两百万到李家，当时李克才的妻子刚生产之后不久，张子善说这笔钱是他们两人的贺礼。

刘长青、张子善以为这次依然能够破财消灾，但没想到李克才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这笔钱。

刘长青、张子善两人就算本领通天，但也不敢在建国后杀害党务人员的事情，但是企图利用自己疏通的关系将两人调走。但当时中央的一纸调令，将刘青山先调走了。

后来，李克才知道了中央想要严查官员腐败的意思，所以在一次省代表大会上，对二人的行为进行了检举揭发，但是当刘青山、张子善被抓捕之后，一些同志却以两人曾是革命大功臣为由，希望河北省委对两人网开一面。

而这一重大事件也被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

毛主席看了拟将刘长青、张子善逮捕处以死刑的消息后，立即批示：“传阅周总理、朱德后，由杨尚昆办。”

面对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之后，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注下，刘青山和张子善经公审后被处以枪决。在反腐的问题上，毛主席向来是果断、决绝的，但正是因为毛主席的如此魄力，才守住了无数革命先烈用头颅和热血换来的新中国。

而这些事情的发生也让毛主席意识到，相较于增产节约，“三反”问题显的更加迫切。

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情况，加上刘长青、张子善贪污案，为“三反”运动树立了典型，至此，“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展开。

东北地区做了急先锋，率先对党内官僚主义和反贪污浪费问题展开了调查。反腐运动在东北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东北党员中的贪腐问题被一一揭发。

经仔细调查之后，一封详尽的报告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中，其中内容表明，光是沈阳的部分单位存在问题的就有3000多人。

并且东北地区作为国内离抗美援朝前线最近的地方，还有许多不管实事只摆架子的干部，在他们的不作为下，工程没人问，百姓没人管。如，东北铁路系统中就积压了上亿元的材料，没人去处理。

毛主席看着报告，椎心泣血，他决定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三反”运动。当天，中共中央就正式印发了红头文件——《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该决定指出：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名为《向贪污行为做坚决斗争》的社论，文中表示：

“在东北地区率先展开的反官僚主义、反贪污斗争经验表明，官僚主义、贪污浪费正是当前全国增产节约的头号敌人。”

三反运动在全国各地也逐渐展开以后，发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官大有人在，贪腐的现象不是个例，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些地方甚至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好几倍。

仅仅过了十几日，毛主席向全国号召检举和坦白：

犯罪较轻者进行批评教育；犯罪情节较重者则撤职惩办、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最严重的贪污犯，也就是情节恶劣者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如果能解决问题，全中国枪毙一万乃至几万贪污犯也在所不惜……

又过了几日，毛主席再次指出，各个地方如果为了更加利于发动群众，需要杀几名贪污犯，也可以这样做。

在毛主席的这种决心之下，“三反”运动顺利进行，中央各部委先后向中央呈上报告，报告中初步估计，机关部门中，贪腐人数高达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

贪污人员的特征表现为：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上级要严重于下级。而贪污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预算上造假，在款项使用时制作两套账本；二是以改善生活作为借口，明目张胆挪用公款。另有受贿、盗卖国家资产给私商、监守自盗、窃取折旧费用等等。

对此，毛主席表示：“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因而，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动了“三反”运动。“三反”运动进行了快一年以后，中共中央才批准了结束报告。

据统计，在在“三反”运动中涉及的900万人中，接受处分的占到4.5%左右；惩处贪污1000万元（旧币）约10.5万人。

另有，42人被执行死刑、9人被判为死缓、67人被判处无期徒刑、994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在毛主席的雷霆手段之下，官场风气一时间清廉无比。

毛主席一生最为痛恨贪腐作风，他曾说：“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而他本人，则是一生贯彻清廉作风，不搞特殊化、所有的礼物一律充公、在国家困难时期曾七个月没有吃肉……

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违背党的根本宗旨，而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不正之风被及时肃清，党的执政根基没有被动摇，新中国才能够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一场战役的胜利影响更加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