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是正确军事术语？杜聿明淮海战役现身说法

其实这是个被以讹传讹的军事术语，它的原文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特指在军事通讯水平低下的古代战争中，统兵在外的将领需要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决定进退，而不是完全依照皇帝的命令。毕竟诸事请示是来不及的。哪怕是所谓的600里加急或者800里加急，皇帝的诏书也会姗姗来迟，而战场形势却是瞬息万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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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道怎么就演变成为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似乎掌握军队的将领完全可以临机处置任何突发情况，这是谬误，随着军用无线电和有线通讯的普及，将在外军令也必须接受，这是现代战争的指挥原则！因为军事统帅可以即时掌握战场实际情况和下达相应的作战命令，如果将领们再拒不接受，那军事指挥体系还有什么意义？

《亮剑》李云龙同志的亲身遭遇已经用事实告诉大家了，八路军总部给新一团下达的命令是：在772团的接应下从俞家岭方向突围，李大脑袋团长根据战场情况临机决断，全团向当面之敌发起反冲锋，从日军坂田联队的正面突出。战斗确实起到了出敌不意的奇效，新一团胜利地全身而退，但是结果呢？不但没有嘉奖，李团长云龙还被下放到边区被服厂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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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八路军副总指挥处罚李云龙之前说的明白：“战场抗命这个毛病惯不得”，新一团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对军事指挥的权威性造成了破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军事顾问团曾经不无尖刻的评论到：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在于他不能乘坐飞机与手下的将领们会面。

言外之意，毛主席只需要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可以通过电文指挥全国战局，并且重大指示和命令都会得到贯彻执行，而蒋介石虽然飞来飞去召开现场军事会议，但是将领们却经常阳奉阴违，这就是根本性的差距。所以，将在外必须执行命令是一回事，发布命令的水平又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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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勉强还算可以，但是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拙劣，偏又酷爱越级指挥甚至直接干涉作战一线的布署，朝令夕改，经常给他的黄埔将领们带来巨大的困扰，“微操大师”的名号即来源于此。它同时造成的一个恶果是，前线嫡系将领只服从于蒋介石本人的电令，而对直接上级或者是战区统帅的命令置若罔闻，从而使蒋军的作战指挥体系混乱的一塌糊涂。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杜聿明在南京已经成功说服蒋介石，放弃徐州放弃黄维，由他亲率徐州的三个兵团迅速南撤至淮河南岸待机，再寻找机会北上解救第12兵团。杜聿明飞回徐州，秘密率领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的30万人马南撤，华东野战军一度措手不及。然而12月3日逃至孟集（非陈官庄）时，却接到了空投而来的蒋介石亲笔信，以十分严厉的口气命令他折返救援黄维兵团，再次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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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聿明的第一个念头是不执行这个愚蠢的命令，按原计划继续向永城方向撤退，但是少倾便犹豫起来，他后来回忆道：“万一沿途遭到截击，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又不能照预定计划解黄维之围，蒋介石势必迁怒于我，将淮海失败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我，这样，我战亦死，不战亦死”，无奈之下，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召集三个兵团司令官商议，以便“集体承担责任”。

杜聿明首先传阅蒋的亲笔信，然后说：“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全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主力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认为亲笔信措词严厉，只有打了。于是杜聿明集团在南撤三天之后，又掉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试图向黄维兵团靠拢，终被华东野战军截击并完成战术合围，1948年12月6日，几个军头再次碰面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

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认为救援黄维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请主任（杜兼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当机立断，才可拯救大军”，进攻受阻的邱清泉转而支持：良公的见解高明，而李弥则表态：“请主任决定，我照命令办”，三个司令一个比一个贼。

杜聿明懊恼不已，如果三天前这几位兵团司令支持“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理念，不顾黄维兵团而全速南撤，那就不是眼下的处境了，至少可以保全住这三个兵团的主力，现在如果掉头突围，不仅违抗了命令，也未必能保全部队，根本无法向蒋介石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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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几个兵团司令的力劝下，杜聿明还是下达了全军分散突围至阜阳集中的命令，然而突围行动甫一开始，孙元良兵团就几乎全军覆灭，于是杜聿明再转攻为守坐困陈官庄，直至一个月后全军覆灭。

与之鲜明对照的是，西柏坡只决定大的战略，并要求各战略区不折不扣地执行，而对具体战术行为从不过分干涉，淮海战役期间曾经专电总前委：“紧急情况下，你们可临机决断，不必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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