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先知》：徐峥和他的“弄堂史诗”

国庆档为电影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

大盘连续六天维持在6亿以上，总票房超45亿，在长期的疫情后遗症后，中国电影市场终于在这个档期回暖，一扫暑期档的颓靡，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信心。

这再一次说明了：观众还是会对好的故事有极高的热情，好的电影也还是具备带动市场的能力。

而说到国庆档，就不得不提到连续三年在国庆和观众见面的“我和我的”系列了，今年的《我和我的父辈》票房已破十亿，口碑和观众号召力，都延续了“国庆三部曲”一贯的影响力。

从筹备初期，这部电影就较受关注，单元篇章式的组合也在两年前完成了受众认知的传递。

今年的《我和我的父辈》系列其实是以传承为切口，展现祖国长远历程的影片。和系列的前两部一样，我们仍然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非常有趣的主旋律现象：创作者们深谙将主旋律回归于「人」之道，他们讲述的是小人物的故事，却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宏大的家国情怀。

而在这一部里，尤其是徐峥的《鸭先知》会令人眼前一亮。

这个故事继承了他的一贯风格，以一种颇为精巧的方式进行了切题。

“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比喻，说的就是那些脑子活、胆子大、能够敏锐地站在时代风口上的人。面对「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宏大的时代命题，徐峥选择了一个小而精准的切口：中国大陆第一个拍广告的“鸭先知”。

于是，故事又回到了他最擅长的市井小人物上。

最近《我和我的父辈》发布了一组幕后纪实节目，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少剧组的幕后趣事。

而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名场面，是两代导演共同坐在了监视器前，而徐峥要负责“教”张艺谋演戏。

在《鸭先知》里，张艺谋导演时隔24年再度回归演员身份，虽然只是客串片中的电视台台长一角，但那句“别蒙我，我可拍过电影”，堪称影片一大彩蛋，让不少人都津津乐道。

此处的喜剧感浑然天成，但其实看了花絮才知道，背后也精益求精地NG过了许多次。

看似简单的一句台词，该怎么说，用什么神态来说，都经过了反复的揣摩和调整。

甚至徐峥自己还亲身上阵，换上中山装，为张艺谋导演示范过一次。

笑归笑，这其实也侧面反映出了，作为一名演员出身的导演，徐峥其实很懂得要怎么去指导演员、启发演员。

看完花絮的另一个感受是，没想到，徐峥还真有强迫症。

相信大家看过《鸭先知》，都会对影片里的复古美学印象深刻。

充满年代感的图形画幅转场。

形态规整、排布对称的构图……都构成一种工整和谐的美感。

看过片场花絮后你会发现，为了追求置景道具工作的工整与对称，徐峥几乎把剧组逼成了强迫症。

人物要对称，墙上的印刷口号要对称，甚至小到弄堂口的两个瓷杯……

也要对称。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

不过，这其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除了创作美学上的考量外，还有一层很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还原1978年老上海的街景，实在是太困难了。

从影片中的一个细节能看出来：片中的上海街头，始终给人感觉“很素，很单调，很干净”。

那是因为，1978年的上海，既没有空调外机，也没有广告牌——这也恰好暗合了影片“中国大陆第一支电视广告”的主题。

但现在再想找到这样的街景，几乎是不可能了。

因此，为了真实还原年代感，有不少镜头，包括街头打太极拳、还有公交车上的整场戏，其实都是外面围了一层绿布拍摄，再由后期来进行合成。

而在运镜上，也只能尽量使用平移镜头，避免过多的镜头运动而导致穿帮。

有趣的细节彩蛋，其实也不止于此：街头的电影海报，是《祥林嫂》《一江春水向东流》《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和《追捕》。

“《祥林嫂》还要看两遍啊？”也成了影片一大笑点

铁饭盒、收音机、宣传栏张贴的手绘海报、国企干部标配的海派蓝西装、妈妈们精心卷烫的卷花头……

一切都让人有种“穿越”回1978年的感觉，这同样也是因为剧组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找了许多那个时代的资料和照片，甚至完全按照老照片，来1：1还原了部分镜头。

倪虹洁在片中出演了“参桂养荣酒”广告，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广告女郎”。而在戏外，她本人也的确曾被评为“全国十大广告明星”之一。

另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是，《鸭先知》有许多地方，都和两年前的《夺冠》遥相呼应。

不仅男主角“冬冬”回来了，作为拍摄地的上海弄堂是同一条，连演街坊邻居的群众演员们，也还是同一拨人。所以可以说，所有人都是带着“角色”回归的。

看过《我和我的父辈》后，很多人评价《鸭先知》，都会用两个词——轻松，愉快。

很显然，这种观感并不仅来自于情节，也相当直观地来自于影片风格化的视听语言。

正是这种种用心良苦的创作细节，加上考究的置景、工整的构图，以及绚丽明亮的画面，才构成了一幅颇具童话色彩的复古大上海图景，让我们沉浸在这个复古又新潮的“电影梦”里。

赏心悦目的视听加成之外，《鸭先知》也的确是讲了一个好故事。

尤其是，在拍广告的事件背后，我们看到了一组微妙而生动的父子关系。这也体现出了徐峥一贯的创作思路：故事的核心，永远都是人。

影片的开头就有种戏剧的巧妙：儿子冬冬在班上声情并茂地朗读作品《我的爸爸》，侧面引出了父亲赵平洋的形象——父亲胆子大、脑子活，被街坊邻居们夸奖为“鸭先知”，也是儿子心中的偶像。

但接下来，剧情却立刻反转：原来“鸭先知”这个词，并非夸奖，而是嘲讽。爱吹牛的父亲，也让儿子在同学们面前丢了脸。

父亲努力卖酒、拍广告，既是为了挽回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同样也是为了重新得到儿子的信任。

而拍广告的成功，不仅修复了父子关系，也影响了孩子的成长。长大后的冬冬，继承和学习了“鸭先知”的创新精神，成了一名工程师——到此，“鸭先知”又变回了一个褒义词。

毫无疑问的是，在《鸭先知》里，徐峥再次展现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喜剧语言。

他并没有堆砌笑点和梗，追求单纯的爆笑效果；而是从剧作、叙事、表演的多方维度，去构建了喜剧元素。

在类型上，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市民喜剧：

故事的基调“笑而不闹”，对于家庭、邻里和弄堂里的市井生活，都有着活灵活现的、鞭辟入里的刻画。背后所显露的，是一种既有机锋、又充满人情味儿的幽默感。

而从剧作的角度来看，创作的思路和编排，则充分体现了徐峥的学院派功底：

一方面，故事逻辑清晰，生动有趣，始终紧扣父子关系和“鸭先知”的主题而展开；另一方面，情节层层反转、充满戏剧冲突、结构精巧而紧凑，有种高明的韵律感。

而最终，一个好的喜剧，往往具有某种令人笑中带泪的魔力。《鸭先知》也不例外。

看到最后，很难不被这个故事里的父子关系所打动。

儿子人小鬼大，父亲童心未泯，很多时候，冬冬与赵平洋之间既是父子，亦是朋友。这种轻松的、平等的、没有障碍的交流，正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亲子关系。

虽然冬冬偶尔也会跟父亲闹别扭，但在最关键的时刻，他还是最愿意相信父亲的那个人。这种赤忱的、无条件的信任，让影片有了最温情的底色。

而在“拍广告”这件事里，我们更是看到了父子二人的并肩作战。赵平洋和冬冬的相处，打破了传统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窠臼，演变成了两代人的互相信任和互相成就。

另一方面，赵平洋对儿子的言传身教，看似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诙谐的诗句，其实更是一种动人的时代精神。

回忆起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我们总会想到蓬勃的生命力、机遇、梦想和未知。曾经有无数勇者踏上未知的征途，在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面前，成为了弄潮之人。

而在赵平洋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勇于探索、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他敢于尝试新鲜事物，也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面对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去挑战风险，去走那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魄力。

这种精神曾被前人所发扬，但也更需要为后人所传承。如今的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变化最快的时代。每一个行业都在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止步不前，就会被时代抛下。

这样说来，其实当代的我们更需要这样的魄力。不能依赖环境，而要敢于去打破惯性，去尝试，去适应，去创新。

在这一层面上，《鸭先知》同样也有着明确的现实意义。

从之前的“囧”系列，再到“国庆三部曲”中的《夺冠》《最后一课》《鸭先知》，我们能从中看到徐峥一脉相承的创作风格。

他的作品里从来都没有高屋建瓴的说教，他所拍摄的只是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个小人物的嬉笑怒骂。但就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总是能够勾连起一种全民回忆。

一方面，这要归功于他扎实的戏剧功底，以及科班出身的学院派风格。

徐峥从很早就开始进入到戏剧这个领域，中学就被选拔进上海市少年宫话剧社，在上戏读书时就开始自编自导自演话剧，26岁时更是凭借《股票的颜色》获得了话剧界的最高荣誉“白玉兰奖”。

年轻时的历练与积累，为他此后的创作提供了养分，也让他早早地掌握了创作者的视野和表达。

而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演员出身的导演，他尤其擅长于转换角度，去调度演员、调节表演。不少合作过的演员，都会对徐峥导演有很高的评价，他懂得如何去体察演员、与演员沟通。

最终，演员与导演的双重身份，也得以令他反哺创作。他会更关注角色、更注重将故事落脚到人性、人的成长。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徐峥每次都可以在一个宏大的命题里，找到精确的切题概念。

因为他的创作思路总是从普通人、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出发。以人为本，以小见大，以小人物的视角来讲述大的社会话题。

他懂得用一滴水去折射太阳，他能够将那些重要的历史瞬间，与普通人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用最微小的概念，来影射最宏大的时代观。再用这些故事，来真切地打动银幕前的观众。

当然，身为创作者，他也很清楚，当观众在看别人的故事时，总是希望能从中看到自己。

所以徐峥所做的另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自己」。

他擅长于描绘真实的小人物，也不吝啬于展现人物身上的肌理和缺点。

赵平洋精于算计，是个典型的上海小市民；冬冬尽管爱父亲，还是会嫌弃他、跟他闹别扭……而他身边的一众街坊邻居，更是人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人人都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如何让观众觉得这些人物都非常贴合、传神，这既得益于丰满的剧作，也来源于成熟的表演。但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生活里去。

赵平洋的怂、卑微、精明，和他的大胆、魄力、顾家，再加上那两撇小胡子、结实的肚腩，就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人。

他有市井气，也有烟火气。他让我们想到自己身边的某个活脱脱的上海男人，很亲切，很熟悉，也很可爱。他身上矛盾的地方，就是人性的闪光之处。

还记得徐峥曾在采访提到过，自己很喜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米格尔大街》。这本小说集里，每一篇都在讲述一个普通居民的故事。

现在看来，徐峥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从《夺冠》到《鸭先知》，他总是在拍同一个弄堂，在拍小人物的故事。但从这些小人物的群像身上，却能看到一个时代。

于是，“即便是一条弄堂，也可以有史诗”。

或许，这也正是徐峥的功力所在：看似他所讲述的故事，总是有种轻盈而灵动的质感。但其实在故事背后，永远不乏充满厚度的作者表达。

而他总是这样，“不经意间，就把时代的天翻地覆拍出来了”。

实际上，徐峥一直保持着作为创作者对好内容的热情和进取之心。于他而言，喜剧是一种类型，但他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思考和表达。他希望能在创作里探索生活，探索人性，也找到一种价值观。

而一路走来，他讲述的总是中国人的故事。他会在作品中思考中国人现实的困境，会探讨不同的中国式家庭关系，也在拍摄中国的个体标签与时代命运。他从未放弃过自己作为创作者的本心。

从《鸭先知》再到“我和我的”系列，我们见证了本土主旋律电影在过去几年里的发展：2019年的《我和我的祖国》是惊喜，而短短三年，“国庆三部曲”已经是一个成熟的IP。在树立了广泛的国民认知度后，这个系列并没有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反而仍然能持续带来新鲜感。

如《鸭先知》这样一部融入了鲜明视听风格的作品，在以往同类型题材中是不多见的，而它以及父辈中另外三支短片此番的“接力呈现”，也打开了本土主旋律电影在未来的崭新面貌和可能性。

这些作品延续了家国情怀，始终从小人物身上汲取创作源泉；但在此基础上，其创作风格也变得越来越开放、多元和轻盈。无论在类型上的大胆融合与突破，还是在创作中寻求更年轻化的表达，所体现的都是中国电影人们身上一以贯之的艺术追求，和不断去探索与改变的创作自省。